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内生型危机及国际外溢效应主要表现为：贸易与投资保护的全球蔓延；政治极化、保守化和极端化的全球扩散；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全球流行；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冲突的全球扩大化；政治、经济、军事与安全领域的摩擦、对抗、危机乃至战争及其国际传播。因此，遏制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内生型危机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任务。
【关键词】西方国家 新自由主义 内生型危机 国际外溢效应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内生型危机，也称为新自由主义内生危机，是指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面临的内在理论逻辑困境和内在社会影响衰退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不仅不能解决当代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政治经济发展困境，反而成为导致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困境、激化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工具。
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内生型危机，是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内生型危机的主要表现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经济思想和重要意识形态标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大规模讨论和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影响开始出现衰退迹象。以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为标志性事件，西方政治经济领域出现各种“黑天鹅事件”，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社会思潮。2017年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积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于2018年发动的大规模全球贸易攻势，是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内生型危机出现的标志性事件。随着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的变迁，新自由主义出现了内生型危机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内生型危机。
第一，保护主义弱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影响力，出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内生型危机。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主张自由市场竞争与自由贸易政策，并试图在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其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
以2018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为典型标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各种形式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例如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的对美投资，试图打压中国芯片企业的发展，违反了其曾经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背道而驰，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日益弱化。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投资保护主义，都限制了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竞争，增加了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市场的可能性和机会。
第二，民粹主义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内生型危机。民粹主义以维护平民权益和福利为借口，反对精英政治和建制派对权力的垄断。为了获得与维护政治选举利益，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在政治竞选及获得政治权力后，往往展现出制定公共政策时无限迎合基层选民短期利益的偏好。民粹主义强调选民利益至上，为了选民利益可以抛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例如，一些西方政治家在不断加大选民福利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债务风险，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条件，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相矛盾。
第三，逆全球化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影响力，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内生型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成为历史潮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往往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和政策借口，强迫一些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为西方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市场进入机会，特别是为西方国家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和产业获得影响乃至控制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了机会，这在2018年表现得尤为明显。但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日益削弱，出现了制造业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与发达经济体比较竞争优势缩小等现象。
为了维护既得政治经济利益，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2018年的反自由贸易、反移民，便是其中的一大突出表现，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与市场化目标相互矛盾。这一方面削弱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政治正确性，另一方面阻碍了全球范围内的产品和要素流动，影响了全球化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
经济实力、市场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制度自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弱化，是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产生内生型危机的重要原因
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内生型危机的出现，既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和演化的结果，也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重要因素，更是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键变量。
第一，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西方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者和既得利益集团，新自由主义是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理论工具，但前提条件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目前，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经济体虽然仍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但经济实力相对上升。
新自由主义已经不能完全维护西方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利益，新兴经济体也可以借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西方国家的决策精英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秉持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导致西方国家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主张的非适应性内生危机。
第二，市场竞争力相对下降。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这有利于市场竞争力强的国家或经济体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而不利于市场竞争力弱的国家或经济体保护国内市场利益。二战结束后的相对长时期内，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至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前，西方国家的国际市场拥有绝对的产品竞争优势。但自从中国加入WTO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持续上升，西方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不断下降，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竞争观点已经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市场利益维护。
因此，为了维护既得市场竞争利益，西方国家的决策精英需要能够弥补新自由主义不足的替代理论，由此在西方国家出现寻找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替代方案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诱发型内生危机。
第三，产业竞争力相对下降。目前，中国虽然距全球制造业强国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正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升级。美国作为西方制造业的大国和强国，则出现了制造业转移与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在中低端制造业特别是民用制造业领域逐渐丧失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使得西方国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日益弱化，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竞争政策已经不能完全维护西方国家的产业发展利益，进而在产业层面诱发新自由主义的内生型危机。
第四，制度自信弱化。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竞争制度、自由选举制度、私有产权制度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与传播的基础，也是新自由主义制度自信的来源。但随着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其制度优越感和制度自信开始出现弱化趋势：一是对自由市场竞争制度的自信和认可度下降；二是对自由选举制度的自信心下降；三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缺陷和不足进一步凸显，由此诱发人们对西方社会私有产权制度的反思和再审视，出现对西方私有产权制度的不自信，进一步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并诱发制度内生型危机。
第五，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随着现代通信网络和计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流动速度不断提高，各国在获取信息方面将会日益平等化，社会结构也会日益扁平化。
