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向好，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受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与此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的驱动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论调和基于保守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抬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将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积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层面，还是从我国在新形势下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战略导向而言，推进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方面，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可以成为推动区域和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有效平台，是我国应充分利用的重要战略抓手。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联动关系
亚太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地区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GDP总量和贸易总额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均超过50%，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从这一层面看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与推动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之间具有多方面的联动关系。
首先，以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为代表，亚太地区在开展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和影响力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早在1994年就制定了“茂物目标”，即APEC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力争在2010年和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在“茂物目标”引领下，APEC各成员以集体行动计划和单边行动计划相结合的方式，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APEC地区的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从1989年的16.9%下降到2016年的5.5%。并且在此期间，APEC区域内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8%和7.6%，远高于同期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
其次，近年来，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在区域和多边层面向全球价值链合作拓展和延伸。目前，亚太地区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和贸易投资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活动联系紧密。一方面，深化国际分工，将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在分工模式中加以充分发挥，成为了亚太地区各成员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的核心途径。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发展体现了各成员经济实力的变化，也反映出成员之间在价值链利益分配上的竞争，将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走势产生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以及WTO多边贸易谈判遇阻，亚太区域合作的重心开始比较明显地向传统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回归，在形式上集中表现为各种类型区域贸易安排的大量衍生。这一趋势将对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产生显著的驱动力。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太平洋联盟（PA）为代表，亚太地区的多边化区域主义既是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突破自身封闭性而进行对外开放与整合的过程，也是新区域主义针对形势变化而作出的调整。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对中国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意义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从亚太地区起步的。1991年，中国加入APEC。作为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为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打开了一扇大门。在没有加入GATT/WTO的情况下，中国利用APEC茂物目标框架下的集体行动计划和单边行动计划机制，实行自主自愿的、适度的市场开放，循序渐进地推进自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1991—2001年，中国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由43.20%下降至15.3%，各种非关税措施也大幅削减，这为加入GATT/WTO后实施更大范围和力度的市场开放积累了经验。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依托，除了欧盟成员之外，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都集中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合作不仅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同时也显著改善了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环境，从而为中国对外经贸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事实上，中国加入WTO和此后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都与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所取得的经验和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中国大多数的自由贸易伙伴，如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等，都是亚太地区的经济体。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参与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这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是中国构建多元化的国际经贸合作体系和推进建设更为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无论是站在全球视角，还是从自身利益诉求出发，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为平台和渠道，推进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借助亚太合作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策略选择
首先，应在亚太地区积极倡导新型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保持各成员开展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新型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既是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发展新形势和新特点的高度总结，也是基于现实和面向未来的理性选择。我国应努力将这两大理念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共赢”的核心要素融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即以深化对内开放和扩大对外开放为导向，防止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封闭化和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共同搭建平台，共同制定规则；以共享为目标，倡导平等参与，分享发展成果。
其次，应在APEC制定“后茂物”时代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新规划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2020年，APEC茂物目标即将到期，同时，2019年适逢APEC成立30周年。这两个重要时间节点意味着APEC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此，APEC应抓住机遇，对“后茂物”时代的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作出新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与此同时，中国应本着继承、发扬、开拓、创新、互利共赢的理念，设立一个兼具引导性、可行性和较高雄心水平的清晰目标，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茂物目标层面与之形成紧密的承接关系。
第三，应积极倡导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FTAAP的设想最初于2004年在APEC框架下提出，目标是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将形成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根本上解决亚太地区各种类型自由贸易安排大量衍生而引发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为深化亚太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提供一个更加完整、高效的制度框架。2014年，我国利用在北京主办APEC领导人会议的机会，倡导各成员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在FTAAP的前进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下一阶段，我国应结合“后茂物”时代APEC合作制定的新规划，推动各成员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在构建FTAAP方面不断取得务实成果。
第四，应在亚太地区加快推进实施自贸区战略。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全方位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所作出的新的顶层设计，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可以为我国推进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提供全新的指导。考虑到我国对外贸易投资的现状和前景，亚太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我国实施自贸区战略的重点地区。近期的重点工作包括推动RCEP谈判尽快完成，以及对我国加入的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逐步进行升级谈判等。
第五，应努力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相互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其中，贸易畅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五大重点领域之一，重点是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优化产业链分工。由此可见，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合作既可以被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两者之间也可以实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
责编：贺胜兰 / 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