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面对当前一些民营企业面临的破产倒闭压力，以及社会上抬头的“民企离场论”，我们是否还依然对民营经济持有信心？这取决于政府、社会和企业的三方作为：一方面，民营企业要排除不良舆论干扰，一心一意谋发展，苦练内功，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更要为民企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公平市场环境，让民企能够有稳定的发展预期。惟有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国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根本的支撑。民营经济不能也不会缺席中国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并非今天才遭遇生存挑战和发展困难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推动了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成长过程中，困难和挑战一直陪伴，可以说中国民营企业正是在不断遭遇困难、克服困难与挑战中持续壮大。民营企业不断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突破阻碍发展的陈规旧章，克服国内外市场波动的冲击而成长。民营经济绝非今天才遭遇发展困难和生存挑战。
中国民营经济时下遭遇严峻的发展困境，这不禁让人们想到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带来的长三角和中国沿海其它地区大批中小企业倒闭潮。2008年的中小企业倒闭潮，笔者应邀在《长三角》学术研究精粹上以“长三角在倒闭潮中寻求民企新生”为题撰文，阐释由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企业倒闭潮，客观分析深层次原因，同时肯定了民企的市场竞争优势和民营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情怀。笔者在当时亦断言2008年那场席卷中国沿海的倒闭潮，其对于长三角和中国沿海民营经济切实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实施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恰恰是一个及时的倒逼出来的机遇。
面对2008年的危机，政府提出整合企业集群，提升民企专业化分工和配套，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民营企业自主创新，以便有效应对危机冲击。如今，中国政府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可以说2018年和2008年我们应对民企困难的基调是一致的，即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创新驱动发展，这也从侧面反映了2008年的危机应对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民企的转型升级。由此可想而知，在当前经济艰难转型的变动中，民营经济遭遇的发展困难和生存挑战必是超乎以往。
事实上，中国民营经济之都——温州，近年来就一直处于发展的困境之中。温州遭遇发展困境，既是中国民企困境的先行先验，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剖析其原因，主要在于民营经济集群以低成本加工制造的比较优势介入全球贸易，缺乏自主技术、自主品牌和自主销售渠道，配置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标准化制造环节，且这样的分工日渐固化。全球价值链处于后向的研发和精密设计环节，处于前向的销售者市场垄断和物流，这些价值链的中高端，温州乃至中国民企鲜有介入。要想走出这种发展困境，必须打破民企集群的低端锁定，而打破民营经济的低端锁定自平衡，必须有更大的外力介入。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时代必然。但面对现实，民营经济依然多集中在传统行业，依赖规模扩张的集群路径，这与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然存在偏差和距离，亟须改变。在当前经济发展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变动之际，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自然也困难大、成效慢，需要假以时日。特别是中国现在走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一大批以“小散乱污”面貌存在的民营企业遭到关停并转，大量民企的转型生存压力和挑战更是空前。
而上规模、上档次的国有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看，变动成效确实比民企要来得显著。这其实更多地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和降成本”。于是，社会上一些带着所有制歧视眼镜的人便认为，民营经济已经完成辅佐国有经济的拾遗补阙使命，其增长模式和路径不再适应当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人甚至断言，民营经济在中国是时候离场退出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民企原罪说”、批评民企污染环境和民企加大中国减排压力的各种杂音，纷纷抬头。这让民营经济在艰难转型的发展过程中遭受空前的压力。环保新政一刀切去产能的效应，在一些地方被人为放大，更成为不少民企的“灭顶之灾”。再加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新的国际投资与贸易环境下，民营经济过去一贯的粗放增长方式——高投入、高排放、高耗能、高污染的低效益模式，不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大量中国民营企业遭遇经营困难、增长失速甚或停滞，有的甚至面临破产倒闭，还有不少民营企业被国企兼并。毫不夸张地说，相比中国经济失速，民营经济的严冬俨然已经提前到来。许多民企或被动或主动离场，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失速、社会失业增加、社保压力和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如任由这种状况蔓延，必影响社会稳定，并可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民企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打击民企信心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国有经济不断壮大，其对中国经济的稳中向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2018年上半年GDP增长6.8%，其中消费贡献占77.8%，说明中国经济开始稳中向好，经济质量不断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都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毋庸置疑，理直气壮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发展非公经济，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但是，类似“国进民退说”“民企离场论”等片面、极端言论的存在，极易挫伤民营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情怀，打击民营企业家和民间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质量型发展下半场的担当勇气，全社会要对此类言论加以警惕和抵制。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央深化国有经济改革，提高国有经济效率，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但现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没有跳出行政指令性安排，混改并非是采取市场化的手段，这导致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现了一些与改革初衷相左的结果，影响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信心和积极性。目前已经完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多带有明显行政指令性色彩，不少还是以计划色彩的国营企业管理办法来管理国有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类混改，造成人为划线分割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且多数还要求国有资本处于领导力和控制权地位，没有真正兼容不同所有制成份的优势，也就实现不了混改所希望的民营经济市场活力与国有经济资本结合而共同高效发展。
