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究其原因，除了自然地理和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历史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还与改革开放前十来年中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差距问题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上海自贸区建设等国家意义上战略规划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开始进入强调拓展优化经济地理空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因此，积极重塑国内经济地理，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一轮开放背景下国内经济地理的特征事实
在第一轮出口导向型开放战略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吸纳和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FDI，形成了一批国际代工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产业，进而成为了带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增长的“火车头”。在这种开放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国内经济地理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特征事实：
一是“外强内弱”，即外需产业较强，而内需产业较弱。我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第一轮开放重点强调对外开放，走的是一条依赖外需市场、吸收FDI发展加工贸易出口产业的国际化道路。然而，这种过于强调通过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地理空间上表现为出口市场导向型产业过度集聚，而国内市场导向型产业则发展不足。这导致了产业结构中的外需产业过度膨胀而内需产业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过度倚重出口这一只“脚”，加大了潜在的经济风险。而且，在出口导向型模式的低成本竞争条件下，我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水平也难以显著提高，进而直接降低了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产生消费遏制效应，导致缺乏支撑内需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有效市场规模。
二是“东强西弱”，即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强，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较弱。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路是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即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从而达到共同富裕。在这种以效率为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思想指导下，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东部地区的经济核心区域和增长极得以率先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受益者。但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受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所限，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各方面水平都严重滞后于东部地区。这是因为，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建立在中西部地区作为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供应者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东部地区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割裂了产业在地区间的技术经济关联效应，使中西部地区沦为纯粹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供应地，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和可能性，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发生了普遍“塌陷”。最终，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区域经济差距明显拉大，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形成了一条分割界限明显的“胡焕庸线”。这种区域差异明显的经济地理格局，也引发了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生态环境和民族关系等方面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从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是“海强江弱”，即沿海地区经济较强，而沿江地区经济相对较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在东部沿海，而沿江开发相对不足，因而存在“海强江弱”的国情。“六五”规划以来，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得到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段时期内，国家在东部沿海地区成立了深圳、珠海等5个经济特区。随后，相继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将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划分为沿海经济大开放区，由此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的对外开放和高速发展态势。然而，以长江沿岸为典型的沿江地区虽然得益于水运便捷通达的天然优势，形成了数目众多的沿江产业园区，但是发展方式粗放，集聚的多为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产业和落后产能，而且产业园区布局混乱，同质化竞争严重。另外，这类产业的外向化程度不高，市场往往局限于内需市场，不仅容易因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而且还无法享受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
重塑国内经济地理的关键在于加强“三个联动”
鉴于以上“三强三弱”的国内经济地理特征，加强内外联动、东西联动与江海联动这“三个联动”，也从逻辑上成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要求下，我国重塑国内经济地理的关键所在。
一是加强内外联动，发展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如果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全球化战略，是基于过去低收入条件下的国内市场发育不足，主张利用外需市场并通过集聚和扭曲使用国内低级生产要素，进而切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和控制下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么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则是强调通过利用内需市场的巨大规模优势，吸引、集聚和有效使用国内外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构建由本土跨国公司主导和治理下的国内价值链，进而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这种立足内需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模式，旨在通过对内开放深化对外开放，从而获取国际分工与贸易利益分配的主动权。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巨大人口规模下的内需市场潜力无限。因此，必须把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心转向开拓和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内需促开放，进而提升对外开放层次与水平。
