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经济体系下的城乡协调发展应该以农业和非农产业的现代化为基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要推动农业和非农产业现代化、实现高度城镇化、实现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 城乡协调发展 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旨在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应同时具备提高经济效率和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双重特征。由于长期以二元经济为主要特征、城乡差异较大，如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以提高经济效率和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是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根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点，城乡协调发展表现为城乡经济高效率发展和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城乡经济的高效率发展必须以农业和非农产业现代化为基础，通过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然而，即便实现了农业和非农产业现代化，由于土地和自然环境的限制以及农业和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难赶上非农产业，现代化农业的收入水平也很难赶上非农产业收入水平，更不用提农村地区居民居住分散导致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成本较高，这必然会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于城镇地区。协调的城乡发展战略应该在实现农业和非农产业现代化的同时，通过非农产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支持“三农”发展，让城乡居民更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加快推进农业和非农产业现代化，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实现农业和非农产业现代化。然而，当前存在的问题在于：农业产值和就业占比过高，劳动生产率低下；服务业尽管吸纳了大多数非农就业，但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不利于提高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工业就业吸纳能力有限，且面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双重竞争等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革土地制度，推动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中国农户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只有0.6—0.7公顷，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经营者”标准的1/3。这显然不利于机械化和现代科技要素的投入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改革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经营权适度流转，研究城镇化农户的土地退出机制，有利于推动农业经营机械化和规模化，并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是现代化农业还要求提高农业经营者人力资本以及对农产品生产经营服务提供支持。中国农业从业者老龄化趋势已非常明显，且这些农业从业者受教育水平较低，人力资本不足，较难使用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此同时，农业从业者老龄化也说明农业难以吸引高素质年轻人。如果农业生产现状不改变，一旦现有农业从业者年老后退出劳动力市场，农业生产将后继无人。因此，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农业技能培训提高现有农业从业者和农业储备力量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除了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外，完善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农业技术指导、成立农产品销售合作组织、农产品产量和价格信息及时发布等服务的供给，也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业抗风险能力，进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
三是利用区域发展差距，实行梯度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距也很大。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还比较滞后，又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在劳动力、土地成本上较东部地区更有优势，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地转移创造条件。而东部地区已处于工业化后期甚至是后工业化时期，又遍布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人才充足，适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过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应以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为前提，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四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以消费型服务为主的传统服务业缺乏规模经济、技术含量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而以生产性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则相反。通过改变制造业大而全的经营模式，将生产过程中或制造企业内部的服务独立出来，形成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扩大规模效应。与此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还可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房租等生产成本，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
推动高度城镇化，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便考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前中国57.96%的城镇化率也很低。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尽管年轻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意愿较强，但年老者更倾向于返乡，这就意味着还可能出现城镇化过程逆转的情况。城镇化率之所以难以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受人力资本限制，外加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农业转移人口收入过低，难以负担城镇地区高企的房价，不得不在年老时返回农村；另一方面，受户籍制度及户籍制度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在城镇平等获得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进城务工只是其在年轻时为获得较高收入的一种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而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难以获得平等的城镇教育机会是导致农村家庭无法整体迁移的重要原因。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年在16821万外出农民工中，只有3578万农民工举家外出，占比仅21.27%，这意味着大多数外出农民工仍然与家人城乡分离。这种家庭城乡撕裂型迁移模式显然难以使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城市也难成为大多数农民工的最终归宿。因此，提高农村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改进其收入能力和城市定居能力，是提高城镇化率的重要措施。此外，减少城镇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改革以户籍为依据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让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平等城镇公共服务，将有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迁移和推动高度城镇化。
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是适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降低城镇化成本和实现高度城镇化的可行发展模式。基于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巨大的特点，产业体系建设也应梯度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仅给中西部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由此带来的人口集聚也为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和提高城镇化率创造了条件。此外，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集中发展大城市，居住需求带来的住房价格提升也将限制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定居能力，而发展中小城镇，则可适当降低城镇定居成本，提高城镇化率。
推动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农业和非农产业现代化在提高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城镇化的推进则让更多农村居民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因此，这些政策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让城镇和农村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但即便实现了农业和非农产业现代化以及高度城镇化，农业、农村和农民仍然是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需要政府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进一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例如：改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缩小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力资本差距；实行脱贫攻坚工程，完善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安全防护网和社会保障体系；减免农业和农村居民税费，增加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完善农村道路、交通、污水和废弃物集中处理等基础设施，改变村容村貌，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注：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收入分配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蔡昉：《城镇化可能要逆转》，《资本市场》，2016年第2期。
责编/贾娜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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