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的飞速变迁与发展，民众对于财富的认知态度也变得日益敏感。关于房价飙升、股市低迷、养老改革、子女教育等话题的讨论不绝于耳，使很多人陷入了矛盾与认知困境：收入水平在提高，但远不及支出花销的数目；物价太高，实际收入缩水严重；时常加班，失业风险却在增加；理财产品爆发，个人收益却呈现下降趋势。在消费时代下，人们对于获得财富的渴望和对现有财富的依赖催生了情绪的失衡，“财富焦虑”因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若想缓解这种焦虑情绪，必须要弄清楚“财富焦虑”从何而来，并就此对症下药，帮助个体和社会逐渐形成稳定平和的、积极健康的财富心态。
群体性“财富焦虑”产生的原因
每个个体产生“财富焦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从宏观方面来看，人们产生焦虑的原因，除了市场固有的不确定性和长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外，近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也是重要原因。
第一，安全资产的属性遭到破坏，投资渠道狭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财富焦虑”显示出了社会或个人对于“财富安全性”的强烈渴求，即群体对于财富保值和增值的愿望、诉求。然而随着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的接连发生，宏观经济的稳定难以保障，诸多理财和金融工具的安全性降低，债市、股市、地产的发展态势都不甚明朗。由此，人们的焦虑多来自于安全资产属性受损。
何谓安全资产？广义上来说，安全资产指代那些稀缺并且价值得到公认的资源。稀缺性保证了价值的稳定，而价值的稳定又可以确保其作为可流通的等价物在市场进行交换。在经济发展迟缓的年代，人们对于安全资产并没有过多的追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财富对于当下生活的基础作用，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财富对于未来生活质量的保障。一般而言，安全资产备受人们追捧的原因，就在于其与其他金融资产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信用较高、市场风险较低、流动性较强、通胀风险可控等。最初，人们把黄金视作安全资产，进入信用时代后，美元代替黄金充当了全球安全资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财政状况以及信用程度出现下滑，美元价值呈现波动形势。但是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出现一种可以取代美元的新兴安全资产，这种局面加剧了人们对于世界性安全资产缺失的忧虑。
在国内，随着人们对安全资产需求的逐渐增长，安全资产的供给也陷入僵局。国内债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市场化程度较低，无法充分满足民众对资产安全性的需求。与此同时，一些资源稀缺的市场却暂时充当起了安全资产的角色。比如，在诸多一、二线城市中，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加之政府想让房价“软着陆”的态度，地产投资的“安全性”被人为抬高，原来的风险资产就这样“伪装”成了安全资产。然而，我国房地产产权制度尚未完善，房产价值也有波动风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安全资产的属性遭到破坏，人们对于财产保全的焦虑随之上升。
第二，公共服务问题突出，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同亚洲许多后发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奉行优先推动经济增长的策略。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小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都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因而遭到忽视，就业、医疗、养老、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包含教育和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导致群众面临诸多不确定的潜在支出，进一步加剧了焦虑情绪和忧虑意识。
教育方面，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地区都或明或暗地进行了普通院校以及重点院校的划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踏入重点院校，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如今，随着教育重要性的愈加显著，家长们对于子女教育的关切度日益提升。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子女教育的经济压力也加剧了其“财富焦虑”的程度。
在医疗和养老福利问题上，社会保障资金不足使得政府面临压力。在实际生活中，高额的医疗费用让许多人感到难以承担，“不敢生病、不敢看病”概括了百姓们对于医疗问题的担心。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很多80、90后的年轻家庭，需要承担四位老人的养老问题，巨大的负担加剧了其精神上、经济上的焦虑感。
第三，消费文化与道德价值错位，缺少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当前，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人错误地将消费作为划分社会阶层差异的标杆，盲目追求享受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近些年来，自媒体的兴起为公众提供了表达自我的平台，却也滋生出了鼓励冲动消费、盲目跟风、攀比奢靡的不健康消费观。一些年轻人没有较高的收入，却接受了超过自身消费能力的价值观，甚至不再关注如何提高自我能力，只想通过奢侈消费表达自我诉求以及获得社会认同。在这种非理性的社会风气和自我价值观影响下，一些人缺少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在失衡的欲望中加剧了焦虑的心态。
“财富焦虑”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焦虑意识引发“消费降级”现象。作为一种失衡的社会心态，“财富焦虑”影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选择。比如，当前“消费降级”成为新兴的热点财经话题。这个词汇能在短时间内发酵走红并引发热议，有其现实原因。在经济与收入整体下滑的背景下，在人们对未来、对财富状况充满忧虑时，整体消费水平自然会降低，消费产生了持续下行的压力。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2018年1—8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2294亿元，同比增长9.3%，增速回落1.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下降，暴露出了我国的“消费疲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普遍性地转为消费更为低廉的商品，或者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单单追求品牌价值。“拼多多”的崛起便是典型的例子，它主要聚焦于价格敏感群体，也就是某种程度的“财富焦虑”群体，其创新性的采用“拼团”模式，依靠低价质优来吸引和稳定客户，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由此来看，人们的“财富焦虑”不仅导致了消费减少、消费降级，同时也对市场的供给方提出了商业营销模式上的创新和转型挑战。
