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主流定义基本有三种：一是把经济全球化描述成过程，即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以及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和影响不断加深的过程；二是把经济全球化看成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和控制的过程；三是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同遵守的经济规则，最突出的表现为市场经济规则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得到推广。
经济全球化是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非制度安排
1846年通常被经济史学家视为经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那一年英国废除了亚当•斯密强烈反对的《谷物法》，并单方面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自那时起，经济全球化在100多年来经历了三次高潮。1870—1914年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潮发生，由于蒸气机的使用，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促进了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继而各国通过谈判降低关税壁垒，推动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全球流动。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出现于1950—1970年，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发达国家主导开展了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形成了国际贸易、生产的跨国化以及技术和产业的跨国转移。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即便如今更多的人在谈论“逆全球化”现象，迄今它仍然在波折中逐渐发展，且伴随着出现了新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渐进发展的过程，是世界经济中的一种趋势，而非一种制度安排。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最初是劳动力，然后是商品，既而是资本和知识技能，今天则发展成为综合的要素流动，其中知识科技要素的流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配置和分布。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实现最佳配置的过程。
笔者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在曲折进展中发生着转型，不管是曲折还是进展，都在为不同的全球化主动与被动的参与者、甚至反对者客观地提供着经济增长的机会。世界经济在不断发展，为了给将来分析国际经济活动预留足够的理论空间，人们更应该将经济全球化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参与国家和经济体的互相依存性与竞争性，而不应该将其简单地认定为一种结果、一种制度体系。笔者感觉可以从三个视角来考虑经济全球化内涵的发展：其一是世界各国经贸、投资和技术转让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提高，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布；其二是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各国国内市场的游戏规则逐渐趋同；三是世界经济协调机制逐渐呈现出重要性，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经济组织对世界经济运行的协调作用越来越明显。正基于此，笔者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客观过程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全球化会形成游戏规则机制协调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全球化进程催生出利益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同时竞争也在不断深化的客观历史过程。因此，人们关于经济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也必然存在着见解上的分歧。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激进学者大多认为这一进程带给发达国家的主要是经济的负面影响，他们将国内出现的普工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一些产业外流等现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并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享有各种贸易便利的优惠，而且其廉价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发达国家，所以只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根本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去，这样的观点在美国、欧洲学者发表的论文、专著，甚至政府研究报告中均有体现。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比较》91辑（2017年第4辑）发表的文章，以中美两国为例讨论了自由贸易。他运用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如何把国外的技术变化转变成两国都获益。但是，文中的进一步分析却表明，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升可能仅对该国有帮助，却降低了两国之间的潜在贸易收益，从而持久地伤害另外一个国家。然而，发展中国家则持相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利益为发达国家所获得，发展中国家在有一定利益的情况下，“边缘化”的趋势被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拉大，从经济不发达向发达转化似乎比过去更为困难。这些问题如果仅仅限于理论争议倒也无大碍，但目前一些国家开始以各种极端手段来“纠正”这一“不公平”，事情发展就复杂多了。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有的国家或经济体从它们的内部条件和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出发，只能是全球政治经济游戏规则的接受者；有的国家和地区从其内部条件和对外联系出发，除了具有游戏规则接受者的身份外，更具有国际政治经济游戏规则制造者和引领者的身份，因此在国际经济环境中，这类国家和地区除了被动的一面之外，更具有主动的一面。即便是被动的一面，也大多是被它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制约而产生的。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与表现、行为与反应、动机与结果，就需要从这样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形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新的分工、交换，产生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了国际贸易、投资和生产，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而形成了由科技进步推动、金融资本主导、跨国公司先行、美国等发达国家引领、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格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上述格局产生了变化，新兴经济体低成本创新、大规模生产，利润追求与世界市场份额扩大并举的变化过程，以及中国制造、美欧消费的供求平衡循环，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从而产生了诸多矛盾。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之间的失衡，使得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经常帐户存在着不可持续性。世界经济失衡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也日益明显，那就是伴随欧美国家国际收支逆差的加大，出现了私人债务国家化、国家债务国际化的现象。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国与国之间利益的矛盾、国家局部利益和世界经济整体利益的矛盾。这催生了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全球化趋势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新特征继续进展下去；这种新特征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何在加强全球化的同时，注意世界经济格局的动态变化，从而在利益分配上有所改进。