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甄占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接地气、贴人心、有温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接地气、贴人心、有温度，可亲、可学、可用，许多“金句”“名言”成为人们分析和阐明问题的常用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思想所蕴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观照时代、观照现实、观照人们的实际感受，真正起到了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的作用，有力提升了人们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信心决心和能力水平，提升了人们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气象的信心决心和能力水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光明日报》，2018年7月9日）
2.谢伏瞻：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大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中国是个大国，是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代表人类进步力量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打破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之路的“路径依赖”，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和话语的教条，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渴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王浦劬：新思想蕴含的“人民性”政治思维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人民性”政治思维，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思维主线，是以唯物史观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的“人民性”政治思维，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形成的政治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推进人民政治发展的根本遵循，必须从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深入领会。——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光明日报》，2018年5月18日）
4.欧阳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原创性，主要特征是“新”，本质要求是“真”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而言，“原创性”的主要特征是“新”，即发现的问题是新的，进行的探索是新的，得出的结论是新的；其本质要求是“真”，即从实际出发，能在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中得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性认识；其核心要义是“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在此原则和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一种是对老祖宗说过的话的发展和完善。一般说来，后一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中更为多见。——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求是》，2018年第10期）
5.何毅亭：改革开放的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发端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一个崭新阶段，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深远影响了世界。4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改革开放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都有它的道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6.孙业礼：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
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成就的取得，都与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相联。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保持旺盛活力的奥妙所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在全党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此来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以此来提高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始终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求是》，2018年第12期）
7.贾立政：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
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党的领导之所以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战略定力、强大思想活力、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强大制度建设能力，为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科学理论、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必须坚持和运用好这一宝贵经验。——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7日）
8.陶文昭：中国改革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拘泥于具体方法
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的方法也是这样。我们改革的具体方法，是不断选择和不断调整的。中国改革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套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的方法，我们都可以试、都可以干。毋宁说，中国改革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拘泥于具体的方法，从实际出发使用方法，以实践结果检验方法。——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北京日报》，2018年12月17日）
9.曲青山：党史研究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玄学，是充满战斗性的工作
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以谣言代替真实，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以假设代替史实，肆意丑化历史，混淆视听，迷惑大众。党史研究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玄学，党史工作不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而是思想斗争前线一项充满战斗性的工作。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反对各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需要长期坚持、做实工作，让历史发声，用史实说话，让真理击败谬误，用真相戳穿谎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副院长（《求是》，2018年第4期）
10.侯惠勤：解放思想不是思想上的自由放任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的经典之作，它一方面体现了破除一切思想禁锢、敢想敢闯敢干的开拓前进精神，另一方面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遵循先进理论指导的科学态度。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解放思想，不是思想上的自由放任，更不是思想上的虚无主义。它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立足时代潮流和中国国情，以人民的利益和追求为中心，有领导地平稳有序地探索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红旗文稿》，2018年第22期）
11.辛鸣：走出认识误区是检验真理的前提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对已经被实践所证明的真理是否还具有真理性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被大家想当然地、习惯性地当作真理的一些观点、看法、论断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40年的思想解放历程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拆穿谬误把戏的“照妖镜”。我们要经常把实践这一法宝用起来，来检一检、验一验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做得好、做得对的继续做、大力做，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马上改正、坚决不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15日）
12.蒲国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彻底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历史中去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图谱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中国梦”既不是莫尔等人所幻想的乌托邦，也不是欧文等人所设计的“新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它所从中脱胎出来的苏联模式，更不同于各种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当今世界各色各样的民族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活生生的实践，是彻底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2期）
13.房宁：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
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民族前途命运之所系。现在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最后的最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并不是“凯歌行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越是接近成功，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反而会越多，风险会越大。许多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都是在取得一定进步后半途而废的。那些国家半途而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化带来了多元化，多元化中产生的利益集团的扩张性利益诉求，由此形成一种专注发展成果的“分配性激励”趋势。这一趋势发展起来导致了社会矛盾大幅上升，社会议题从专注生产转向瓜分成果。一旦出现这样的状态，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往往就要功亏一篑。——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环球时报》，2018年11月8日）
14.陈明明：中国“政党—人民”的结构实现以人民为主体的福利分配和政治参与
