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协调”的认识与理解
协调，这个词在经过改革开放的奋斗征程、伟大实践后，具有了时代的新使命。从说文解字看，协调指的是“和谐、协同、配合得当”。我国古代以哲学形式呈现的“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是对“协调”的一种深刻认识。近现代经济发展强调以“分工”为基础的自由选择、市场配置，质疑“自然秩序”，主张政府干预的协调发展，均是人类进行“协调”的实践活动。其实，“协调”长期以来一直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是诸多争论的焦点。追求“均衡”，还是“非均衡（增长极）”发展？坚持“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积极推动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城市或生产力布局是采用“集聚”发展原则，还是分散？
在区域经济研究层面上，协调是指关系的和谐一致、配合得当。在区域经济活动实践中已经形成一些相对固定的看法，如区域协调是区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增长的状态和过程（蒋海清，1995；覃成林，1999）；区域协调发展是使地区间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范围并逐渐收敛的区域发展战略（陈秀山，2006）；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考虑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郝寿义，2007）；新的时期有必要探究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内涵与新目标，应更加注重地区间的发展机会区域均等，发展利益趋于一致，重点诉求应由发展速度的协调转向发展利益的协调，由发展结果的均等转向发展机会的均等（徐康宁，2014）。
在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发展中各系统均衡、各部分统筹、各职能协同，关系平衡、共同增长；各个区域内外部资源得以合理利用与共享，要素挖掘与创新活跃得到充分发展；区域间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各地区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在强调过去四大板块、城乡之间、经济带之间、贫（老少边穷地区）富之间的关系基础上，提出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方式和内容，包括壮大并允许非政府市场主体加入区域协调发展的事业中来（组织、配置、动员）；新的区域发展动力机制打造、新的拓展区域（虚拟空间、“一带一路”、海洋战略空间）与要素格局构建；新时代区域发展的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向等等。区域经济发展到了新的重要时期，协调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重大使命。
协调发展是新时代区域发展的总体要求
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论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和新的特征。
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谓高质量发展，是更加注重效率、公平、质量以及可持续的发展，是更加注重以人民为本的发展。对于区域发展来说——所谓“公平”，即要考虑到收入差距的缩小、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城乡二元分割及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可持续则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等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以人为本则要求更加关注民生、关注贫困，增加老少边穷地区居民福利。协调是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对于区域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协调发展，是区域特色彰显的要求。区域协调可以挖掘区域发展的潜力、引导实现地区的特色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建立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有利于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区域协调发展在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导向下，市场机制主导，有利于发挥或挖掘区域的潜在能力；同时，利用和发挥当地的特色优势，可以提高地区发展的竞争力。特色是某一地区的“符号”和“标签”，有助于树立区域文化形象，更有助于推动发展特色化的经济资源，绿水青山、特色民俗、甚至独特的气候土壤都可以通过创新给地区带来可持续良性发展的经济资源。
协调发展，是区域内化市场机制的要求。我们行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道上，区域内、区域间形成良好健康的合作共享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方面涉及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竞争合作、要素流动、社会治理、利益调整、公共设施均衡、损益调节补偿等等。
此外，区域协调，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加强城市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不仅可以通过增加投资需求形成当地增长的强劲动力，而且可以增加城市以及乡村的消费需求形成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农民巨大的消费群体所带来的市场潜力，统筹城乡发展，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发展差距，可以刺激城市、尤其是农村消费。
协调发展，是中国作为大国提供给世界的伟大实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发展阶段规律性的问题。针对不协调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世界各国政府将解决该类问题作为调控的重要目标，并采取宏观政策或者措施来协调经济发展（比如欧盟、美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也明显增强。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工业国，同时自2006年以来保持着对世界经济第一位的增长贡献率。我国区域发展条件复杂多样，发展类型具有相似性和典型性，我们通过改革创新、协调发展，改善和提升各个区域的发展能力，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大国智慧。
区域协调发展新思维新逻辑
新时代所以“新”，是确实出现了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新现象新条件，区域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发展依托、发展生态。可以看到，区域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依赖已在明显转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社会各方协同转向“民营、个体、非政府机构”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区域发展动力机制和科创驱动将更多地依靠和发挥市场与新科技因素的巨大能力；三是区域的根植性挖掘是塑造各地特色、合作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四是突破区域差异的认识束缚。
