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创新之举，充分展现了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特别是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中国以其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强大的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较强的要素保障水平，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迭代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随着“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一些问题和风险也暴露了出来，亟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采取相应措施，促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持续顺利推进。
国际产能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引擎
国际产能合作即产业与投资合作，就是在一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根据需要引入别国有竞争力的装备和生产线、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推动基础设施共建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提升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格局的顶层设计，适应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和平合作和互利共赢的迫切需求。“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在于“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核心问题在于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自诞生之初就担负着合作发展和互利共赢的历史重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经济体量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短期内难以仅凭自身的力量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交通设施，必须通过深度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而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的伟大实践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上互补性较强，这为双边深化产能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深度融入国际产能合作，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更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引擎。“一带一路”倡议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可见，在经济领域的互利互惠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化不确定性增加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无论是在产品贸易、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在金融支撑方面，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引擎。
中国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基础与优势
差异化发展和优势互补是区域经贸合作的基础。“一带一路”作为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长廊，总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到全球的63%和29%。但总的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工业化水平不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滞后等问题突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已具备良好的基础和优势，为进一步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提供了机遇。
一是良好的制造业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迅猛，已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近28万亿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53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达10.8%。从全球制造业的占比情况来看，199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仅为2.7%，居世界第九；2000年上升至6%，居世界第四；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占比19.8%，跃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如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大多被外资垄断、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等问题短板），国家层面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来支持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以推动中国制造业逐渐由大国向强国转变。制造业的迅速崛起不仅为中国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夯实了基础，同时也为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供给不足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保障。
二是强大的基础设施供给能力。推动基础设施的深度互联互通是加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和互利共赢的基础，是“五通”中成效最明显的先行领域。然而，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来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严重阻碍了区域内产品、人才、资源等要素的自由流通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相比之下，随着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持续高强度投入，不仅自身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同时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在“一带一路”区域也具有无可比拟的领先优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多项世界性工程的完工，例如历时15年建成的三峡大坝，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经受住16级台风“山竹”侵袭的港珠澳大桥，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的65%以上等等，表明中国的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三是较强的要素保障水平。受制于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方面的严重不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发展上时常捉襟见肘。例如，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就超过8000亿美元，而在技术研发和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较弱、规模效应较小，短期内难以扭转不利局面。相比之下，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40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积累。例如，在资金方面，中国拥有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在科技创新方面，近年来中国各类原创技术呈爆发增长之势，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也不断涌现；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不仅本国人才培养体系日益完善，而且各类国际人才也加速流向中国。较充裕的创新要素一方面为支撑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重要输出要素，而并非某些西方媒体所宣称的过剩产能转移。
中国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应高度重视的几个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不断从愿景变为现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国际产能合作中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各种风险不断暴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产能合作的步伐，也使不少中国企业在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蒙冤受损。
