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的缘起
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就此打响中美贸易战第一枪。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USTR）公布《中国贸易实践的301条款调查》，认定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动、政策和实践是“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对美国商务活动不利。就此，3月23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价值3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
4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基于301报告结论，公布将于7月6日对1333种、总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4月4日，中国宣布对106种、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包括了大豆和波音飞机。4月5日，中国向美方提出WTO磋商请求，正式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4月18日，美国表示同意就征税措施与中国在争端解决机制下磋商。
从今年5月开始，中美之间进行了三次贸易谈判。第一次中美贸易谈判，双方各提清单，因分歧太大而无联合声明；第二次谈判，双方达成六大共识，但在核心的知识产权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只有几句简单表述，共识不多；第三次谈判，中国提出700亿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条件是美方停止301条款的关税进程，但是，在这点上也没有达到多少共识，谈判结束后，中美双方各自发表简单声明，自说自话。所以，第三次中美贸易谈判与第一次无果而终相比也好不了多少。其中，更为匪夷所思的是，第三次中美贸易谈判之前的几天，即5月29日，美国再次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高科技产品加征关税，并要在6月15日公布具体清单及在这之后不久实施。
6月15日，美国不理会中国警告，正式公布对中国新一轮制裁的关税清单，落实向包含先进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指出，加征的中国商品有1102种，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涵盖的高科技产品，包括航空、资讯科技、机器人、工业机械装置、新材料及汽车，但不包括美国人会购买的普通商品，如手机及电视。其中，总值340亿美元的首批818种商品，将于7月6日起额外征收25%的关税；第二批总值160亿美元的284种商品，暂时列入建议征税清单，具体时间再确定。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强调，如果中国出台报复措施，美国将会进一步加征关税。
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强硬回应，将出台同样规模、同样力度的关税措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随即在6月16日凌晨1时27分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545项约340亿美元的农产品、汽车、水果等商品，于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其他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即对美国的关税政策以牙还牙。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这也意味着以前双方达成的贸易成果都化为乌有。
从中美两国6月份开出的征税清单来看，与4月份的清单相比，中国基本是延续了4月份的清单，只是更加侧重针对美国的农产品；而美国则减少了平板电视、医学用呼吸仪器和空调组件等商品，新增了包括半导体、电子和塑胶等产品。也就是说，美国开出的清单针对的是中国所需要的“先进工业重要技术”，也就是和2025计划有关的产品。双方清单的政治意味都十分明显。
中美340亿美元贸易战在7月6日正式开打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两周内要推出160亿美元清单，完成500亿美元的两段走程序。特朗普还威胁，如果中国要反制，他最终会出台超过5000亿美元的清单。之前他曾说如果中国报复，美国将推出2000亿美元清单，如果中国再报复则再推出2000亿美元，共4000亿美元，这次又加码到5000亿美元。如果这样，这个关税清单则基本上涵盖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全部出口。7月10日，美国公布了新一轮关税清单，这张清单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器、家具等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一场中美贸易战正在向纵深发展，未来前景如何是相当不确定的。此外，6月末，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新的外资审议法案，以强化限制，表面上虽非明文针对中国，但实行上完全可以更高效及全面地封杀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如目前便公布拒绝中国移动到美国营运，估计今后类似的案例会陆续而来。
美国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第一枪之后，中国则以对等的方式对美国开战，即中国对相当金额的美国进入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但是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开出第二枪之后，中国更多的是进行舆论上的反击，而没有开出具体的征税清单。有报道认为，中国正在研究从其他方面采取反制办法。也就是说，这场中美两国贸易战会真正地继续打下去。到7月20日为止，中美两国还没有走向谈判桌的意愿。这场中美贸易战如果真的打下去，那么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或双输。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在这场中美贸易战中谁先败下阵来。
根据复旦大学华民教授的研究[1]，从历史上的贸易战来看，每一次贸易战都会是贸易顺差国败给贸易逆差国。200多年前的英国对美国、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对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对美国，这三场经典的贸易战案例，都是以贸易逆差国战胜贸易顺差国而结束。在华民教授看来，这两类国家所面临的贸易失衡总是异质的。贸易逆差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支出超过储蓄，而贸易顺差国所面临的问题则是产能大于需求。当这两类异质国家开展贸易战时，贸易逆差国的调整过程是向平衡回归，而贸易顺差国的调整过程则是具有灾难性的“去产能”。调整的性质不同，其结果当然迥然相异。
就目前中美贸易战的情况来看，中国是贸易顺差国，美国是贸易逆差国，而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3700亿美元以上。如果中美贸易战要求中美贸易关系的调整，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那么中国或是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或是减少对美国商品的出口，或两者同时进行。而中国减少对美国商品的出口，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去产能的过程。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下，城乡二元分化仍然十分严重，由农村人口比重过高所造成的总需求约束和由刘易斯增长所造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出口来完成。因此，由中美贸易战所造成的去产能，不仅可能造成总需求约束更为严重，而且可能会加剧刘易斯增长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并由此引发中国经济的严重危机。所以，根据华民的理论逻辑，中国不能与美国及世界各国打贸易战。