在中国，“政党—人民”结构的发动机是政党，政党通过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动员和团结各劳动阶层群众，形成国家与人民的整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政治的过程。它意味着整体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经由阶级划分和政党动员，形成群众和人民的重合来实现人民民主政治，从而实现以人民为主体的福利分配和政治参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5.佟德志：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表现出了继承性与创新性
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包含了五个核心要素，即社会主义、人民、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也表现为由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的渐进转变。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既因为高度共享的核心词表现出了薪火相传的继承性，也因为一些具有鲜明特征的独立词而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博导（《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6.俞可平：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以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治理领域的改革为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主治理的崭新变化以及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而且可以发现，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7.燕继荣：“无发展的治理”和“无治理的发展”都会给国家造成麻烦
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及其发展历程，展现了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均衡性意义。一个国家，要在发展和治理中寻求平衡，既不能只求发展而不要治理，也不能只求治理而不谋发展。“无发展的治理”和“无治理的发展”都会给国家造成麻烦。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治理虽是中国的事情，但它具有普遍的意义。没有哪个国家、哪种体制是一成不变和不可更改的。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日报》，2018年11月26日）
18.桑玉成：培育人民的国家治理主体意识，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共识
培育人民群众的国家治理主体意识，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共识，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增强人民群众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和认同，进而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注重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国家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在人民内部进行广泛协商，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效集中民智、调动民力。——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日报》，2018年1月15日）
19.刘帮成：“优秀轮流当”的“平均主义”严重背离了评优评先的初衷
评优评先致力于奖励优秀、鞭策后进，推进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是一种激励安排，而这种激励机制是建立在干部的工作实绩和表现基础上的，而不是简单地搞“平均主义”。那种不论工作好坏，“优秀轮流当”的“平均主义”做法，严重背离了评优评先的初衷。评优评先强调“平均主义”虽能给整个部门带来暂时的和谐氛围，却对整个部门未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利于部门整体绩效的提升，同时对干部自身发展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上）
20.尚虎平：“虚假勤政”源于一些责任意识欠缺的公务人员以凸显行政“形式与过程”来回避令人不满的行政结果
扎扎实实搞形式、忙忙碌碌走过场式的“虚假勤政”，从表象上来看，似乎是国家对“懒政”“怠政”类行政不作为进行严厉打击的后果，但实际上其产生源于行政组织运行内在规律。即行政管理都是一个客观的系统过程，包括需求—投入—生产—结果4个基本环节。在现实社会中，为了不“惹祸上身”，避免被“结果问责”，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工作者便淡化行政管理结果环节，转而强调行政形式、行政过程的重要性。——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下）
21.常健：政策执行“一阵风”现象，本质上是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执行的一种恶性循环
所谓政策执行“一阵风”现象，实际是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执行的一种恶性循环。其基本运行方式是：一项政策在常规状态下处于弹性执行状态；由某一突发事件导致来自上级和民众的压力骤增，于是通过突击式的专项行动实现政策刚性执行；当上级行政压力和民众社会压力降低后，又恢复到以往弹性执行状态；此后出现新的突发事件，导致上级行政压力和民众社会压力再次急速上升，便会再次出现运动式的刚性执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3月下）
22.周少来：“马上就办”应以“按规矩办”为前提
“马上就办”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各项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马上就办”应以“按规矩办”为前提和基础，办事对象、办事内容、办事程序、办事条件、办事监督评价等都应严格遵守“按规矩办”的政治原则和组织要求。只有“马上就办”运行在党纪国法的正确轨道上，前行在“按规矩办”的法治道路中，才能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项目首席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下）
23.谢志强：领导干部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是为了提升工作能力而阅读
领导干部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不是为了消遣而阅读，而是为了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领导干部的级别、职责、工作内容、任务目标、工作阶段等要素各不相同，各人的社会角色、工作角色、家庭角色、社群角色等形态各异，对自己应当首先做的事情以及应当提高的能力和水平，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先弄清楚自己缺什么，应当补什么、读什么，以利于准确地确立阅读主题，增强阅读的针对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出版》，2018年第13期）
24.李瑞昌：必须完善人民问责机制，让公职人员直接面对社会
要突破科层组织的“封闭性”和化解“问责困境”，必须完善人民问责机制，让公职人员直接面对社会。要建章立制，推进基层公职人员与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进行协商合作制度化；要立规矩、建机构，设置具体程序确保人民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和公务行为之中，组建专门机构协调人民与公务部门之间关系；要立法定规，完善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在政策过程中接受人民问责的制度机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2期）
25.卓泽渊：司法改革需要真正的创新
当前，创新被誉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司法要改革，创新要重视，都是对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司法中的创新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必须要讲科学性，要符合法治发展的科学性要求。否则，违背法治规律及其科学性的改革或者创新都必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它不是应然的改革，也不是应然的创新，而是徒具改革与创新虚名的瞎折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人民法治》，2018年第3期）
26.马怀德：监察法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规范
监察法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制定《监察法》，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旨在实现党的监督和国家监督的有机统一、协调匹配。通过建立监察委员会，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强化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机构结合，保证监督力量能延伸和覆盖到所有公职人员，促进监督体制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紫光阁》，2018年第4期）
27.骆伟建：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做到不误解、不曲解，不变形、不走样
只要能够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的事业就能够得到发展并取得成果。反之，就会受到干扰和阻碍。所以，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理论层面，要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不误解、不曲解。在实践层面，要做到坚定不移地执行，不变形、不走样。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保障“一国两制”实施的基本条件，也是澳门实施“一国两制”成功的经验之一。——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11月上）
28.赵可金：民间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将丰富的中外民间交流资源转化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外交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理论体系，以指导新时代的民间外交，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新时代的民间外交应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群众史观与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努力推进民间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12月上）
29.苏长和：西方对抗式制度体系并不是民主
就逻辑而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存在一个偷换概念的谬误，就是通过系统的学术和宣传工程将本是一种对抗式的制度体系说成是一种普遍性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从本质上看，对抗式制度体系并不是民主。现在世界上不少地区都模仿了对抗式制度体系，这就在内部政治中经常造成互相否决和对抗的状态，互相否决不仅发生在同代之间，还发生在代际之间，这几乎成为现代世界政治以及世界秩序构建的一大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北京日报》，2018年7月2日）
30.赵绪生：警惕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西方围绕中国发展问题频频提出各种陷阱说，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给人们带来了不少困惑，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思考。面对新时代思想观念多元化和社会思潮多样化发展，我们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避免落入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红旗文稿》，201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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