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为此写了篇“科学的春天”，尽情地由心底里发出了对祖国未来的期盼。记得那一天，从笔者当时工作厂部的各科室到每个车间，所有的报纸被洗劫一空。何以一篇文字竟会引起文化水平并不很高的工人们的喜爱？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那篇文字所传递的是一种振奋人心的信息，是对美好想象的鼓励，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期盼。而这种期盼与当年各种经济政策所传递的信息高度契合。因而，是当年的时代氛围使郭沫若这篇美文一纸难求。
很快的，笔者和工厂的几位徒工报名参加了高考，厂方十分支持，特许我们假期。这出乎笔者意料，尽管仅两星期，但毕竟提供了临阵磨刀的机会，不无小补。我们都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在大学读书的过程，人人大同小异，每日三点成一线地上课、学习、就寝。但与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了，笔者的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朋友圈不再限制在地方语境里。我们的其他活动多起来了，无论是文娱或者体育。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总是会带来不一样的东西，从口音、生活习惯、地方特产，到具体的想法，这使笔者第一次感受到文化的多样性。
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大学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当年的大环境是日益宽松的政策条件造就了箭在弦上的改革开放氛围。国家振兴需要人才，因而全社会都鼓励有条件的年轻人参加高考。当年的伙伴们悉数进入大学，如今虽天各一方，但也都在国内外的各行各业从事专业性工作。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我们中每一个人都对邓小平同志当年毅然决定立即恢复高考充满感激之情。就这一点而言，与其说我们的命运是高考改变的，还不如说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所以，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如果说有些事情的改变必须突出个人所起的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认为，是邓小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改革开放点燃和驱动了中国农民的劳动热情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日新月异的神州大地，每天都在创造奇迹。在短时间内使大量的人口脱贫，这在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国家做到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实现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里的社会氛围与人们的激情，今天的青年人是无从体会的。笔者虽然在这一时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国外生活，但是，国家的变化发展是那个时代每个留学生每天所关注的事。而由于在国外攻读人类学博士的缘故，更多地关注国内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比许多人与国内保持着更多的联系，因此比较了解国内一般民众的所思所想。总体而言，在这前二十年里，人们对于国家的未来更多是充满乐观，预期未来光明。
步入21世纪之前，海峡两岸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费孝通与李亦园就“中国文化动力何在”为题做了一次对话。这一充满睿智的对话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毫无疑问，衬托这一对话的国内环境是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后，在发展上所带来的成就。费、李二位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内部是否也存在类似德国学者韦伯论及资本主义发展时所谈到的文化动力，即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当年两位智者的对话目的并不在于与韦伯辩论，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实施之后，中国农村随即出现的巨大变化，引发了他们的思考。这一制度推出之后，农民所迸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以及农业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状况，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在沿海地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整个地方经济随之腾飞。一句话，究竟是什么点燃和驱动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在过去数十年间前所未有的。两位人类学家很自然地试图从中国文化内部加以探讨。简单而言，他们想要理解，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之内，是否也内生性地隐藏着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那类精神财富。
中国农业之所以有上个世纪末的费孝通和李亦园所料不及的变化，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着极大的关系。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农业比重在整个国家GDP当中所占比例都很小，但生产率都很高。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在工业化之前，农业当然都是经济主体。进入工业化之后，必然出现产业的重新组合，原先从事农业者为追求更高收益，必然会被“强迫”地或者“自发”地离开乡土，进入都市，赚取货币收入。作为农业大国的美国，农村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因此，严格而言，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是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开始的。我们都相信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人往高处走是必然的。但对中国农民来说，这一最大化背后的推力，难道仅仅是金钱？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和李亦园先生根据当年的具体条件所提出的问题之精髓。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该到中国文化内部去找寻
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了飞跃式的变化，除了政策和外在条件的改善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内在的机制。因为有这样的机制，人们的生产热情和潜力才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迅速地迸发出来。这一机制应该到中国文化内部去找寻。韦伯当年通过对西欧和北美地区社会经济的一般性考察，指出新教伦理与无休止地聚敛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积极的关系。两位人类学家也一致认为，中国人“光宗耀祖”的观念可能也与经济发展有类似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存在于“世代之间”。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代与代之间犹如链条中的环节，环环相扣，无限延续，“世代之间”意味着承上启下。
如果我们接受费孝通的解释，那么，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的核心理解为一种系谱式的家族主义。它是儒家“慎终追远”的具体体现。在实际生活中，它的精神实质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即：光宗耀祖，惠及子孙。它隐含了这样的意思，人生处世不仅是个人的私事，而且还是无限延续中的一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将影响祖先的声誉和子孙后代的前程。这当然不是与韦伯抗辩，而是在寻求文化机制本身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地迸发出来的经济活力之间的相关性，同时也在追寻中国文化自身延续的动力。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重温费孝通和李亦园两位先生二十年前的对话，我们可能从中领悟到什么呢？尽管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持续改变，追求财富光宗耀祖的动力使许多人失去了所应有的操守，但是，他们的对话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经济上的改革或者举措如果无法使经济产生活力，无法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当下，我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十分理想，出现了贫富差距的社会现实，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期待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那代价之大断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可以承受得起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