还有，当前美国总统的贸易顾问认为[2]，要让美国强大，就得重走20世纪美国政府的老路，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因为，1918年一战结束时，美国平均关税不到20%；之后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一系列法案提高关税，到1929年美国关税上升到28%；《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诞生，美国再次大幅度提高关税，之后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上长了57.3%。虽然这些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更多的是保护了美国产业，为二战后美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不过，陈志武教授则认为[3]，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这是非常让人担心的。之前美国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引发了1929年10月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以及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并由此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最后引发了军事危机，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目前全球的形势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积累多年的全球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并由此演变出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等新情况。从这些发生的事件来看，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差不多，全球各种危机已经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政治社会危机阶段，离军事冲突或危机只有尺咫之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场中美贸易战再打下去，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对中国的伤害可能会更大。这也意味着，对中国来说，这场贸易战最好是不打，但现在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么中国如何以好的方式来结束这场贸易战而不走历史上贸易顺差国最后以失败告终的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这场中美贸易战不仅会严重冲击中美两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而且会全面影响全球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最后是否会引发军事危机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然不能以历史类推，但是只要这种风险存在，对全球的社会经济及政治都是灾难性的。因此，要想引导这场中美贸易战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就得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及反思，就得在理论上把握好这场中美贸易战的根源实质，探究其内在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有效化解这场中美贸易冲突的方式。本文希望在这些方面有新的尝试。
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及意图
对于这场中美贸易冲突为什么会发生，目前讨论甚多，众说纷纭。不过，如果不能够站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与研究，要找其根源、把握其问题的实质并非易事。从近几年全球各国的政治生态来看，具有极端民粹意识的政治事件频频发生，如美国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意大利选民投票给极端民粹党等。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现代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社会精英聚集有关。2017年12月，科勒（Timothy A. Kohler）等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4]，他们通过对遍布全球的63个考古遗址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从一万年前开始，到晚期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每次技术创新都使得人类财富的差距拉大。这是一万多年来的大趋势。根据陈志武的观察[5]，这种趋势在1780年前工业革命之后的140多年里达到顶峰。但是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0年的时间里，经过政策的调整，发达国家的财富收入差距总体上在不断地下降。但是，20世纪80年代信息时代到来，新的一轮全球化发展使发达国家的财富收入差距又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6]由于财富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没有分享到这一轮全球化及信息化时代的经济成果的失意者也越来越多，他们需要寻求代理人来释放压力、改变现状。可以说，特朗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所以，如何来改变现状，是特朗普的第一政治要务。
张宇燕等人认为目前中美关系开始进入质变期。[7]这种中美关系的质变可以概括为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所谓的“接触政策”，就是接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让中国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并让中国逐步成为分担美国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所谓的“规锁政策”，就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相比，“规锁政策”不是通过孤立或隔绝等途径等待目标国因内耗与低效而停滞以致崩溃，而是致力于运用综合手段塑造目标国的发展路径、锁定目标国的发展空间。就此，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达得非常清楚，该报告开始将中国和俄国定义为竞争对手[8]，而且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也刊出了对40年来中美外交关系全面反思的文章。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2018年第3～4期刊出了《中国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国愿望落空》的文章[9]，该文章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他们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实力，并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实际的预期之上。该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中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界的强烈反响和积极讨论。所以，王缉思、芮效俭、艾伦·弗里德伯格、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丽夏·金、约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学者在《外交事务》杂志2018年第7～8期以《美国误判中国了吗?——辩论接触政策》为题，对《中国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国愿望落空》一文进行讨论，坎贝尔和拉特纳对点评进行回应。[10]文章的核心就是如何反思前几十年来的中美外交关系及如何调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朝野上下已经形成了共识[11]，即中国“精明地”利用了现有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多边经贸框架，从而占了美国的“大便宜”，中美关系开始进入质变期。这也是近来美国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法案都以高票或全票通过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正是在这样两个大背景下，美国政府高调地挑起了这场中美贸易战。