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多。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消费者具有理性预期且厌恶风险。当消费者面临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时，他们的储蓄行为可以用来对抗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储蓄可以被看作为“缓冲存货”，能够帮助人们使消费趋向平稳，避免发生很大的波动。预防性储蓄理论提出，储蓄的数量与收入的不确定性关联密切，不确定性的存在会使居民消费支出下降。由于目前人们的“财富焦虑”多源于对未来市场的迷茫和不安，预防性储蓄因而逐渐增多。然而，健康的经济需要以消费为先导，并依靠消费带动市场投资。“财富焦虑”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会抑制市场消费行为。如果经济发展缺乏消费动力，投资也就会进入衰退，最终将导致经济发展陷入不平衡的恶性循环。
心态失衡导致腐败和非法致富行为。如果对财富产生了不健康的过度焦虑，很容易使人出现人格和价值观方面的扭曲，甚至将金钱和地位视作取得社会身份认同感的主要来源，做出行为出格举动。对于拥有权力的人来说，对财富的过度渴望容易造成腐败行为，以权谋私；对于企业或者商家来说，若无底线地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则很容易滋生寻租行为。
缓解“财富焦虑”的对策
注重金融创新和资产配置，加强资产安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短短30余年，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市场仍存在不够成熟之处。要想满足人们对安全资产的追求，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需要进行金融创新，拓宽投资渠道。要发展科技金融，鼓励扶持高收益和高附加值企业；要发展关系型金融，建立和维护好消费者的情感信任，鼓励中小型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服务避免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要发展财富金融，提供多元化的理财渠道，满足百姓随着收入提高而增长的金融投资需求，为中低端收入人群提供更稳健的保本理财方式，等等。
要解决“财富焦虑”问题，除了要学会创富，也要学会守富。从个体层面上来说，资产配置可以在后者上发挥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资产在保值的基础上增值，这就要求个人和家庭增强市场风险意识，做好资产配置工作。资产配置是一种投资策略，它基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来分配各类资产项目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从而分散风险，追求更优的收益—风险比，保障资产种类的多元化。在面对金融危机等市场大幅波动情况时，投资组合的抗跌性以及平滑波动的功能远远好于资产集中的投资方式。合理的资产配置可以帮助投资者获得更高的回报，对缓解“财富焦虑”具有一定的帮助。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构建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城乡发展不平衡、资金短缺等。国家有必要在制度层面进行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包括提升义务教育覆盖率以及公平性、拓宽住房公积金适用范围和灵活性、改善医疗和养老制度、有针对性的实行税收优惠等。
在公共服务中，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尤为受关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在形式上进行创新，比如在养老方面。我国是老年人口数量第一的国家，在老年人护理方面面临着压力。老年人疾病频发且医疗费用较高，不仅使得子女压力大，也使得许多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养老问题的改革方向可与市场适当结合，发展合理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及社区居家养老模式。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有利于缓解老年健康问题为家庭带来的经济风险，还可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并且能够带动护理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西方国家已十分成熟，我国可借鉴其丰富的经验，立足于实际经济水平和政治制度，推动适合国情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缓解青年人的焦虑情绪。
加强财富伦理建设，形成积极的社会和个人心态。财富伦理是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对财富持有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在与财富相关的社会关系所应遵守的伦理准则。加强财富伦理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下社会财富心态失衡问题的现实需要。国家应建立健全各项政策，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富伦理制度；社会应大力弘扬积极的财富伦理文化，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个人应努力提升思想境界，自觉形成健康的财富伦理观。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结构进入调整阶段，宏观环境发生变化，人民的财富心态也需要适应新常态的发展特点。一方面，要戒除盲目攀比的心态，正确看待物质利益，努力提升精神文化追求，形成健康、乐观的良好心态。另一方面，要强化学习意识，保持与时俱进的竞争能力，在创富和守富方式上积极学习、努力探索、寻求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个人和家庭建立起健康积极的财富观念，逐渐缓解失衡的财富焦虑症状。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宫嘉灿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教育部社科项目“公共支出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8YJA79004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放眼全球，众人难觅“安全资产”——财富焦虑是怎样的社会问题》，《解放日报》，2013年6月9日。
②《年轻人的财富焦虑 钱能带来安全感吗？》，中国网，2017年11月17日。
③孙仁斌：《别让“财富焦虑”成为“时代病”》，半月谈网，2018年9月7日。
④巴曙松：《做好资产配置缓解“财富焦虑”》，《经济日报》，2018年1月19日。
⑤《2018年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0%》，新华网，2018年10月16日。
责编/孙渴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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