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同时，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环境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者、维护者和建设者，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彰显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
中国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举措
自从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顺势而为，把贸易和投资压力转变为内部发展动力，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截至目前，2018年内中国已连续四次主动降低货物贸易进口关税。5月1日药品全面降税，7月1日对218个税目的汽车及零部件降税，7月1日对1449个税目的日用消费品降税，11月1日对1585个税目的机电设备、零部件及原材料等工业品降税。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由去年的9.8%降至7.5%。调整后的关税总水平略高于欧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与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和发展阶段基本匹配。对于外资普遍关心的技术转让、行政许可、知识产权等问题，中国已取得长足进步，并将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鼓励跨国公司对华投资。2018年7月28日，中国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开始生效。在新的负面清单中，将过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63类管制领域减少到了48类，总计在22个领域放开投资限制。这些措施使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展现了中国应对贸易摩擦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自信与韧劲。
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和营商环境。2018年11月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举行，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及600多家企业参展，40多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成交额达到578亿美元。另外，4500多名各界知名人士出席虹桥国际经贸论坛。这些都再次表明，中国支持自由开放贸易、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不会有任何动摇。与此同时，中国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包括RCEP在内的各类自由贸易安排，坚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促进彼此协调，实现良性互动。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抵制保护主义，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发言中所强调的，中国将“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必须消除资源误置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能仅仅局限于降低贸易关税、放开投资限制等方面。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总体关税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已无太大下降空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实施表明中国已与发达国家的外资管制措施接轨，改进余地有限。推动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从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度通盘考虑，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的贸易利益，警惕和审视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政策引致型资源误置所导致的贸易利益损失。任何战略和政策的成功实施都必须考虑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尽可能以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目标。如果资源未能实现有效配置，低效率的企业拥有较多的资源反而不被驱逐出市场，就会产生很大的行业内及行业间的资源误置。这种在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源误置特别是因某些公共政策引致的资源误置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资源在企业间不能以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原则进行配置，就会产生资源误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以及地方保护和各种政策壁垒的存在，导致产品和要素不能跨区域、跨部门无障碍自由流动。各种形式的政策扭曲普遍存在，以至于中国上游国有企业和下游民营企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均出现资源误置，最终导致总体生产率损失、消费者福利下降。
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政策扭曲比较典型，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中国的贸易发展是在严重的国有偏向型政策和出口偏向型政策这一“双重偏向政策”的背景下推进的。而这一双重偏向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资源配置。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行政垄断对竞争性领域中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长期保护，扭曲了资源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最优配置；另一方面，在出口市场上，政府对出口企业又给予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的政策。这种出口偏向型政策降低了各类企业出口的生产率门槛，引致资源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及其各自类别内部实现重新配置，从而导致了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双重资源误置。
在国内市场上，私有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临界生产率高于国有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临界生产率，从而私有企业中一部分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而国有企业中一部分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却仍然能够在市场上生存。这形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市场行业内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资源误置：私有企业中一部分高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而竞争性领域中一部分相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却能在行政性垄断保护下占有资源继续生存。在出口市场上，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都降低了，从而使更多原本不能出口的低生产率企业也能进入出口市场。这又导致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整体经济层面的资源误置：原本不能出口的低生产率企业却能进入出口市场，并挤占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市场份额。因此，双重偏向政策导致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两个层面的资源误置，即国内市场上行业内因行政性垄断带来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资源误置，以及出口市场上整体经济层面的资源误置。进一步地，双重偏向政策引致的资源误置，又通过减少来自贸易的生产率收益和贸易福利这两个渠道，最终降低了来自开放的贸易利益。其中，来自贸易福利的损失主要源自于人均产出的减少、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消费者可消费产品种类的下降。
