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化、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的40年。这种历史性巨变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就是中国话语体系的跨越式发展和不断创新。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加强概念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对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立足中国现实的原创性理论
中国话语体系不是一种被外在赋予中国特殊性的既定话语体系，而是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孕育而生的、自主建构的话语体系。这种自主性主要表现在方法论立场、理论构建、概念生产和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立足中国现实的原创性理论、立足中国经验的标识性概念、立足中国问题的理论人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呼唤着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社会现实并非是被直接给予的，而是需要透过科学方法论来把握其内容。用黑格尔的话说，“现实”不是在知觉中直接被给予我们的现存的东西，从根本上看，现实乃是“本质与存在的统一”。与之相反，那种脱离社会现实，把一般原则不加分辨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做法，乃是教条主义方法惯常犯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特定社会现实的科学理论。列宁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在发达国家和俄国这种落后国家的不同后果，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在俄国集中展现出来的特殊历史情境，因而尤为重视无产阶级的作用，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毛泽东正确认识到，中国的历史情境与苏联不同，中国问题不能依赖套用苏联模式获得解答，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因此，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的都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道路。只有深入到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深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话语体系的原创性和自主性建构才是可能的。
这种原创性理论的力量源泉来自鲜明的问题导向和民族特色。一方面，理论的原创性源自明晰的问题导向。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社会的不断发展决定了话语体系的自我变革，伟大的实践创新为理论创新开辟了全新的空间。任何话语体系都不单纯是个体头脑的产物，而是社会实践的结晶。对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而言更是如此。我们应当以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为核心，不断发现新问题、提炼新观点、探索新表达，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任何话语体系的当代形态，都不是横空出世的，都不能与特定历史和传统根基相脱离。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至少蕴含了以下三种思想和话语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主要来自西方的国外文化资源。正是这三种资源的互动和整合，塑造了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所以，中国话语体系的未来建构，不仅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层面的指导，而且有赖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传统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
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炼立足中国经验的标识性话语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特定概念。有效概念的供给，是中国话语体系自主性建构的关键一环。
然而，中国社会现实的快速发展与复杂变化，使相应概念难以及时而有效地与之匹配，进而作出适宜的理论阐释。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牢牢立足中国现实，直面中国问题，开辟中国道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对此，我们亟需在思想理论上予以提升，以概念的方式予以阐释。另一方面，当前我们的理论建设，特别是话语体系建设，还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求，还难以对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具有独创意义的社会实践进行相应的解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在很多情况下被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并用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这就出现了话语的不适应问题。
在此，我们反思的重点不在于是否应当引进西方思潮，而在于如何对待它们。从总体上看，我们对西方思潮的引进曾经采取了一种简单拿来的无批判的态度和立场。这里所说的无批判的态度和立场，即忽视西方思潮得以产生的特定前提，和其所适用的基本界限，将其简单抽象为普遍性的原则，不加批判地运用到任何对象上去。在学术研究中，它更多是以一种方法和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做法忽视了两个问题：其一，任何思潮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适用范围，一旦脱离其历史语境，超越其适用范围，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其二，误将其方法和概念作为一种价值中立和可以任意运用到任何地方的工具。由此带来的弊端是，第一，学到的仅仅是外在的技术性环节，而难以把握其内在精髓。第二，误导一些人陷入虚假的话语陷阱之中，误将西方的话语方式当作普遍的方法，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堵住了通往社会现实的道路。
就此而言，源自西方的概念和方法经常会构造出一系列西方的问题，比如曾经流行一时的后现代问题。如果人们仅仅看到学术界热火朝天的讨论，那么，将会误以为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应当说，看到某一问题的表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的是，在这一系列问题所构成的汪洋大海中，人们往往会失去批判的眼光，“错把杭州当汴州”，甚至于“错把他乡作故乡”。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话语体系的建设，必须立足于民族土壤，必须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大国来说，更要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国经验中提炼标识性话语，进而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第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新话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一座思想宝库，凝聚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智慧创造，也是传统话语体系的母体和载体。今天我们构建话语体系，不能无视传统、拒绝传统，而是必须立足实践，直面传统、反思传统，从传统中提炼可以古为今用的概念术语，以丰富我们的话语体系。
第二，从中国经验中提炼新话语。40年的改革开放极为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由此形成了诸多宝贵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经验。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带有时代烙印的鲜活概念术语，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根基所在。
第三，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提炼新话语。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建设，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也随之前进一步。4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理论成果，提炼出一系列新的标识性话语，比如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历史方位、新时代等。这些标识性话语，最为集中地展现了中国实践的发展历程，最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经验的根本特征，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
加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培养立足中国问题的理论人才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一项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艰巨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人才建设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哲学方法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还是在理论、概念层面的原创性和标识性要求，都需要一大批理论人才的支撑。他们不仅要懂得中国，而且要懂得世界；不仅需要掌握中国理论，而且需要切中中国实践。这就要求他们自觉消除中国与世界、中国理论与自身实践之间存在的程度不同的“隔膜”。
一方面，面对世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对外学习从根本上说始终伴随着一种紧张，一种以“古—今”“中—西”为枢轴的思虑。为了摆脱学术话语体系上的“学徒状态”，走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语症”，发展立足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整合中国传统话语和西方话语资源；以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为核心，以富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为骨架，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还要有效化解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隔膜”，努力满足实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没有任何母版和模板可循，也不是任何既成经验的再版和翻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亟需能够引领新实践、解释新实践的原创性理论。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存在一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把理论与实践拉得越来越远的时弊。比如，一些人以追求纯粹科学、绝对客观的研究为名，试图剥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表面看来，它是无立场的，但实则不然。所谓绝对无立场的客观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隐藏在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和特定立场往往以非常隐蔽的形式灌输进来。具体来看，这种纯粹的抽象似乎拥有绝对的客观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似乎可以被运用到任何地方，但实质上又不能被运用到任何地方；它似乎可以说明一切问题，但实质上又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它所拥有的那种客观性乃是一种稀薄到极点的抽象。毕竟，缺乏现实关怀的研究，与实践相隔绝的理论，既无法准确解释实践，更无力引领实践。因此，合格的理论人才，不仅要具备过硬的学术水准、开阔的理论视野，而且要有现实关怀，不能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孤芳自赏。
从历史上看，人类思想每前进一步，都奠基于特定的时代和实践基础之上。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对于当代中国学者而言，在这样一个西化程度已经非常之高的世界上，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特有的话语体系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无论多么困难，我们都有责任投入到这一伟大事业之中。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真正实现中国化。实现中国化的关键不在于对传统文献资料的系统梳理，而在于将话语建构的触角深深植入中国土壤之中。必须牢记，当我们在从事理论思索和话语表达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中国人在思索和表达，中国这块土地是我们须臾不可脱离的源头活水。中国话语体系的未来建构就在于将自己的根基牢牢植入中国大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和灵魂，以为人民做学问为旨趣，坚定行走在中国道路上，前行再前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④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⑤邓正来：《学术自主性与中国法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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