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主持人：在“大变局”的今天，中国该如何应对新形势？有哪些时代课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左凤荣：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爱好和平，决心要走出一条大国崛起的新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把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自己的外交目标。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为我们看待世界和中国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大潮在滚滚向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全球稳定的基础，相信中国有力量能使国际局势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善于把外部的压力变成发展的动力，只要中国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世界局势就会减少不确定性，中国会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王文：中国崛起面临的复杂挑战，超过过往500年大国兴衰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大国。中国要克服的不只是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压制、围堵与老牌传统大国的竞争、博弈，力求不陷入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面临着新型全球化下强势个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分权”与各类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社会渗透，保持国家主体性与民族认同感的延续与稳定。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面前，中国人需要主动谋势，洞悉未来，既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继承优秀文化，学习先进技术，解放中国的国际行动力，防范“国际分权”趋势下对国家主体的消极冲击，强化中国人领衔新型全球化的实力，还要善于处理与传统强国的关系，以求得最大公约数态度改革并完善国际规则，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与非西方世界的互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国人最需要突破和消除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桎梏与千年来传统本土思想消极一面的影响，透析西方实践，立足长远布局，贡献中国智慧。
在这些国家治理前所未有的新变量之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挑战不只是外部因素，更是内部治理范式的变迁。人们会猛然发现，可能使发展盛况“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不一定都是来自外部的战争、冲突或天灾，也有可能是内部的社会失序或金融危机。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克服国家脆弱性的爆发，强化社会的坚韧性，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难题。
历史地看，18世纪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人口仅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崛起时，人口是亿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而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进展创造出来的影响“吨量”，相较于过去，无异于原子弹与炸药之别，而带来的治理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主导西方社会科学理念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左与右、政府与市场、专制与民主、宽松与紧缩等简单两分法，已无法概括目前中国国内治理的现状。对此，中国人对现实的把握与学习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理论超越与创新变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紧迫。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再次指出，“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学习大国”，是应对这一“大变局”的最好提示。这不只是对国际变局新动向的追踪与把握，更是对国内治理新问题的改革与应对。“干中学”的精神，是这种应对方式的体现与聚化。在这方面，新时代中国人任重而道远。
（主持人：肖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