事实上，在没有任何政策干预的情形下，各个利益主体目标不一致，有可能导致市场中各种外部性相互之间不能完全抵消，进而造成市场不完全，即市场扭曲。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普遍存在这种市场扭曲，即使没有政府的偏向性政策干预，也会存在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这是因为市场本身是不完全的。虽然各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均会导致消费者福利的上升，但资源配置效率并没有因贸易自由化而得到缓解。随着企业平均生产率的上升，消费者福利上升，但市场扭曲加剧。市场扭曲导致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正确引导资源流向报酬最高或者可以带来最大社会收益的地方，使要素在不同企业之间出现错误配置。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消除扭曲性政策并不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消除资源误置，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尽量减少市场扭曲，才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有效途径。
切实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措施
推动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必须首先消除经济中存在的偏向型政策及其引致的资源误置，以增加人均产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加消费产品种类，最终恢复和达到开放应有的获利水平。同时，要加强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不断完善国内营商环境，打造更加高效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并形成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切实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措施包括以下四点：
协调使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
随着中国企业平均生产率的上升，产业政策的重要性逐渐增强。这是因为，企业平均生产率的上升虽然带来消费者福利的上升，但却导致市场扭曲加剧。因此，政府不应被眼前的福利上升所蒙蔽，而应积极采取措施、纠正市场扭曲，使得福利上升至应有的水平。单纯采取贸易开放政策虽然能增加消费者福利，但不能降低市场扭曲。如果政策制定者首先在国内市场采取恰当的产业政策，减缓甚至消除事先存在的市场扭曲，贸易开放后消费者福利上升幅度将会增加更多。
消除内外经济中的双重偏向政策
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进行水平竞争的商业类领域，应按照市场规则，淘汰行政垄断保护下的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深化国企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公平竞争中，做强做优做大非低效的国有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出口市场上，应逐步消除甚至完全退出各类出口偏向型政策。同时，必须纠正内外市场上存在的偏向型政策，才能达到消除经济中的资源误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最终提升贸易利益的目的。
逐步下调或取消出口退税
这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进而提高企业的出口定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为中国商品的低价格而引起的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当前，为了应对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口商品所征收的高关税、缓解贸易波动对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于2018年9月15日提高了对机电、文化等总计397类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相当于将目前的平均出口退税率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至14.6%，预计将为出口企业节省增值税70亿美元。我们认为，这只应是权宜之计，下调甚至取消出口退税才是中国实现贸易自由化、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必然选择。因为出口退税政策虽然能够扩大出口，但会导致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成本加成差距的扩大，加深两部门的资源误置程度，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在国家总体产业政策下，出口退税率的制定应更加细致地考虑行业的出口特征，适度调整行业的出口退税率结构，尤其是探究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退税结构。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必须以微观层面企业绩效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前提。
不断完善营商环境
一方面，要积极提升企业在产品内调整的灵活性和积极性，使得企业内扩展边际维度的生产率得到充分的提升；另一方面，要简化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行政干预手段，从而提高企业间扩展边际维度的生产率。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改革，全面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五年来，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大幅减少。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地方政府定价项目缩减50%以上。全面改革工商登记、注册资本等商事制度，企业开办时间缩短三分之一以上。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从2012年到2018年，中国的营商便利指数排名从第91位提升到第46位。但是还应注意到，全球创业观察2017/2018报告显示，中国的创业活跃度已连续4年下降，仅排在参加调查的54个经济体中的第29位。其中商业和法律基础设施条件低于平均水平，排名倒数第8位。这表明，中国的简政放权虽然进步明显，但营商环境仍有改善余地。过去一年里，中国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纳税、获取信贷、保护投资者、跨境贸易等类别的改革中取得了突出进展，但在登记财产、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而且，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营商环境调查是以北京和上海为样本城市展开的，其结论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北京和上海所取得的进步。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的营商环境明显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营商环境。这更说明我国的营商环境还需不断完善，以减少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推动形成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环境。
【本文作者分别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时代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文澜特聘教授、博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时代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导；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国家社科重大专项）“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生动力研究”（18VSJ046）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杨 阳 / 李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