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特别是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利用外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带动了经济发展的“腾飞”。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特定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的制约，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只能采取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且开放发展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阶段无疑具有合理性，在促进“量”性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近年来，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遭遇严峻挑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必须改变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不够高的现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其中，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关键举措之一。
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现实意义
对于一个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是过去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经验。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后，仍然离不开开放发展的引领作用，在新阶段和新形势下，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一，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巨变的现实需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进入到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此间的突出特征和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各国攀升产业高地的竞争日益激烈、发达国家开启高端制造业“回流”、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竞争“分流”中低端制造业等。因此，在面临开放发展总体大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在遭遇“高端回流”和“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下，加之自身传统低成本优势的不断丧失，中国要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在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增强体制机制竞争优势。
第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客观需求。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完善。而作为一个巨型开放型经济体，中国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贡献自己的理念、方案和智慧，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显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话语权，通常与一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大小有关。而影响力不仅表现为规模优势，即在全球经济中的体量占比，还取决于质量优势，即在全球经济尤其是国际分工中，是否具有一定的自主可控甚至主导能力。后者的作用通常更甚于前者。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体量优势基本具备，因此，要想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话语权，就必须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增强对外开放优势。
第三，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各类生产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资源、能源和环境等约束日益严峻，建立在传统要素驱动基础之上的高速增长模式面临可持续难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即我国经济必须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的集约型增长。长期以来，开放型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为适应乃至进一步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要，必须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唯有如此，才能以倒逼的方式培育更为先进的生产要素，才能引进和集聚更多的优质要素，奠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离不开扩大服务业开放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应该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比较广，既有横向维度“更加平衡”的问题，也有纵向维度“更加充分”的问题。从开放角度看，就是要能够适应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从产业角度看，就是能够以高质量产业发展参与全球合作和竞争。这其中，扩大服务业开放对于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具有关键意义。
扩大服务业开放是顺应新趋势的必然要求。伴随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软化趋势愈加明显。服务业局限在一国国内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全球价值链的拓展和深化正逐渐覆盖服务业领域。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正成为体现和衡量一国参与全球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表现。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不是一种自我比较，而是应该从全球经济大背景和大环境的角度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开放型经济层次高不高，要看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在国际产业结构梯度转移过程中，能不能适应乃至能不能发挥引领作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首先就要顺应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顺应全球产业结构和优化升级的大趋势，适应国际分工演变的新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扩大服务业开放。
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促进其自身高级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发达国家的既有经验看，提升服务业比重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也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相比较而言，虽然近几年我国服务业发展进入到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阶段，在GDP占比中也超过了制造业，但总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不仅滞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滞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发展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发展不可能选择封闭和孤立的传统道路，加快服务业发展尤其是高级化发展，必须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因为这更加有助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加有助于国内服务业在竞争中加快技术进步，更加有助于倒逼国内改革从而优化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等等。
扩大服务业开放是提升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支撑。从产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看，既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表明，制造业高级化发展离不开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支撑。我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获得了巨大发展，但仍然面临着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艰巨任务和挑战，国际分工地位亟待提升，这也是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我国服务化开放相对滞后，服务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其质量和层次尚未形成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服务业发展面临着“供需”双约束的矛盾。可见，不仅出于服务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支撑和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现实需要，扩大服务业开放都是必然选择。
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对策建议
中共十九大报告和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强调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概括而言，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应着力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业的开放，从本质上看，更强调的是境内开放，简单说就是管辖国内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必须要与国际接轨。因此，以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与以往主要以货物贸易开放的边境开放措施不同，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体制、新规则。这就要求加快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在进一步简政放权、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改革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扩大开放金融、教育、文化、医疗、旅游等服务业领域、有序放开养老、商贸流通、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狠下功夫。
第二，创造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良好环境。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综合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管理体制。为此，需要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切实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发展的理念，推进政务公开，简化项目审批程序，提高政策透明度和行政效能，营造良好的服务业开放政务环境。继续推进社会诚信体系，以及人才“高地”、商务“盆地”、“大通关”工程等的建设，切实把中国打造成称心、安全、有回报的兴业热土。
第三，加快服务业领域的国际化人才培育。依托国内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科研院所，尤其是在服务开放试点中教育资源较为密集的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区，大力培养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商务和竞争的服务业领域国际化人才。加快形成一支精干、务实、创新的开放型党政干部队伍，加快造就一支具备国际眼光、精通服务跨国经营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加快培养一支以金融财务、文化创意、知识产权、服务外包、商务咨询、海外兼并领域为重点的高端专业人才队伍，大规模培训能够适应国际需求的境外劳务人才。
第四，保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一致性。要把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统一公平、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在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全国也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对内开放方面，虽然中国在2004年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影响了中国私营部门参与服务业开放的积极性。尤其是一些垄断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和电信业等，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对许多民营企业仍存在较高的政策性壁垒。在新一轮的扩大服务业开放中，我们必须重视解决好对外对内开放的一致性问题。否则，建立在行业保护基础上的竞争力是不扎实的，对外开放加大后外资企业将会对我国服务业造成更大冲击，反而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第五，强化服务贸易政策与服务产业政策的协调。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应当遵循十八大报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部分中“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明确要求，在开放中强化服务贸易政策与服务产业政策的协调，更好地以开放促改革，以竞争促发展。服务贸易政策是调节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主要解决开放还是保护，即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促进还是限制的问题。服务产业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产业政策包括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促进政策等。只有在正确把握服务贸易政策与服务产业政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促进二者的协调。服务产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贸易是服务产业发展与提升的外源动力，二者互动发展，相互促进，才能达到产业水平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本文作者为南京审计大学教授；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高质量增长阶段扩大江苏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路径及对策研究”（2018SJZDI100）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李 懿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