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由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主笔并带领其研究团队完成的新著《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问世。该书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是中宣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不久前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重申“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再度引起关注。如何把握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该书主要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常修泽教授。
从“纵坐标”和“横坐标” 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问题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要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中国的所有制改革，这是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您是出于何种考虑？
常修泽：确实，“战略理性思维”是我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关键词”。运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就是试图用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哲学，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战略角度，理性地阐明现代中国为什么会造就出“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所有制结构样式，为什么实行“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研究问题，要有‘纵坐标’和‘横坐标’”。
常修泽：是的。“纵坐标”和“横坐标”。所谓“纵坐标”，指历史眼光：所谓“横坐标”，指世界视野。研究40年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改革，一要有历史眼光，二要有世界视野。
记者：从中国现代史看，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看作是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历史起点。您能够简要概括一下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历史进程吗？
常修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历程，是比较长也比较复杂的。倘要“简要概括”的话，请记住“四节点，两层门”。
“四节点”指四个重要历史节点：
第一个历史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开启了艰难的所有制改革之路。
第二个历史节点：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及随后举行的党的十四大。从整个社会层面看，与国有企业进入“制度创新型”改革相向而行，非公有制经济也以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起来。
第三个历史节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概括是对此前中国20年所制改革经验的总结。党的十五大特别作出新判断：“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非公有制经济已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体制外”正式被纳入了“体制内”。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
第四个历史节点，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特别提出“两个都是”，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明确“共同基础论”。
在这四个历史节点期间，中国开了“两层门”：
第一层“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率先在国内开了“商品经济”之门。
第二层“门”，2001年，中国加入WTO, 向世界打开了“参与经济全球化”之门。
特别是，在今年4月博鳌论坛和上海“进博会”期间更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对中外各种企业“一视同仁”，以及放宽外商投资股比限制等等，将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与创新”。
总之，经过40年的艰难改革，迄今中国所有制结构可以说已经初成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比翼齐飞”之势。在中国能形成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的格局，是很不容易的，其间充满了艰辛与曲折，痛苦与欢乐。
记者：“横坐标”呢？
常修泽：所谓“横坐标”，指世界视野。我在书的“前言”一开始写道：“起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中国也是当代世界所有制结构变迁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既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称‘经典的’单一国家所有制结构模式，也不拘泥于当代某些发达国家现存的所有制结构模式，而是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一种新的所有制结构的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