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应对博弈中的理论反思
一般来说，现代经济学由于基本上继承了近代科技的传统，把研究对象完全数学化，所以基本上是一门没有反思的学科。[21]那么，对于由现代经济理念引申出的经济政策来说，更多的是政府推出来实施就是，很少有研究者再对这些经济政策实施及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与总结，以及理论反思。由于在这场中美贸易战发生前后缺少反思性，所以这场贸易冲突的应对博弈把其缺陷展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理论准备不足，理性的、专业的讨论没有成为主流意见[22]，而是让流言蜚语满天飞。这样，既无法把握住这场中美贸易战问题的实质，更无法知晓特朗普政府挑起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底线在哪里，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是什么，从而使我们在中美贸易战应对博弈中很难找到好的应对方式，甚至还可能造成对局势的错判和误判。尽管也有不少极端的言论，比如中国奉行不计成本、不择手段、不胜无归的“三不”策略与美国进行决战，要不惜一切代价掌握核心技术等，但是这些言论也都没有成为主流意见。主流意见是有理有节地以战止战。比如，清华大学李稻葵的相关报告建议[23]，确定战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练内功。社会科学院余永定的建议是[24]，以战止战，有理有利有节，从容应对。余永定认为这是应对特朗普的“疯人战略”最好的方式。所以，中国政府在第一轮中美贸易战的应对博弈中，更多的是从中国思维方式角度来以战止战。比如，在中国这种以利益为上的社会里，出现任何问题大多会以利益来摆平，而且以这种方式行为政府大都会屡战屡胜。所以，在中美贸易战的应对博弈中，中国政府假定特朗普是一个以利为上的商人，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业余政客，面对巨大的利益，特朗普也如中国商人一样，一切都可商量。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开始与特朗普接触，开出了购买25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合作协议，后来在第二轮协商谈判时，也开出购买美国商品700亿美元的清单。但特朗普政府对此并没有照单收之。还有，美国开出征收中国500亿美元商品25%的关税清单之后，中国开出同等金额的征税清单，主要指向美国农产品，有人分析这可以指向特朗普的票仓，以为这样会伤害到特朗普票仓农民的利益，选民会迫使特朗普退出这场贸易战。结果是贸易战打响之后，特朗普的选民支持率快速上升。所以，在中美贸易战第一轮的博弈中，中国政府以中国思维来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结果促使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可以看到，在中美贸易战的第一轮博弈中，由于中方对这场贸易战根源的本质认识不清，中方更多的是站在国人角度来思考美国选民的行为及特朗普的博弈策略，而把这场贸易博弈建立在几个不合适的假定的基础上。比如，一是假定只要贸易额相等，那么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与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在两国经济和国际供应链中就具有同等重要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减少对美国大豆的进口，不仅没有使美国大豆出口下降，反而使其订单大增。因为，当中国大豆进口转向拉丁美洲时，肯定会抬高拉丁美洲这些国家的大豆价格，而美国大豆的价格优势就会吸引其他需求进入美国市场。所以，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特朗普的选民支持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二是假定特朗普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商人，利益将成为其中美贸易战博弈的准绳。但实际上这样的判断对特朗普是否准确令人质疑。今年5月，美国得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波比斯古（Ionut Popescu）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特朗普不需要大战略：为何计划被高估了》[25]。该文章认为，目前特朗普的行为最令人批评的是，特朗普做什么都缺乏所谓“大战略”，即为国家利益订立长远、连贯、一致的规划，并以现实方法达到这些目标。传统的思维基本上就是如此。但在波比斯古看來，这种传统思维在实践上存在严重缺陷，因为现实社会毕竟不是实验室，精英、领袖在变化迅速的国际环境中准确地分别不同威胁和机会，并预测这些威胁和机会在未来如何变化根本就不可能，要保持长期、连贯、一致的规划更是不可能。所以，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时如何做出即时反应、调整行为力度、适应不断变化的状况，才是一国外交政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这种策略被称为“应变策略”（Emergent Strategy）。所以，波比斯古认为，特朗普那种个人意志强烈、无视美国人权和自由理念的取向，言论出尔反尔的行为，正是“应变策略”的体现。这种分析尽管我们不能够完全认可，但对认识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博弈策略而言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其次，在中美贸易战打响第一枪、对美国开出征收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之后，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虽有一点转变，但仍未走出以往的思维模式。比如，更多的与非美元国家合作及签订更多的贸易协议，以为能够结成一个非美合作关系，让特朗普回到谈判桌上来，改变其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同时，在舆论方面大力宣传特朗普这种逆全球化的贸易政策对美国企业及人民会造成多少损害，对全球经济会造成多少损害，而很少提及中国的问题及所造成的影响。这样一种思路同样值得认真反思。因为，特朗普单边贸易主义的政策会对他国造成多少影响，估计每个国家都会做出自己的评估，并以此找到应对的方式。即使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比如，坎贝尔《思虑中国》这篇文章对中美关系的反思[26]，其重点就放在了“美国政府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实力，并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实际的预期之上”。但是，对中国政府则不一样了，更多地关注外部会发生什么，而不是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如果我们仅关注外部会发生什么，对别人会造成多少影响，而不把焦点放在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及影响，那么要找到一套好的应对方式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这些都是前两轮中美贸易战博弈中我们明显不足的地方。还有，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舆论工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会给市场带来不少的困惑，值得认真反思。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的影响与冲击
