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论”从字面理解，是指能被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们共同接受、认同，直至遵守并执行的共同价值，“普世价值论”涉及到社会思想状态和大众人心稳定问题，还关涉到“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其实质是西方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仔细分析，国际思潮学理争论背后往往是利益分化和力量转移，因为思潮背后往往是利益和力量。总体上看，西方“普世价值论”是荒谬的、虚伪的，是服务于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是服务于资本逻辑这一终极价值的。只有揭开笼罩在“普世价值论”上的面纱，才能开辟人类共同价值凝练的新道路。在年终岁尾，深入分析2018国际思潮动向，重点分析“普世价值论”动向及其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普世价值论”动向之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博弈更加激烈
在美国日益倾向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路线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将何去何从？这关系到各国的未来发展，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是每一个国家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当今世界的主流和大势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是不得人心的。在21世纪，各国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球属性，只有通过多边治理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才能够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作为国际思潮的“普世价值论”所主张的是要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显然这不是学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企图使用“普世价值论”这一重要全球战略手段，通过价值渗透弱化或误导“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大方向，用西方话语霸权冲击“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以西方“普世价值”干扰“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软环境建设，发动一场舆论战，诋毁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景。我们认为，西方有些国家要走出“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理性客观地看待其他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在价值观上寻求“最大公约数”，推动从“竞争式发展”走向“竞合式发展”，从“零和博弈”走向“共赢共生”。
“普世价值论”动向之二：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失衡导致“双重标准”更加凸显
“普世价值论”所依赖的抽象“人性论”、“利益共同体”和“永恒价值”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普世价值之“普”，在表面上似乎人人都懂，然而却存在“同与不同”“标准与多元”“对人与对己”“应然与实然”等一系列内在性矛盾。“普世价值论”宣扬所谓普遍接受和永恒存在的价值观念，其目的是用西方价值观念解释、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摇我们党执政的思想基础，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我国改革开放成就，达到从思想上瓦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
“普世价值”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普世价值”常常作为西方霸权国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或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借口，用所谓“西方标准”任意裁剪他国现实，有些国家甚至被贴上“邪恶国家”“失败国家”的标签。西方推行“普世价值论”，其实质是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特殊价值普遍化，根本上是维护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国际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本来，南海航行自由没有问题，但美国一再炒作。我们要揭露美国表面宣扬所谓“南海航行自由”，却打着“重返亚太”的旗号，把 60% 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把军舰开进中国南海海域制造紧张局势，把“航行自由”变成了“横行自由”。本来，贸易自由是以契约精神和贸易协议作为基础的，而美国动不动就采取退出多边贸易组织、撕毁多边贸易协议的方式，肆意侵害别国利益，满足美国一己之私利，严重损害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美国口头上倡导自由，行动上却限制自由；维护本国的自由，却侵犯别国的自由。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颜色革命和干涉政策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动荡、分裂、战乱的极度混乱局面，带来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人道主义灾难。可见，在21世纪一定要警惕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任何民族都存在着一个能否和如何走出“民族中心主义”、“双重标准”的问题。
“普世价值论”动向之三：世界力量转移加速，全球治理赤字更加突出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把推行“普世价值”渗透的重点转向中国，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世界秩序仍没有实质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得到与其地位和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西方社会往往“戴着有色眼镜”对发展中国家有种根深蒂固的曲解和误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由于融资规模的限制和条件的约束，在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等提供支持方面作用有限，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每年近800亿美元，这一数额显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所能提供的。当前，世界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需要有新的解题方案和智慧。
“普世价值论”动向之四：现代化道路选择成为焦点
西方现代性与西方对人的理解和认识内在相关。在西方语境中现代性的后果主要是“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即“人的发现”和“人的觉醒”。实际上，主体性背后所隐藏着的恰恰是西方近代的内在性主体性哲学的文化话语。这种近代的内在性主体性哲学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在价值观争论方面，根本分歧在于西方价值观表述背后特定的立场和理念。所谓“普世价值”后面其实是特定的利益诉求、制度特质和意识形态。
“现代化”最早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完成的，使得“现代化”与“西方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同义语，西方式的现代化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范本，西方式现代化包含的特定价值立场也被其共性问题所掩盖，变成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一种导向。然而，现代化道路从来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根本就不存在“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别国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实际上，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各种文明必须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才能获得共同的进步。不可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一种发展模式。为此，应尊重不同道路选择，因为一个国家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总之，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方向和道路错了，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在世界范围话语权和代表权上还没有根本改变。为此，必须从战略层面重视话语体系构建与话语权提升，以有效应对西方的话语霸权。
（作者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