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廉洁的生活作风
在爷爷家乡朱家的祖屋里，供奉着朱字家训的神龛。最外侧的对联写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横批是：开源节流。这条家训，对朱家人的影响很大。
爷爷参加革命后，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他都能坦然面对，这跟他从小所经受的艰苦生活的磨炼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很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老人家始终保持朴素廉洁的作风。他反复对我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好到工农中去了。”1960年10月，爷爷写下一首贤文诗：“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远是真言。”我们朱家后代和所有曾在爷爷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首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爷爷一生都以普通一兵和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姿态出现，并把这种吃苦耐劳、勤俭廉洁的美德，作为家风传给了我们。爷爷一生清廉，每一分钱、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一开始实行工资制起，我们家就建了账本。买日常生活用品，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喝茶，外出调研视察交伙食费，我们的学费，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老部下老战友看望他时请客吃饭的费用……一笔笔都记得很清楚。爷爷在世时由工作人员管家，爷爷去世后，我们家的生活管理一直由奶奶亲自负责，每一笔开支她都亲自过问。
爷爷虽然一生俭朴，但他对党和国家却很“大方”。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去世后，将她的稿费交爷爷处理，爷爷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爷爷省吃俭用共积蓄了2万多元钱。爷爷去世后，奶奶让我协助她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按照爷爷的嘱咐，将这些钱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爷爷虽然没有给儿女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比什么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就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和作风。
大爱至深的情感世界
爷爷是一个非常重情感的人。他的情感既包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挚爱与忠诚，也包括同志情、师生情、战友情、亲情和爱情。凡是接触过爷爷的人，无不对他这种真诚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爷爷年轻时，也曾有过挚爱的感情生活。据爷爷的自述：“在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过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1935年长征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18岁，为了保全性命，已逃离驻地——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纳溪。我这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有支持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她18岁，我25岁。我的第三个妻子是1928年湘南起义时和我结合的，名叫伍若兰，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健捉住砍了头。我现在的妻子是康克清，是在1928年同我结婚的。”
爷爷的第一位夫人肖菊芳，于1912年秋天在昆明和爷爷成亲。1916年，爷爷参加蔡锷将军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进军四川，驻守泸州。战事稳定后，肖菊芳奶奶从云南来到泸州，由于是怀孕之身，坐轿子走过了这段漫漫长路。到泸州后，她为爷爷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父亲朱琦。不久，肖菊芳奶奶得了类似赤痢一类的奇异热病，亦告撒手尘寰。为此，爷爷非常悲痛，写下了“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乃是天上仙姝”的挽联。爷爷一生曾写下了600多首诗词，2006年出版的《朱德诗词集》正式发表了550首。其中有一组“悼亡七首”，是当年专为肖菊芳奶奶写的，这也是爷爷鲜有的抒发内心感情的诗词。其四：“萧娘瘦菊傲芬芳，戎马生涯战事忙。水月镜花空色相，凤鬟云鬓易经霜。”其五：“雪泥鸿爪江城地，薤露歌声古战场。忍别娇儿在襁褓，几度相思倍感伤。”（诗中的娇儿指我父亲朱琦）字里行间，可以读出爷爷情浓意深的真切情感。
爷爷的第二位夫人陈玉珍，是爷爷挚友孙炳文同志的外甥女。提起这位夫人，爷爷回忆说：“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此后不久，我们便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如自己所生的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园内花丛中捉迷藏。她没有生过小孩，所以，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护国战争结束后，31岁的爷爷升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少将旅长。1922年，36岁的爷爷任云南警察厅厅长，这时的爷爷，已是陆军中将，有丰厚的收入和幸福的家庭，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儿。但当时的中国，经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后，反而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老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家与国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毅然决定寻求新的救国救民之路。他谢绝了四川军阀杨森给他的师长官位，婉拒了中山先生十万大洋请他组建军队的邀请，在陈独秀没有接受他入党的情况下，远涉重洋，去德国寻求共产主义真理和党的组织。
南昌起义后，爷爷成为国民党通缉的“匪首”，迫于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他和家人中断了联系。国共合作后，1937年9月5日，爷爷率八路军总部向山西前线出发的前一天，在陕北云阳镇给陈玉珍奶奶写了分别十多年后的第一封家信，在信中他询问自己的两位母亲和他唯一的儿子朱琦（我父亲）的情况。爷爷收到陈玉珍奶奶回信时，已经在山西五台山前线指挥作战，他立即抽空给陈玉珍奶奶写了第二封信，明确提出了希望陈玉珍奶奶将自己的儿子朱琦等“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
父亲此时已20岁出头，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杀历经磨难。在听到爷爷的召唤后，父亲立即奔赴延安，经中央党校培训后入党，1938年便东渡黄河到山西一二〇师参加抗日作战，曾任一二〇师司令部直属通讯队队长。1943年11月，在山西奋勇战斗了五年多的父亲在山西方山县一次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战斗中，被敌人的机枪打伤了左腿，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就此离开了山西抗战前线，回到延安养伤并到抗大工作。爷爷在山西抗战近三年，父亲在山西抗战五年，他们父子俩在抗战前线的战斗经历，已成为他们辉煌人生中的精彩篇章。
爷爷非常爱自己的亲人，我在他身边长大，感触得真真切切。但他更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每当危难来临，他会挺身而出，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天地无私的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