中美贸易战爆发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大影响？国际投行摩根斯坦利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27]，美国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施加25%的额外关税，后续再追加价值2000亿美元的10%关税，对中国GDP的直接影响为0.3%；然后还有连锁效果，也就是间接影响，预计会有0.2%～0.3%，加起来为0.5%～0.6%，即可能让中国的GDP增长由目前的6.8%下降到6.2%；也会导致美国GDP下降约0.3%～0.4%，使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0%以上。新加坡星展银行估计[28]，如果中美两国贸易战爆发，对周边参与全球供应链较深的国家，同样会造成较大冲击。就2018年而言，对新加坡GDP增长的影响将达到0.8%，马来西亚0.6%，韩国0.4%；到2019年则会增加1倍以上。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爆发，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与冲击是巨大的。它将造成国际秩序的颠覆及“后贸易战时代”的到来。
还有，中美贸易战爆发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大。因为，贸易商品的价格机制需要调整，这将给市场带来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无论企业还是消费者，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最后的结果无人知晓，一切都在市场博弈中。比如，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开打，国内股市就开始大跌，上海综合指数由1月份的3587点，下跌到7月6日的2691点，下跌幅度达25%。股市快速下跌，将影响企业融资，减弱企业的投资意愿，从而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同时，它正在冲击人民币汇率。从6月15日开始，人民币就开始持续贬值，7月20日人民币中间价狂泻605点，创2015年8.11汇率改革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当天在岸人民币（CNY）及离岸人民币（CNH）兑美元分別跌穿6.81及6.83关口。7月27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跌到6.84。如果以今年最高时的6.24计算，今年人民币累计下跌达9.6%。如果人民币再贬值下跌到2016年的最低点6.96的话，那么该汇率水平将比今年的最高点下跌了11.5%，并且达到2008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计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这个价格水平上，正好是一个巧合数字。如果以2017年出口美国的5050亿美元来计算，出口商品价格可降低约58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他455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那么整体关税增加成本也是580亿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币是否会继续贬值？或当前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如果人民币会继续大幅贬值，那么人民币贬值预是不是开始形成？如果这样，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与影响会有多大？……
可以说，这次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美贸易战的开打应该是最为重要的方面。这场中美贸易战打响的根源在于两种经济体系的对垒、两国贸易政策的完全异质性的对垒，所以两国之间想通过贸易谈判来结束这场贸易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决策的完全不确定性，更增加了结束这场贸易战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战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这自然会全面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这次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除了中美贸易战所导致的市场情绪波动外，还与美元最近的强势有关。美元汇价从今年4月开始明显扭转了近年来的颓势，至今年6月美联储第七次加息（自2015年底以来）后，美元汇率指数更是由93攀升至最高的95.531（6月底），累计上涨了2.7%；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同期贬值超过3%。现在的问题是美元会不会继续升值？7月17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明确表示美联储目前计划持续加息，今后按每3个月加息一次的步伐进行。从鲍威尔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言论可以看到，鲍威尔基本上看好美国经济，也看好特朗普的国内减税政策。既然美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都会向好，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会按部就班地进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联储也开始指手画脚，但特朗普这样做不仅没有多少作用，反而更会增加鲍威尔按部就班地加息的决心，美元强势是一种趋势。而美元的强势，肯定会增加非美元货币及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可以说，在中美贸易战还在进行的时刻，美元强势、人民币贬值都可能会给中国金融市场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对持有1.8万亿美元外债的国内房地产企业来说，其风险会更大。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强势、人民币弱势这种格局若是持续，则会增加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股市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刺破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些泡沫。
