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过去，才知道自己经历过的短缺
新中国成立后，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我国“以苏为师”逐步打造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模式，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通过中央指令性计划来调配产供销，推动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发展国民经济，我国走向计划经济体制。
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将短缺经济视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他提出，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有一种内在扩大再生产的冲动，而基于软预算约束，企业可从多种渠道获得投资，即使亏损或无力还贷也不会破产，其扩大投资的冲动不会停止，造成生产需求膨胀。但是，资源约束却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使得扩大生产难以实施，带来短缺经济的不可避免。同时，传统计划经济国家都实行低效而封闭的重工业战略，而非高效、外向的消费工业战略，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资料投资率，缺乏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数量取决于政府生产指令性计划。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和企业利益并不能直接挂钩，企业缺少生活需求约束，在需求过旺而资源供给又不足时，企业无须去填补生活需求缺口，即使有这种愿望也难以实现，由此必定会形成长期的消费品短缺。由于社会消费品严重不足，国家被迫实行供给制，由政府部门统一主持商品的计划分配，通过数量配额来推行“票证经济”。
在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都成为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票证比钱金贵，有钱无票不一定能买得到东西。票证经济、短缺经济成为当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真实写照，作为计划经济象征的票证制度，是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回忆。科尔内分析到：票证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分配，货币不过起着“面纱”作用。政府可供分配的实物通过层层审批后分配给生产单位及消费单位。由于资源约束长期存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时刻都在争取获得实物，资金分配也如此。在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层层审批需要借助一整套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完成，由此也带来管理的低效率和不公正。政府为缓解严重短缺现象，不得不加强对经济的行政控制，供求矛盾进一步激化，而经常性财政补贴引起预算赤字难以避免。如此反复，短缺日益严重，商品单调贫乏，社会经济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非均衡状态。
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否定商品、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发展的可能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理论取向。在计划体制下，我们也曾探索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例如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多次推动向下分权等，但是在“一大二公”的观念下，“放—乱—收—死”的循环不断，思想认识的僵化使得对计划经济框架下的零星修修补补无济于事。经济体制弊端，加之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计划经济本身难以为继，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仍然是短缺的经济、贫困的民众、僵化的社会。
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道路上高速前行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破除了计划体制的思想迷信，坚持实事求是，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为之一新。基层的探索和变革首先指向经济活动的最关键环节——资源配置方式，当土地脱离指令性计划，与自主劳动相结合就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不断探索深化，社会生活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日益兴旺起来。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过渡，商品、市场的观念和做法日渐深入人心，中国在摸索中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一步步靠拢过来。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给改革开放后持续长达14年的计划、市场以及背后的主义之争画上了句号，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转折。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经济体制转轨在探索中落地。
科尔内在研究转轨经济时提出：经济改革需要同时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方式，即改革需要一步步地进行，不可一蹴而就。另一种是“一揽子式”的改革，即改革必须配套展开，同步推进。例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就必须进行工资改革和价格改革，建立某种形式的资本市场，硬化预算约束，实行财政和金融的严格控制等。所有这些都是“一揽子式”改革的组成部分，其特点是各项改革的同步配套，这很像一次大手术，在手术之前要慎重，要下大的决心，在手术后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期。我国从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渐进、一揽子的特征，而正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我国逐渐告别了短缺经济及贫困时代，使得社会物质产品开始极大丰富起来。
以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粮票为例，1955年起国家开始给城市市民发放粮票，城乡差别在户口之外，有无定额供应粮食及粮票也成为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农林牧副渔各产业的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增加，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城市居民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副食品增多，主食减少，家家户户的粮票都开始出现剩余。同时，国家开始改革粮食、食用油等农副产品的购销制度，到90年代初基本实现了购销同价，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在此基础上，从1993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开始放开粮价、取消粮票。1955年出现的粮票，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伴随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从80年代末开始，布票、肉票、油票、鱼票、副食本等逐步从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退出，票证经济伴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而最后终结。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年的中高速增长，我国已经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宽裕。现在我国的粮食、谷类、蛋奶、肉类、棉花等基本生活消费资料供应充足，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等日用消费品品种繁多而丰富。即便是制造业，我国也有多达22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譬如钢铁、煤炭、电解铝、汽车、造船、手机、服装、家用电器、电脑加工组装、光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仅满足了本国13亿人的消费需求，还有大量的电脑、玩具、电视、服装等各种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在发达国家，无论是地处繁华地段装修高档的商店，还是郊外的大型平价超市，中国生产的商品比比皆是，“中国制造”已经风靡全球，人们处处可以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尊严和富足。
展望未来，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新趋势
我国告别短缺经济时，过剩也开始显现，短缺经济也转变为过剩经济。2015年前后绝大多数制造业以及房地产业总体上呈现产能或库存产能的过剩，其中以钢铁、煤炭等最为典型，同时不排除很多行业都存在着低水平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至中速增长的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诉求和特征。
高质量发展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现状及其国内外发展环境深入分析的结果，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已达到较大规模，到达工业化发展后期阶段，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大增，老龄化进程加速，环境污染、生态问题以及资源环境压力突出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向。伴随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增长模式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高质量发展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其中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手段，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动力动能的转换，从依靠资本、投资的外延式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其核心是提高经济效益，在依靠科技创新、使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同时，提高总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发展高水平的实体经济，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增长的理念、动力、方式等方面转型的同时，还要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经济增长成果要用来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以整体社会发展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经济发展成果为全体民众所共享，为改善社会结构、增进整体社会福利提供条件。另外，经济社会发展也与环境生态相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既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又要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社会建设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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