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制度调整协调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能力，齐心合力应对全球性风险和社会发展转型风险——
核心观点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本身的结构、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从事的现代化和融入世界的事业为这些风险的放大提供了条件。
●要提高个人、组织的公共责任感、风险意识以及风险的识别能力，使之在行为广度和强度提高的同时，也能提高行为和决策的理性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全面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重大风险，提出全党全社会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但也产生了新风险，要通过体制的自我调整和社会能力的提升来积极应对。一方面，对外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改变了中国所处的环境，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包括国际风险升温在内的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改革是一个激活市场和社会主体，扩展和增强其自主性和决策权的过程。按照风险社会理论，现代风险归根到底是人为风险，任何一种决策都既是对不确定性的回应，也可能是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衍生出新的风险。因此，改革开放也会带来多元化的风险主体和风险来源。这种风险状态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以及计划经济时代。即便与其他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也由于规模大，内部复杂，多重转变，有着更为复杂的风险状态。
从风险角度出发，清醒认识中国社会发生的八个方面深刻变革
按照风险主题的转化，我们可以大致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颁布，主题是市场机制的创造和市场或经济风险的衍生。在这个阶段，农户、企业、个人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成为风险的主体。第二个阶段从1994年到2002年，主题是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体制风险/社会风险的明显化。在这个阶段，社会政治领域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改革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面对包括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脆弱群体增加等诸多新的社会问题或者说社会风险，自身改革的局限也使得体制本身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阶段，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被称为全球化进程中第一次危机，也使中国首次感受到了全球风险的冲击，不仅增强了政府与公众对金融领域风险的关注，也推动了该领域的改革。第三阶段从2003年SARS危机出现一直到目前。主题是经济增长衍生出的生态风险、技术风险和生活风险的明显化以及全球化进程推进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的突出。在SARS危机的推动下，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风险的跨国传播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以政府为中心治理体系的普遍性缺点。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将各国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挑战着国家平衡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能力。
在风险主题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也发生了八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从控制型社会向自主型社会转变；从分割静态的社会向流动的社会转变；从整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变；从封闭孤立的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变；从生产的社会向消费的社会转变；从国家财富的社会向个人财富的社会转变；从经济不断增长型社会向社会可持续发展型社会转变；从低风险社会向高风险社会转变。这些转变使得中国社会作为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特点更为明显。
中国面对的风险环境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从风险角度看，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面对的风险环境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现代意义的风险大量出现，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在许多地方依然占主导地位，所以传统风险依然存在；二是尽管技术风险、体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但是由于中国在进行着现代化的同时，也进行着体制改革，所以体制风险中既有过程风险也有结构性风险。除了多种风险共存并大量涌现外，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本身的结构、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从事的现代化和融入世界的事业为这些风险的放大提供了条件。
具体而言，当前风险状态有这么几个主要特点：风险的来源日益多样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社会的快速变迁导致了风险诱发因素的大量增加。这些因素尽管不是风险源，但是风险发生的“加速器”和“扩散器”；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不断增强，既推动着风险治理的发展，也成为诱发风险恐慌的因素；风险影响的普遍性和应对的不平等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