还有，就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近期内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仍然很大。比如，7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表明，国内经济增长动力在全面放缓，这与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形成鲜明的对照。另外，中美贸易战肯定会导致今年下半年中国出口减少。如此一来，中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明显呈反向走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逐渐地正常化或收紧，而中国央行则不断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地向市场释放流动性。特别是7月23日国务院会议的召开，更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也就是说，国内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也会增加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贬值预期又开始全面升温。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不少国际投行认为人民币会继续贬值。比如，新加坡大华银行报告指出[29]，已经把在岸人民币今年第三季的预测由6.42下调至6.85，年底预测由6.45调低到6.95。其报告显示，近期人民币持续下跌，证明人民银行将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估计到明年年中人民币将贬值到7.1水平。就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来看，离7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人民币汇率还是如早几个星期那样剧烈波动，则人民币汇率很容易突破7的大关（只相差2.3%）。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肯定会形成。这对处于中美贸易战风口上的中国经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人民币的贬值看上去可以成为中国对抗中美贸易战的一种方式，但它容易造成市场恐慌，导致内资及外资一起逃出中国，造成国内资金紧张、国内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通货膨胀泛起、人民币继续贬值、企业偿债更加困难，并形成恶性循环，使国内金融市场风险全面增加。也就是说，把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对抗中美贸易战的方式，是一种险招，其结果可能是敌人毫发无损，而自己却受伤严重。因此，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应对这场中美贸易战最为重要的基础，中国央行对此得更为慎重地考虑。
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展望
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张宇燕和冯维江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战可能演变出四种情景[30]：情景一是中美经过反复贸易摩擦，中国的“让利不让理”对策总体获得成功；情景二是中国与美欧日等国（地区）及主要新兴经济国家完成了对WTO框架的升级与拓展；情景三是世界各国之间没能实现WTO框架的升级，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没能与中国求得共识，WTO仍旧起基础性的作用；情景四是中美分道扬镳，美欧日联合起来建立新的经贸多边机制。在他们看来，在以上四种情景中，对我国最不利的是情景四；出现可能性最大的是情景三和情景二；最理想的是情景一，次优为情景二。不过，现实的形势可能与他们的推演情景会相差很远。前三种情景出现的可能性都在降低，甚至于不可能，更有可能出现的是第四种情景。
就最近的形势来看，日前欧盟和日本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宣布将在未来8年内取消针对日本汽车10%的进口关税以及针对汽车零部件3%的进口关税，要打造全球最大的贸易开放区，这个协议将在2019年实施；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可能短期內与加拿大及墨西哥达成新协议；同时，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纠纷也出现关键性突破，白宮宣布美国与欧盟就解决贸易摩擦达成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透过谈判达到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并减少官僚程序，以便利商品在大西洋两岸流转。在谈判期间，双方承诺不会开征新关税，包括较早针对德国汽车的征税。之后，估计日本短期内也会与美国签订相关的贸易协定。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摩擦正在消除，这些国家（地区）形成一个多边的贸易联盟的概率正在上升。其核心是重写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新贸易规则的核心就是强调以市场经济法则来实现所谓的国际贸易的“平等与公平”。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对中国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所以，针对这种情景，中国要制定短期及中长期应对方式。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最先要做的就是稳住阵脚，确保国内经济基调不致受到撼动。最近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其着力点估计就在这里。例如，央行放松银根，增强流动性以舒缓资金链紧张的情况；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快西部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步伐，再透过减税鼓励企业扩大投资，或在短期內增加基建投资；希望透过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双管齐下，防止经济增长失速，妨碍改革进程等。这样就可以隐性与显性相结合的方式与美国周旋，寻求有利的时机。
从中长期来看，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精神，“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目前中国尚未发育出由市场机制决定性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法则渗透到中国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最为成功的经验。同时，在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上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以贸易自由化为终极目标；以最优关税调整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推进手段；通过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战略目标[31]。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赵瑜对本文亦有贡献）
易宪容，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和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金融、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房地产经济、互联网金融。主要著作有《非理性的繁荣》《繁荣下的理性》《经济与经济学的迷思》《透视变幻中的金融市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