全球供应链在国际政治面前是脆弱的，随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对华高科技出口进行限制将会是美国长期使用的王牌，只有高科技才能铸造“国之重器”。增强自主创新是增强国家实力的坚实基础，通过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的电子业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调整结构与转型升级、不断沿着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新加坡半导体产业自1965年形成至今，经历了五个阶段、三次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由最初生产低值的电子工业品配件发展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晶圆代工模式，同时半导体产业也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转为创新与知识密集型产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本文通过研究新加坡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沿革，探究其转型升级路径，从中汲取经验，为我国半导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一些启示，以期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产业升级层面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新加坡电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历程
新加坡是全球电子领域的卓越中心，作为开拓和管理新兴市场的理想选择，许多国际顶级电子厂商纷纷将其研发中心设在新加坡，此外，全球10%的晶片以及40%的硬盘媒体都制造于新加坡。半导体产业也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约占该国制造业增加值的30%。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数据表明，截至2017年底，新加坡共拥有14家硅晶圆制造厂（含世界三大晶圆代工厂）、15家半导体装配和测试厂、9家世界排名前十五的无生产线集成电路设计公司、6家世界顶尖的集成器件制造商以及3家世界顶尖的硬盘制造商。
1965年，随着英国资金和大量商人撤离，新加坡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失业率高达14%。为解决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新加坡政府决定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多元化，改变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结构，实施引进外资政策，谱写新加坡工业化蓝图。因此时恰逢美国硅谷、欧洲和日本电子产业出现爆发式成长，而电子产业又可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所以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通过承诺提供和平工业关系和多项优惠政策，成功说服多家世界知名的电子企业把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搬至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新加坡，这为新加坡电子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
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七十年代新加坡的失业率降至3%左右，但电子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新加坡劳动力日趋紧张、薪资飙涨。为稳住投资者信心，新加坡通过引进邻国劳动力、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四小时轮班的灵活工作制等多项缓和措施解决劳工供给不足的问题。职工总会的领导人被委任政府部门高官，工会代表也被增选到各政府部门参与相关经济政策的草拟，这使得政府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密切，成功地构建了新加坡劳资官三方长期协调合作的和平工业关系。
随着新加坡经济的猛涨，薪金飙升开始失控，再加之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大量外资进入，新加坡于1980年6月发起了朝着研发、工程设计、电脑软件服务业等一系列知识密集型产业迈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决定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亚洲邻国，而在本国推出“总部计划”，集中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使电脑、电脑附件制造业等电子行业成为先导产业。除了对制造业的规划，政府还将新加坡作为一个全面的商业中心推向国际市场，经济发展局开始积极吸引金融、教育、生活、医药、IT、软件等领域的国际性服务公司。新加坡电子产业本次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加坡技术队伍和熟练人员规模的不断扩大。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新加坡的技术队伍和熟练工人数量由于大批跨国公司的进入而使其远远不能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新加坡政府及时做出应对措施，扩大专有产业人才规模以缓和这一矛盾，满足了跨国公司和本国经济发展对技术队伍和熟练人员的需求。
首先，在人力资本要素培养与提升过程中，需要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新加坡人力资源政策是由相关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联合制定的。人力部成立全国人力理事会，该理事会负责统计国家中长期人力资源需求与制定计划。贸工部、教育部、经济发展局等多个国家机关参与理事会的计划制定。此外，产学研结合与反馈也是提升人力资本要素的重要渠道，企业在大学校董会和顾问委员会均有席位，并且参与学校课程的制定，大学也有多个渠道与企业开展合作。为了进一步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国产化，1991年新加坡成立微电子研究所IME，承接新加坡政府以及国内外企业的项目；1993年由佳能、HP和TI等公司联合投资建立了技术半导体DRAM公司，不仅提升了新加坡半导体设计生产的能力，同时也带动了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升级；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世界电子工业需求下降，再加上新加坡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大量跨国电子公司开始外迁。
20世纪末的新加坡半导体产业开始迈进知识、资金、高科技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晶圆代工领域。晶圆代工行业的附加值相当高，当时在新加坡从事硅晶片制造的工厂，其员工每人每年创造的附加值达50-60万新元，而从事电子工业试测和装配的员工每人每年创造的附加值却只有8万新元。新加坡的晶圆代工产业的快速发展依赖于我国台湾地区晶圆代工厂商的投资。由于前期设立的晶片制造园和部分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新加坡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便迅速形成了晶圆代工产业集群。新加坡晶圆代工企业尤其是特许半导体公司投入大量的资本进行自主创新，将核心产品做得越来越细致，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势。目前新加坡政府正在引导电子业逐渐朝微电子以及生物工程方向发展，以期将微电子和生物工程产业结合起来提升传统电子业未来发展的层次，形成一个新的且至少能够在今后二、三十年保持发展优势的产业。为此，新加坡政府将生物工程学院，生物材料研究院等与微电子研究所联合起来，推进新加坡电子业向微电子、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