当前，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优势呈现出相对弱化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所倡导并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理念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下降。二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意识形态的能力和工具优势相对下降。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积极推行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不当干预政策所导致的冲突和战争，给各国民众提供了正确认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缺陷的实践样本，进一步降低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话语权。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综合比较优势越来越显著，使得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西方意识形态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和挑战。
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内生型危机的国际外溢效应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其内生型危机具有显著的国际外溢效应，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化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如何预防和控制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内生型危机给世界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稳定运行带来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是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这里所说的国际外溢效应，是指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内生型危机的国际外部化及其影响效应，主要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对非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产生的冲击和影响。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内生型危机的国际外溢效应在五个方面表现最为显著。
其一，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全球化蔓延。西方国家市场与产业竞争力相对下降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为了维护产业集团利益和就业岗位，西方各国纷纷出台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外国投资与外国商品进口。2018年，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甚至发动贸易战，不仅破坏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市场竞争秩序，还使得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受到排斥。
一是损害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同时也损害了美国与西方盟友的贸易投资关系；二是使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规则遭到破坏，WTO改革与谈判进程受阻，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矛盾冲突激化；三是区域自由贸易安排面临新挑战，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进入再谈判与调整期，其他相关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也受到影响；四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采取各种限制跨国投资的活动，特别是限制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五是双边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向多边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转化，区域性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向全球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转化。
其二，政治极化、保守化和极端化的全球扩散。西方国家在内部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阶层固化与中产阶级泡沫化的现象，导致政治利益与政治态度的两极分化，使整个社会向保守化方向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主张背道而驰。
一是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政治诉求差异固化和扩大化，加剧了各种极端思潮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二是整个社会更趋向于政治保守化，阻碍了西方国家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创新，使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动力不足，形成阻碍政治创新的保守社会氛围；三是西方国家的各种极端思想特别是原教旨主义思想纷纷出笼，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国际社会中的各种极端思想和极端组织相互结盟，形成阻碍社会变革的消极力量。
其三，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全球流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既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逆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在面临新兴全球化浪潮时竞争力相对下降，出现对全球化发展的焦虑，试图通过掀起逆全球化运动来减少全球化对其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和负面冲击。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既是逆全球化的动因，也是逆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更是对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否认和反动。
其四，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冲突的全球扩大化。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开放、自由竞争，并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干预，其内生型危机的直接结果便是反对开放、反对自由竞争和政府积极干预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的出现，导致西方国家内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还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一是西方国家内部在经济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坚持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激化，把西方国家分化为不同的政策利益集团，使坚持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集团和主张保护贸易政策的国家集团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二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冲突日益扩大化和全球化，背弃新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主义、反移民和排外主义措施，必然引发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为典型的便是2018年欧美国家在移民领域的矛盾和冲突、欧盟国家与中东和北非国家之间在移民和难民问题领域的矛盾和冲突等。三是因为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的差异和变迁，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重新分化组合，形成新的国家利益集团和复杂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利益关系。传统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盟友关系在松动的同时会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盟友关系，国家利益关系在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冲突，也会逐步在全球蔓延。
其五，摩擦、对抗、危机与战争的国际传播。西方国家中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政治思想流派，还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来源，也是西方国家间达成共识的重要媒介和理论基础，其内生型危机不仅不利于西方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共识的达成，而且不利于维护彼此之间已经存在的政治经济利益联系，更不利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共识的达成与政治经济利益的维系。
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内生型危机导致的摩擦、对抗、危机与战争及国际传播在四个方面表现最为显著：一是自由贸易共识破坏导致的贸易摩擦、冲突、对抗乃至贸易战。二是国家间产业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选择的差异和矛盾引发的国家间产业政策摩擦、冲突与对抗。例如在贸易谈判与经济磋商中，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规划的无端指责及其采取的对抗性措施便是典型表现。三是国家间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合作缺乏共识导致的金融市场矛盾、货币政策冲突乃至货币战。美国与西方盟国之间的汇率冲突与金融摩擦日益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彼此间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利益冲突增加、合作基础弱化，中美两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因为双方缺乏达成合作共识的理论基础。四是经济利益的摩擦、冲突、对抗向政治、军事及安全领域扩散，导致摩擦、冲突与对抗升级，不排除爆发各种规模军事与安全冲突的可能性。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把政治工具和军事因素引入双边与多边的经济关系领域，从而导致更为复杂的国际矛盾与冲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5JZD03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保建云：《国家类型、国际体系与全球公共治理——基于中国天下观理念的分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②保建云：《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原因、挑战与机遇》，《国家治理》，2018年第27期。
③保建云：《大国博弈中的全球产业链分化重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8期。
④保建云：《经贸摩擦中的美国焦虑》，《人民论坛》，2018年第29期。
⑤崔学东：《公共职能的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1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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