对于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目前主流的意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当前中美贸易关系不公平、不正常，从而使美国与中国贸易出现了3752亿美元的逆差，因此，特朗普就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来扭转这种逆差，即所谓的“逆差说”[12]。还有一种就是地缘政治说[13]或“修昔底德陷阱”说[14]。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就提出告诫：在人类历史上，快速崛起的国家向来倾向于寻求区域甚至全球霸权，这往往导致它们与当下的主导性大国发生冲突。所以，面对中国崛起，面对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一定会借故各种理由来打击中国，不让其崛起。比如，会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等领域防止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中得到好处。当然，除了这两种代表性的“主流意见”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说法，在此不一一讨论。
但是，这些主流意见都只看到问题的表象，并没有涉及问题之核心。因为，对于“逆差说”，既有计算上的偏差问题，计算口径不同，其贸易逆差差距会非常大[15]；也有贸易逆差是否一定是不合理或贸易顺差国是否一定是沾贸易逆差国的便宜的问题。只要两国发生贸易关系，不出现贸易逆差或贸易顺差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两国的要素禀赋优势不可能相同，问题在于两国的贸易关系是不是建立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由于其经济制度的差异很大、经济结构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金融市场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差异及人民生活水平悬殊等，两国贸易关系存在更多的、巨大的资源优势互补的合作空间，但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经常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负向的外部性。例如，由国家异质、本国偏好、市场分割、汇率错调，以及税收扭曲和跨国公司内部的转移定价等而导致的贸易不公平或不对等[16]，从而使两国之间的贸易出现不可避免的一些争端及摩擦。Joseph Quinlan与Marc Chandler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也指出[17]，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差不多每届美国总统都会遇上贸易逆差问题，都会引起不少争论。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及商业项目已经遍布世界各地，美国的利益并不会因为其巨大的贸易逆差而受到伤害，反之，有更多的比较利益。所以，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及贸易摩擦是一种常态，并非是导致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至于政治上的阴谋论或“地缘政治说”更是不成立的。因为，尽管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也达到美国的60%以上，但是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货币意义上的可比性并不是实质内容的可比性，美国的GDP更多的是科技创新产品，而中国的GDP更多的是传统房地产价格上升，再加上2005～2015年人民币持续升值（这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5%以上，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8.27上升到6.14，所以对全球各国实质汇率升值52%以上）[18]，我们根本不用把中国GDP的内涵过分夸大，其与美国相差太远。美国的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而且还体现在教育、人口结构、科技、金融与法律制度及能源独立等方面，在未来几十年内这种优势难以改变。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美国政府根本就不会在“修昔底德陷阱”上大做文章。同样，在这点上中国政府也十分明智。尽管国内有所谓的智库及媒体一直在争论美国是否成为一个衰败中的大国，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形成任何共识。[19]中国政府一直清醒地自视为发展中国家，要努力学习发达国家，以发展自身。
所以，中美之间贸易冲突的实质更应该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准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行为冲突性，是由这种相冲突的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中美贸易政策的异质性。[20]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积极地参与和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价格机制失灵或扭曲，这就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再加上两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及两国在国际贸易分工的地位，使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往往是结构性的，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调整来解决，只能通过政策协调的方式来化解。中美贸易政策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取向是以美国利益优先，强调的是贸易公平性，而不是简单的贸易平衡；中国的贸易政策取向注重的是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并希望以此来改变现有的包括贸易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所以，中美贸易冲突的政策协调空间非常有限。这就必然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或贸易摩擦不可避免，甚至是一种常态。既然中美贸易冲突是一种常态，那么，两国就得以平常心来看待，根本不用对此有过多的担心。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两国政府如何用更多的智慧化解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在这场中美贸易冲突的博弈中取胜，就得不断地对这种博弈过程进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