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北京房展会上的杨小姐（前右）通过银行贷款，高兴地实现了买到一套满意住房的愿望。
1999年9月，以马云为首的18人在杭州正式成立了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崛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2000年2月，两个海外高等教育展览同时在北京国贸中心展览大厅开幕，一位留英学者在展会上为大家提供义务咨询。
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多哈，时任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部部长的石广生（前中）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上签字。
2003年6月27日，农民展示装有农民负担监督卡、农业税缴纳通知单等的“明白袋”。
2008年8月23日，美国花样游泳女子团体选手入场时打着“谢谢你，中国”标语向观众致意。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前无古人的崭新探索，辉煌成就中蕴含科学的方法。中国改革中的渐进与激进、全面与重点、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等，工作方法丰富多彩。中国改革中的辩证思维、实事求是，思想方法至简至深。这些科学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渐进与激进：“深”和“远”是中国改革的特征。四十年总体上我们的改革不是慢的
速度最抓眼球，讨论中国改革方法，渐进与激进总是议论最多和最激烈的。
中国改革的总基调是渐进的。渐进意味着一步步来，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一口吃个胖子。中国的改革任务是一段一段地完成的：1984年之前主要是农村改革，1984年之后转向城市改革，1992年之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世纪之交前后是国企改革和社会建设改革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则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这些改革前后相继、逐步推进。渐进意味着慢慢转变，不是突然九十度乃至一百八十度转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典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总的累积转变很大、是具有革命性的，而每一个环节的转变又是自然的、水到渠成的。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是这样：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逐渐调整、水到渠成。
中国走渐进改革之路，一是基于改革的基本性质。激进与渐进作为改革的手段，总是受制于改革的目标。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无论中国改革在体制上变化有多大，但在根本制度上是始终不变的。这就从终极意义上决定改革只能是渐进的。二是基于改革的发展要求。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起点低，底子薄，尤其是改革之初，面临极为迫切的任务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因此，中国不能将发展停下来进行改革，更不能因为改革而使发展倒退。中国改革是在“不停车检修”的情况下展开的，这对稳定有很高的要求。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起来。很显然，速度过快、转变过大的改革，不容易控制。而渐进改革比较从容，改革的目标和策略可以适时地得到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这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对社会冲击较小，有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
然而，中国改革也有激进的因素。第一，中国改革是深刻的。邓小平对改革的深刻性有个重要的论断，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比如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在理论上是石破天惊的，在实践上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比这更为深刻的了。中国改革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是极大的变革。第二，中国改革是永续的。我们常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强调越是环境复杂，越是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不断推向深入。中国这样坚定的改革决心，这样彻底的改革态度，是世所罕见的，不能不说也是“激进的”。中国渐进而长期的改革，宛如一场改革的马拉松，静水而流深，宁静以致远，“深”和“远”是中国改革的特征。40年来算总账，总体上我们的改革不是慢的，尤其是我们改革的效果是好的。第三，中国改革中也有快进。改革的速度有快有慢，不可能是匀速的，也不都是慢的。中国改革之初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一两年就在整个中国全面推开，这甚至比当初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都快得多。我们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改革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实践中，我们的改革很多时候在讨论、在探索，是渐进的甚至是平静的，而在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之时，短期内大力推进、快速突破，又有激进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