区域发展新主体的壮大及其协同力
从发展方式和动力机制上看，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二种类型：一类是市场经济实行前政府的直接推动式，另一类是市场经济实行后的“强政府+市场”的混合推动式。这其中涉及二大类主体：简单说就是政府和非政府。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改革愈加深入，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的实施与成效将与这二大主体的博弈与互动密切相关。
在区域发展进程中，二大主体都有过各自的贡献。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生产力布局演变来看，区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均衡布局——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倾斜（非均衡布局）发展（1979—1990年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域协调发展（1991—1998年开始关注中西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启动阶段和1999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魏后凯等，2011）。前二个阶段是由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完成的，第三个阶段是附加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新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原本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非政府机构组织等，共同形成了区域发展方式和动力机制，共同构成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力量。在笔者看来，第三阶段的区域发展，是一个加强政府配置调控资源能力并逐步扩大市场机制、发挥市场潜力的过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中“放权让利”的伟大举措极大释放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造就了市场经济体制下重要的主体角色，不仅加快了区域经济发展，也为区域和谐、协调塑造了长久、可操作的主体框架和逻辑基础。从发展实际可以看到，区域发展主体不仅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独立发展能力加强），各类企业和机构也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力量，改变了发展的“眼睛”只认“市长”，不认“市场”的单一模式。
前文提到了协调是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对于区域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这就意味着需要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需要高质量的企业运营、高质量的商业模式，需要高质量的经济和商业思想作支撑，也意味着需要更多更强有力的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个体企业、非政府机构、中介组织的成长和壮大。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力量，也是我们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的一条时代主线。只有“千帆竞发”，高质量才有保障。
未来在构建区域发展新主体时，需要关注和发挥非政府主体，如民间组织在区域协调中的作用。一直以来，政府在区域协调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区域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由此便忽视了非政府主体如民间组织在区域发展事务中应当并且可以发挥到的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新的民间主体会不断出现并成长，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居民、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商合作，可以突破政府单一主体解决区域发展事务的局限性，有利于平衡多方利益，有利于实现合作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一种更开放更民主的公共事务解决机制。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非政府主体参与区域发展管理的实践尝试，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成立了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签订了部分区域合作协议。总之，地方政府为非政府组织释放参与区域事务管理的空间，营造协商合作的环境，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益尝试。
区域发展新动能的迸发及其推动力
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新逻辑。新的动力和创新机制已经滚滚而来、势如破竹，传统的体系不得不面临重大调整。从区域经济层面上讲，当今遇到了二个重大的发展条件变化，一个是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另一个是人类迅速提高的认知能力。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比如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信息技术，突出智能化、虚拟化，使得创新空前活跃，大大拓展了产业发展依托的空间，甚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源新产业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新模式等等，把人类生产生活的活动空间推进了一个虚实结合的新世界。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为其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创新无界、光速级的虚拟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源常规、路径常规、速度常规的实体世界。对区域发展而言，人们利用资源与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过去许多我们并不视为有用性的或利用层次较低的事物（对象），被纳入重要的资源范畴加以开发利用，如信息资源、海洋资源、空间资源、湿地资源、绿色资源、多样性资源等；同时，生产、服务和发展的路径更加广阔，人们的工作、学习、娱乐、康养等等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的区域差异、区域均衡、区际关系将被重造、重塑、重组。
其次，人类迅速提高的认知能力，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整合资源、制造与服务的能力大幅度提升；新的理念、新的指导思想应运而出，新的方法也是层出不穷。国家新近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对这一趋势的深刻总结。还有一些理念如“精准化”“精细化”也是对新认知的一种反映。在国家号召“区域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多地方急需跟上科技发展的潮流，带着时代感使命感去高度重视创新；构建新的认知体系，推出新的发展路径、模式，践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供给侧改革”。比如，在资源开发领域，一方面要主动适应迅猛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资源范畴的迅速扩大，还要有意识地重视、充分地挖掘那些脱颖而出的可以被依托的新型资源；另一方面，跳出原有的只包含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等常规资源的概念体系，创新思想与思维。