二是加强东西联动，促进区域产业链梯度分工发展。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必须在深化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做好向西开放的文章。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和商务成本不断上升，当地加工贸易产业面临着产业外移的局面。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要素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代工制造环节转移，取得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空间。同时，这种较低代价的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也能减缓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速度，减少产业升级的难度，从而为其从制造基地向总部基地转型创造足够的时间和有利条件。在这过程中，各区域应立足各自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业链环节，实施产业梯度转移，培育新型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跨区域联动发展。一方面，各区域需要明确各自在经济地理新格局中的功能定位，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要各具特色，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防止产业过度同构；另一方面，各区域的产业集群不能是孤立的产业园，而是相互之间有明确合理的梯度分工，从而形成一系列比较完整的国内价值链和产业链。
三是加强江海联动，构建纵横交叉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网络。我国具有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有条件也有必要加强江海联动开发，使得沿江和沿海地区的优势实现互补、互促、互动，做到互利互惠、共赢共荣，从而实现由增长极向增长带再向增长域转变，促进从出口导向转向内外融合，全方位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江海联动发展，不仅是交通运输体系上的联动，更是要利用东部沿海地区现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依托内陆沿江沿岸地区的广阔腹地；同时借力以沿海开发国家战略，强化基础设施和载体功能支撑。着力促进产业互补、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市场深度融合，推进沿江开发区与沿海开放区的协同发展，使得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互动融合。从具体区域来看，处于江海交汇的长三角等地区可以成为江海联动发展的“桥头堡”，并继续成为新一轮开放战略的重要阵地。
新经济地理格局下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方略
一是抓住多重国家战略实施的契机，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长江经济带规划的衔接贯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陆续描绘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为主体的新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分别横跨了东、中、西三大空间区域，形成了高、中、低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内、对外区域经济合作来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而且其旨在使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形成一批类似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有助于实现沿海与内陆的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则注重挖掘长江中上游广阔腹地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投资结构，是扩大内需的有力之举，而且其注重加强沿江东中西部的产业互动合作，有助于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在能源、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可为长江经济带的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支撑，而长江经济带在基础设施、产业转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区域合作，也可为“一带一路”开展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国家和地区合作提供经验和示范。因此，促进这两大国家战略的贯通与对接，加强两大支撑带之间的区域互动，可以实现内外协同，东西并进，优江拓海，从而共同构成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载体和新引擎。
二是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特色城市群，以城市群发展带动区域发展。在新时代，党中央正积极推进和统筹实施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为核心的“四大板块”战略，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为核心的“两大支撑带”，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发展战略组合，形成了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空间新格局。可以预见，城市群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极，构成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从而成为城市化最显著的标志。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群之间的融合协调发展，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交通连接畅通，还包括要素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产业的合理分工以及公共服务的合作共享。除了要积极发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武汉、重庆等各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还必须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化基础设施、国际级城市管理水平和符合国际惯例标准之营商环境的中小城市。同时鼓励中小城市“抱团”发展，合力构建具有差异化和协同错位发展功能的特色城市群，最终以城市群形态融入区域分工从而带动区域发展。
三是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区域间充分自由流动。一个商品和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就要求促成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市场一体化发展意味着各区域之间要互相协调，共同清理阻碍商品和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打破区域性市场壁垒，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加强区域间市场服务功能的完善与合作。在商品流动方面，需要通过加快国内各类专业市场体系的整合与提升，构建现代化、国际化、规范化、高端化的专业大市场；同时统筹规划和优化整合机场、港口、轨道交通，构建和扩张各区域与各城市之间的高铁、高速公路、信息通讯等基建网络，打破地理边界，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在要素流动方面，需要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融资体制、能源供给等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时通过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网络，打破行政边界，实施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一体化。
四是建立健全区域共享互利机制，促进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层面的全局性问题，其谋划需要跳开局部的行政辖区和狭窄的经济空间边界，从更高层面、更大视野上进行统筹协调，加强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合作和要素资源共享。在产业合作内容上，要积极拓宽合作领域，除了工业项目等经济领域的合作之外，还可以延伸至社会事业、环保等民生领域的合作，也可以涉及科技、金融、人才、信息等要素领域的合作。在产业分工布局上，要以区域生态环境容纳力为准绳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促进人口、经济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在产业合作方式上，联合推进各区域重叠的产业项目，从而促成要素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另外，可通过设立区域合作发展基金，共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及发挥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的中介和协调作用，来推动各地产业集群相互交流合作的深化，以实现不同区域之间互利、联动和协调发展。
【本文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球创新链视角下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内生性发展机制研究”（批准号：17CJY045）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2017M620126）资助】
责编：李 懿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