新加坡半导体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经验
参与全球价值链，发挥动态比较优势
全球价值链是推动亚洲贸易奇迹般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新加坡的半导体工业发展以及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半导体工业进行功能整合、建立新的生产线，研发新的多元化产品、重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在全球化基础上进行价值链重构与演进。在电子工业发展中，新加坡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用一种务实的、动态的观点来看待其对私人部门的引导和干预，并且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观念融合在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之中，避免了简单地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复制。
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共同发力
新加坡半导体自建国初期形成至今，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转为当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规划、引导与支持以及企业的自主创新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从新加坡电子业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新加坡电子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过程一直都离不开政府的极力引导与强力支撑，这与新加坡政府主导型经济密不可分。实际上新加坡整个半导体产业集群生态系统都是由新加坡政府主导所形成的，并且政府总能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完善与协调该生态系统，确保电子产业集群得以顺畅发展。这反映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于国家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审时度势，实现从“追赶者”向“领先者”的转变
世界上每个经济体处于产业升级和人均收入的不同阶段，即处于技术水平和要素比例动态比较优势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具有相应的阶段性，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历了多个产业升级的阶段，每个阶段与其相应的要素禀赋（资本劳动比）和技术水平相适应。尽管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但这种改革路径符合发展的最优顺序，即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低技能的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最终转向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级阶段。
新加坡半导体产业最先通过拿来主义发展，随后通过自主创新形成本国自身的独特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就是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从以高度依赖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应用型创新模式，逐渐转变形成以本地企业为重点的创新与应用平衡的产业创新模式。晶圆代工产业模式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代表，首先依赖跨国企业的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效应，然后通过本国企业与跨国企业融合发展，产业能力逐渐深化的本地企业开始不断地进行自主研发与创新，最终形成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主导优势。新加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即进入到一个自主创新、强化自身产业主体能力的时代，在这期间新加坡基础研究迅猛发展，催生了许多本土高新技术企业。
产业升级是新加坡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新加坡政府力求做到“未雨绸缪”。当一个产业被认为仍处于朝阳时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时候，政府就提出了下一步的发展蓝图，规划产业的发展过渡方向，并引导企业做好准备。“求生”是新加坡建国至今的主题之一，该国政府通过建立下一时期的核心技术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源于新加坡对于危机与生存的密切关注。新加坡国土面积小，再加上缺少自然资源，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选择这种不确定性较大且风险较高的产业发展模式，因此必然会形成“求生”心态，且文化—产业的升级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
中国半导体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思考
我国政府应如何实施有效政策支持半导体产业长期的创新与发展，提升半导体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作为后发国家，应借鉴新加坡经验，系统且务实地学习和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案例，提升本国的政策能力，从更宽泛的公共政策角度来扩大政策空间，创造出符合本国实际的政策组合。
从长期看，应该加强以下工作：首先，为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需要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建立开放竞争环境等方面确立相关原则；建立开放、透明的标准，坚决打击假货，保证市场的公平、自由与开放；放宽放开对外资的限制，让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投入。其次，国家应加大力度积极鼓励与支持化学、物理等学科的基础性研发，促进下一代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发展；增加企业竞争研发的资金支持，加强行业内企业间竞争前在新材料、新制程技术等实用性的技术研发；有效的产业政策需要结合税收、贸易、人才、技术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此外，在税收方面，要给企业提供研发的税收优惠；在贸易方面，加快市场开放进程，积极支持信息技术协定等全球性贸易政策逐步落地；在人才方面，不局限于本地的竞争和对抗，加强吸引全球优质人才资源，将本国构建成全球价值链中具有高附加值的地理区位。
【本文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
责编：李 懿 / 杨 阳（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