迄今为止，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有效完成混改并真正实现混合所有制企业目标的屈指可数。与此同时，在资本市场，一批民企上市公司因面临负债或破产压力而被国有上市公司收购兼并。但这并不能说是主动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经营，反而被人曲解为是新“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类言论对民企的信心打击是致命的。再回到以公私合营为根本内容的PPP项目，我们发现这类PPP项目都很少真正有民资和民企介入。2018年上半年，财政部就撤销了一大批包括医院、学校和园区类不合格PPP项目，原因是这些假PPP项目没有民资和民企介入。而民资民企不介入的根本原因，又恰恰在于害怕被政府以PPP“圈钱”。这与政府的强势和民企民资的弱势有关，也与政府PPP的宣传和推进工作的方式、方法有直接干系。
还有，为了加强党对非公经济的领导和支持，中央提出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一些成熟的非公有制企业，探索建设党委和工会，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推进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但有些地方和部门，为了所谓政绩，不顾企业感受、不考虑企业是否能够接受，简单粗暴地推进在民营企业建党委和建工会。结果，这种行为必是欲速而不达，更被人曲解为是我们党和政府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对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热情以及民众对发展的信心，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针对这些不良情况，2018年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研究解决民企发展困难；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中央对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不动摇。两个会议非常及时，有效阻止了所谓“民企离场论”和新一轮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论”泛滥的阴谋，也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广大民众吃下了“定心丸”，民营企业家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
中国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民营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一概括，高度肯定了民营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地位。在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征程中，民营经济不仅不会离场，还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可以肯定，民营企业不会缺席中国高质量发展。
在40年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经济，已经是推动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没有今天民营经济的规模和强大，我们就不可能希冀中国经济的质量型增长，党的十九大也就不可能摹画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蓝图。
高质量发展倚重的创新驱动离不开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从过去倚重要素投入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这也是被国际社会充分验证的常识。从中国国企与民企的创新机制看，国有企业创新更多地依赖举国体制的投入推动，而民企的创新则主要是市场内生机制使然。
中国在高铁、特高压输电、核能、航天、量子通信等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技术的创新和突破是全球共睹，这些产业领域都是国家主导和国企运作，是政府举国之力的投入结果。这样的产业领域其投入和产出，无法用成本和收益分析衡量，更多考虑的是举国投入体制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的支持和带动作用。与国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企市场化的内生增长机制非常突出，在就业贡献、税收收入贡献、创新研发专利申请等方面，远远超过了国企，展现出巨大的活力。图1（P7）直观说明了近年规上民企在研发上的投入力度远远超过规上国企。
就业和民生幸福离不开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业和民生是百姓对于高质量发展最直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相比，其在就业和财政税收上的贡献幅度不断上升，直接支持了民众的收入增加、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是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内容。图2展示了1994年以来中国城市国有经济就业贡献的下降和民营经济就业贡献的攀升。
众所周知，税收是一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一国富裕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而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消除环境污染、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解决城乡居民的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需求，都离不开财政收入增长的支持。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超过50%的税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民营经济离场，我们决不可能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如图3清晰地反映了民营经济税收贡献一路攀升且后来居上，超越国有经济。
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民营经济与民间资本
中国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显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之本。如何实现产业兴旺？这不是仅靠政府财政资金上项目或农村集体加油干，以及国有企业对口支援，就可以实现的。产业兴旺的根本说到底还是市场的问题，也就是乡村振兴的兴旺产业其市场在哪里？说到寻找市场，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自然有着先天的优势，这是国企和国有经济所不可比的。
乡村振兴需要庞大资金的投入开发，单靠财政资金的逐层逐级支持，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大业。事实上，财政作为公共资金投入，应该主要起到撬动社会民间资本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作用和积极性，引进民资参与开发，长效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投入问题。具体可以通过争取财政资金，村民和村集体以土地、劳动入股，再引进工商资本，共同投入乡村振兴。工商资本就是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乡村振兴离不开民企和民资。
民企要绽放高质量发展舞台必先苦练内功
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准确判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解决经济发展的区域失衡、城乡差距和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道路，这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民营经济如何在这样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中建功立业？首先需要民企加强内功修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升改造传统产业旧动能，发展新兴产业新动能。具体而言，民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提升其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有为担当。
一是依托既有基础和优势，延伸加工前后向做全价值链。价值链提升不是说一定要抛弃价值链的低端传统加工制造；但民营经济必须力争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扩展，做全价值链，获取研发、设计、物流、销售市场和品牌的高附加值。有条件的如江浙地区，可以依托现有的强势产业如机械制造、电子工业、生物医药、信息和新能源、生态环保产业，努力实现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国内市场实现替代相关制造业的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再就是充分利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优势，结合我国电商跨境新业态的优势，实现价值链的“采购者垄断+品牌建设”。