不同国家将立足本国实际，在主权与经济发展之间重新做出权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资金从各种渠道流入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货币资本，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代表着科技、经济未来的大量高技术人才也被纷纷吸引到美国。实际上，美国是利用了世界的资金、他人的头脑，赚了自己的钱。另外，在今天的世界贸易格局中，从贸易盈余和赤字出发来进行分析，主要贸易国家，如日本、中国、德国等，贸易均是盈余，只有美国是赤字，换一个角度可以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后实现者和吸纳者。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只有贸易逆差才真正占用他人的资源（请读者从这个角度想想美国发起的贸易保护行为，事实上对美国而言，任何一个美元的逆差都是顺差国用实际商品、服务等价换来的，没有丁点是白给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美国在世界范围中控制着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方向，也控制着商品实现的流动方向。国外高质量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提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压低了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界产出的流入则进一步增强了竞争、刺激了进步，而廉价商品的流入又能够进一步减轻要素的成本压力，提高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总之，美国迄今为止仍然是全球化进程的主导中心，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因而与反经济全球化人士说的相反，美国实际是已有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国际经济关系秩序逐步实现转换与更新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经济关系的有序比无序要好得多，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是旧秩序，二者的转换与替代将是明显的改良过程的累积，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尽管有时个人在改变游戏规则的作用会突出些（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退群”行为），但这样的转换绝非个人意志可以起到永久的决定性作用，它是利益与实力妥协的结果。世界已有的高新技术标准、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各种经济协议基本由发达国家制定，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是这些规则、标准、协议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甚至都不是参与者。从根本上讲，对于现行规则、标准、协议的控制，是更高层次的控制，不仅控制了今天的生产过程，而且控制了明天的科学、技术、经济运行、利益分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高科技领域中规则、标准和协议由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地位本来就极其明显，而技术的层次愈高，这种从属性就愈强，从属的持续时间也愈长，丧失的利益就愈多，这是“中心—外围”结构的后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美国制造业的强大，很大程度上不是在于制造硬件产品，而是在创新、制造标准、制定规则方面，以其强大的创新能力、标准制定、品牌优势，让新兴工业化国家按照美国的标准从事生产，美国今天“推销”标准、规则这种无形“产品”的表现，是其根本的经济力量的表现之一。
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活方式对于社会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远而且超过意识形态宣传的（这是内心追求与外界灌输的差异），它的不可逆性很可能给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带来出乎意料、戏剧性的影响。今天的中国，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但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手段确实在一个时间点上是有限的，如果承认这一点，应该说发达国家的今天，不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发达国家过去的那种以人本为中心、以资源大规模耗费为基础、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生活方式（当然今天它们已经高度重视了，巴黎协定的签署便是例子），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能够仿效的。中国对于这点需要注意并应该加以研究，未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要在资源约束下达到最优，在环境友好下达到最美，在福利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具有可持续性。
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和美国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二者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很多学者也都认为，中国将在21世纪上半叶过去的时候（甚至可能更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后，成为世界的研发中心之一、世界最大的产品供给者之一、世界最大的消费和进口国家，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火车头。完成这样重大使命的条件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新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建设经济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当前，过去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不仅在反对贸易保护的口号下发起了新的贸易保护行动，而且与时俱进，准备全面更改世界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但更爱遵循的原则却是自我利益第一主义。游戏规则与时俱进的修订，合乎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得到赞许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参与，使得规则的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换一个角度讲，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阻止这种改动，甚至尽管知道更改之后的新游戏规则未必就比旧有的能好多少，因为实力基础是最重要的，也只能够尽力而为积极参与（中国提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三个原则、五大主张就是体现）。世界经济旧有的游戏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开放，学会这些原则，取得积极的发展成果，这点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现在如果发生游戏规则的更改，难道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学习掌握执行新游戏规则的能力会降低，学会甚至利用新游戏规则的可能性不存在么？笔者充分相信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习能力，也预见到在新的游戏规则下，一旦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游刃有余地运用它们，将会有更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成果可以为世界所享有。
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笔者曾经和中国学者代表团参访世界贸易组织，交流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影响。当时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麦克•穆尔和笔者强调，中国入世后将会面对从双边进入到多边贸易体系的不适应，中国需要努力。今天，却轮到中国来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正常运行。笔者认为，尽管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可以发生多种变化，中国人学习游戏规则的能力和努力，将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强。疑虑没有意义，害怕更没有必要，参与、学会、掌握新的游戏规则，在新的游戏规则下，中国依然是经济的强者，依然会日益走进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让·莫内讲席教授、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得到了国家社科专项课题18VSJ048的支助】
责编：董惠敏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