需要提及的是，市场机制也是动能之一，所以放在“新动能”处说。健全市场机制，发挥它的决定作用威力，其拓展的空间余地还很大。市场在提升效率上是无与伦比的，用市场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与优化。区域协调发展中强调市场原则，是要求根据市场法则而不是行政区划规则，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在分工、交换、合作、竞争中提高经济效率。当然，这里并不排斥其他原则，如公平原则（转移支付、均等公共设施），但需要各种原则之间首先做好协调。
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挖掘及其支撑力
在不断强化的人类认知和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人类的创造力、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加强。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其实大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早已提供了诸多条件、基础与可能解决方案，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奋斗去发现、开发和整合。我们提到的产业根植性就是期望或强调地区发展中找到依托的自然基因。根植性不仅存在于以资源、景观为基础的自然地理背景之中，更存在于文化内涵、制度结构、社会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
如果一个地区的根植性得到较好的挖掘，产业在当地的集聚与发展就会存续下去，就会整合相关资源，凝聚特色力量，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挖掘根植性、实现区域的差别化个性化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挖掘根植性的过程是一个深刻的辨别自身发展优劣势的过程，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将生产要素集中到优势产业上来，形成网络和价值链体系，激发区域发展潜力与活力，避免在那些水土不服的产业上浪费资源与财富；其次，挖掘根植性鼓励投入踏实的产业氛围，可以避免追风尝鲜作秀的短期行为，少走发展弯路；最后，精准而有效力的政策扶持是区域发展的强大助力，根植性挖掘可以为国家支持政策提供参考，使之更具针对性。因此，协调发展需要关注区域的根植性挖掘，形成区域的内生增长机制。
区域发展新认知的拓展及其引导力
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对发展上的不协调加以解决和克服。对于不协调方面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给予了归纳总结，比如：区域发展水平差距还比较大，无序开发、开发空间受限，资源错配，地区封锁依然存在，区域之间同质化竞争依然存在等，在此不赘述。但对于其成因各述其理。确实，造成我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上述区域发展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本文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P. Krugman（1993）的经典“First Nature” 第一性要素和“Second Nature” 第二性要素的划分原理对我国区域发展问题成因做出简要分析。第一性要素也称为自然要素，指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是非人类创造的，是对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基本物质成分；后天的人为的第二性要素如资本、投资、技术、创新、管理、市场等，恰恰是社会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自然差距——“第一性要素”成因分析。我国幅员辽阔，领土南北跨越的维度近50度，东西跨越经度60多度，气候、地形、土壤、植被、生物等复杂多样。这种条件不仅造成了各地区产业、经济类型的多样性适宜性，也造成了成本和经济效率的差异。
区域发展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托的，一个地方经济社会活动长期依赖于某些条件的表现和特征是根植性的反映。根植性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地方的经济行为依托于当地的自然地理背景、文化积累、制度变革等，经过长期的磨合、最终实现本地化，且其特性难以复制。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区域不平衡的基础，但同时也是特色形成的根源、是地域特色最原始的部分。
对于各区域第一性要素的不同，总体上看，人类改变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至少目前还是有限的。但可以发挥人的智慧，创造性地适应或利用自然条件，挖掘根植性以形成特色，尤其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下，寻求人地和谐的新模式。
人文差距——“第二性要素”成因分析。“第二性要素”包括历史积累、资本与厂商集聚、技能优势、各类设施与服务水平、市场消费等，是叠加在自然差距基础之上的，起着放大或缩小、加剧或缓解第一性基础的重要作用。
我国现阶段的区域发展格局、区域差异实际上是长期受制于第一性基础和第二性要素叠加作用而形成的。一般情况下，技术、资本、工业等要素在市场机制下总是流向地理区位更优越、历史积累更丰富的地区。由于循环累积效应的存在，易导致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会越发达，而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会更加落后，以至于胡焕庸线难以突破。
除此之外，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第二性”要素的重要部分。我国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经历过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又转为区域协调的两个历史阶段，国家政策可以引导要素流动的方向；同时此前不科学的政绩观——比如以对GDP以及地方财政贡献度的大小为评价标准，也会导致区域发展的恶性竞争，因而政府行为与政策也是影响区域发展差异、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因素。
当区域适应了某一发展路径，就容易形成发展的惯性，形成“路径依赖”，内部会相对封闭内向，从而陷入“刚性专业化”陷阱。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区域发展问题就具有惯性和顽固性。比如资源型城市发展，其产业结构主要以矿产开采和初级加工工业所形成的产业为主，具有较大的发展惯性，其弊端往往导致其他替代性、共利性技术和产业不易成长，结果就是老化、僵化，一旦资源趋于枯竭，本城市或区域将陷入衰退。
针对各区域第二性要素的差异，其实人类作用的余地还是较大的，完全可以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找准问题的症结，以自然为基础、以市场为舞台，出台精准的措施政策，改善营商环境，引进适宜产业，为区域协调发展创造新的模式。
【本文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赵博艺 / 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