一是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审慎监管和抵御外部冲击等方面的优势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与此同时，过多的投资审批环节和外汇管制等使得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时面临诸多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隐性成本。近年来，全国自上而下启动的“放管服”改革，将绝大部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变为备案制，并清理取消了一大批不合理的限制和行政收费，通过“放”极大地简化了前置审批事项，但相应的事中事后监管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管”和“服”方面还不能完全跟上。特别是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相关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健全，政策支持的力度也严重不足，极大降低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积极性。
二是国内外制度环境和技术标准的兼容性差，各种风险因素增多。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要面对与国内迥异的制度环境和技术标准，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对海外市场法律体系、劳工标准、商业习惯等了解不够、准备不足，并缺乏国际项目经验，屡屡使得项目落地受阻或达不到预期效果。例如，在技术标准方面，部分国家推崇欧美的工业技术和标准，少数国家还规定关键零部件须遵从本地采购原则；在环境保护方面，项目除了要进行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评估外，还要接受当地社区、各级主管部门和国际组织部门的批准监督；在劳工权益方面，部分国家在工人罢工、禁止降薪以及加班补偿等方面也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不少中国企业对海外市场调研不充分，或忽视了这些制度差异就仓促出海，投资风险增加，使得不少合同“泡汤”或面临巨额罚款。
三是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国际产能合作涉及东道国法律、人文、金融、环保等各种复杂因素，企业只有拥有熟悉国外商业习惯、法律环境、投融资规则、项目管理等的人才队伍，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中有效应对。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遇到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国际化经营的人才匮乏、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不强。特别是多数企业的海外项目投资管理主要依赖于华人华侨和熟人网络，再加上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还不健全，缺乏合规经营的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使得很多海外项目铤而走险，或为后续发展埋下隐患。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经验缺乏，在遭遇突发事件或新情况时应对能力不足，使得个别项目一停再停，甚至“烂尾”。
加快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对策建议
为促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顺利推进，以及针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各类瓶颈和问题，我们建议要加快从体制机制、商业模式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和互联互通交通网络建设等方面入手，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保驾护航。
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与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相适应的政策体系。一方面，要加快推动现有相关改革举措的落地，特别是对外投资和部分外贸商品从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以后，相关的支持配套政策还不完善，使得改革的政策效应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强化海外投资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谨防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通过“放”“管”结合努力营造透明、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此外，还要加大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例如，针对不同的对外投资项目类别，制定差异化的所得税优惠和关税优惠政策；在市场融资方面，除了出台担保、贴息等普惠性政策外，针对部分重大项目，积极研究出台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等单项政策。
进一步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拓宽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渠道和路径。一是鼓励企业“抱团出海”，即由处于产业链核心地位的重点企业牵头，通过整合上下游关联企业组成“一致行动人”，为东道国提供全流程的配套服务，从而克服单个企业在海外市场配套供给和抗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二是针对大量海外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投资项目投资数额大、周期长、回报低、融资难的问题，要积极探索“工程承包+融资+运营”一体化的合作方式，将项目建设主体单位的业务链前伸后延。同时，在谈判过程中还可以把收益相对较高的资源开发类项目和收益低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打包出售”，整体上保持盈亏平衡。三是大力培育并鼓励中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公司、智库等中介机构“走出去”，为海外实体项目运营保驾护航。
进一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坚持企业内部培养和海外延揽相结合的原则，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基础。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科教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养的新模式，尽快补齐企业急需的专业人才和专门管理人才。同时，针对海外投资管理项目，要进一步深挖熟悉当地商贸规制、法律法规、人文环境等本土高层次人才资源，利用外籍雇员在语言文化和管理经验上的优势，提升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项目的运营管理能力。此外，针对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还要加快引入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管理方式方法，加快构建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通过提升自身管理水平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撑，不断优化“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产能合作的金融配套体系。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面临巨额的资金缺口，据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10—2020年亚洲在水务、通讯、交通、能源领域的投资需求分别达2802、10401、28989和40033亿美元。如果仅凭中国政府发起设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来提供信贷融资，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需求。当务之急，必须进一步加快金融创新和拓宽融资渠道，吸引广大大中型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金融业务，并为项目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此外，国际金融秩序长期被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所控制，并成为它们在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在“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不断提升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
进一步加大基建投资力度，加快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快速交通网络。缺乏畅通安全高效的国际运输大通道是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的重要因素。为此，应提前谋划、超前布局，为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夯实基础和提供保障。一方面，应加大对重要商道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鼓励本国的优势基建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项目，加快构建铁路、水运、航空等立体化的综合交通网络，增强重要节点城市之间的通达能力；另一方面，要尽快与沿线国家达成投资贸易双边和多边协定，签订并推动共同行动计划、自贸协定、合作谅解备忘录等，进一步完善进出口通关制度，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为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保驾护航。
【本文作者分别为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竞争与互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6ZDA039）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微观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BJL1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李 懿 / 赵博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