二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优化提升产业价值链配置。民营经济参与“一带一路”不能仅限于产品贸易，还要注重价值链的重建布局，可以将部分传统的轻工业加工制造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腾出空间实现价值链提升。在参与“一带一路”中配置价值链合作，提升重建价值链分工结构层次，获取高附加值的分工合作回报。
三是运用并购和重组，海外投资布局价值链。利用海外并购重组，实现价值链的重建和提升，走海尔集团、吉利集团和万向集团的海外布局价值链之路。
四是借力“互联网+”和“+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提升民营经济附加值。民营经济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并不一定要改换门庭进入其它行业。在自己的传统产业上做文章，做精、做专，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样是质量型增长。民营经济可以通过借力“互联网+”和“+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新型商业业态，改变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式，提高传统产业、产品的附加值，使传统产业变身新产业。
为民营经济担当中国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语境
民营企业座谈会后，举国上下都在行动，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并积极组织落实。具体政策措施集中于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中小企业克服眼前困难等方面。
在纾解民企融资难上，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了支持民企信贷的“一、二、五”目标，即大型银行1/3的贷款要放给民企和中小微企业，中小银行2/3的贷款要放给民企和小微企业，三年内银行业新增贷款的50%要流向民企和小微企业。这样的金融扶持民企的措施，其力度是空前的。然而，这种硬性做法未免会导致从原来紧信贷的去杠杆，走向宽信贷的另一个极端。比之民营企业存在的融资难问题，民企的产能过剩和民企的落后产能问题，更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加以解决。创新驱动当然也需要融资的支持，但缺乏市场弹性的“一、二、五”金融新政，其支持民企的实际效果如何，尚需拭目以待。
多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呼吁，要根本解决民企发展困难，包括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和市场歧视问题，以利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切实保护各类产权和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这是优化民企发展环境的根本之道。但保护产权和推进要素市场化，落实的效果如何？落实的到不到位？除了这些已经列入改革任务的保护产权和推进要素市场化外，营造是否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语境氛围，对于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事实上，民营经济从发展的第一天起，就在不断遭遇困难和挑战的相伴下成长。我们归因于民营企业内功修为跟不上国内外发展的环境变化，而导致了当下民企发展困境。但我们更应注意到，近段时间中国社会出现的对于民营经济负面消极的舆情和语境，非常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打击了民企信心，对民营企业遭遇的生存挑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民营经济能够不缺席中国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和社会必须大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语境和氛围。在事关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和巩固的大局方面，必须对于涉及所有制和产权问题的新概念及提法，要慎重再慎重，做到确保准确并经得起推敲，确保概念和提法能够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家和社会公众所接受、认同。
即便是最近“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提法及广而告之，都要慎重。因为这“两个中性”提法，本是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竞争设置规制障碍，我们相机提出的应对。“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提法，是否能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接受还需验证。但在中国国内，我们确实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思想解放，更需要通过“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广而告之，纠正对于民企和民营经济的一个长期歧视性偏见，即错误认为民营经济只是社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拾遗补阙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过程中的权宜补充。这种对民营经济歧视性认识的危害在于，其有意暗示或明示：一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功告成，民营经济和民企就到了离场谢幕之时。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标准，依然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两个绝不动摇”，指出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总书记关于民企的讲话，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是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总书记肯定了民营经济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会大有作为，民营经济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一定会健康成长。当然，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
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语境氛围，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信心的确立和健康成长非常重要和必要。这段时间由于资本市场上大批民营上市企业为国有企业兼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国进民退”和“逆市场化”说法。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我们确有必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但是，我们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首先应该有正确的界定。国有企业更多的应该是从事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公共服务，而不能直接介入竞争性的市场经济领域。当前资本市场出现的大量国企兼并民企，显然是国企不恰当地介入竞争性领域造成的，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解释为是市场化的行为。
可见，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语境氛围，是何其的重要。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民营企业不断苦练内功修为，政府和社会努力为民企创造宽松的公平竞争环境，特别是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语境氛围，民营经济就一定不会缺席中国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一定会在参与和担当中国高质量发展中，寻求自身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并实现民企的新生。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编：李 懿 / 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