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朝在西域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不仅保证了行政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对稳定整个西域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巩固边疆的军事、移民、经济、水利等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原文化在西域得到了广泛传播，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使“华夷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
【关键词】唐朝 西域治理 社会经济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唐朝在西域的统治范围最大时，包括今咸海以东，伊塞克湖（热海）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即今楚河（碎叶水）、阿姆河（乌浒河）、锡尔河（药杀水）流域。其在西域统治比较稳定的地区，则指帕米尔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今新疆与甘肃西部地区亦在其内。西域地区民族众多、政权林立，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并长期处于西突厥的统治之下。针对这些情况，唐朝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取得了突出的治理成就。
唐朝在西域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不仅保证了行政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对稳定整个西域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开拓西域始于贞观时期，唐太宗先后设置了伊州（治今新疆哈密）、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州之下置有县、乡。州置刺史，县置县令，乡置乡长，里置里正，这一套制度与内地完全一样。治理方式也与内地一样，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官府计口授田，民众缴纳赋税，承担徭役，从而使这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唐朝之所以设置这三个州，是因为其是内地进入西域的门户，治理好这一区域，就牢牢地控制了西域东部地区，为唐朝继续经略西域、向西发展建立了稳定的战略前沿。此外，控制这一地区还可以斩断西突厥的右臂和吐蕃的左臂，阻绝其联系，维护国家的战略安全。
在这三州以西、帕米尔以东的广大地区，唐朝推行了羁縻府州制度。即在这一地区的部落中设置州、都督府，州刺史与都督由各部首领担任，可以世袭，但必须由唐朝政府任命，其内部仍然维持原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户籍不必呈报中央户部。唐朝政府虽然授予其极大的自治权，允许其保留原有的生活和统治方式，但他们也要履行一定的贡赋和军事义务，奉中央正朔，即要承认自己是中央王朝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羁縻府州缴纳的赋税额比内地正州府轻，随其所产而征，比较灵活。如果奉命征行超过30日，则免其赋，与内地实行的租庸调制有很大的不同。
唐朝在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具体指于阗以西，波斯以东，仍然实行羁縻府州制度，但却稍有不同。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这一地区共有16国，唐以其国都城为都督府所在地，其下置州县、军府，共置88州、110县、126军府，以各国国王为都督府都督，仍然统治本国的土地与民众，但必须对中央政府尽一定的义务，主要指朝献与军事征召。前者是指每年向唐中央进献方物土产，而唐朝回赠以丰厚的赏赐，这实际上成了一种朝贡贸易，在政治上则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因此，这一制度与帕米尔以东地区实行的羁縻制度相比，远不如后者与中央关系紧密，但却仍是唐朝有效管理的组成部分。一旦发生外敌入侵，唐朝就要履行宗主国的义务，出兵援救这些政权。这种制度安排，被称为遥领羁縻府州，以区别于帕米尔以东地区的情况。遥领羁縻府州的施行，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创新，不仅节约了管理成本，适应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还充分考虑到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有利于唐朝从战略上更好地治理西域。而这些羁縻府州在客观上也承担了维持丝绸之路安全与畅通、抵御西突厥和大食侵扰的责任。
论述唐朝在西域地区的制度安排，就不能不提到安西与北庭都护府，这实际是羁縻府州与三州之上更高一级的军政机构。早在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就在高昌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显庆三年（658）升其为大都护府，并移治所到龟兹，管理天山以南以及中亚地区。在击败西突厥、统一西域地区后，为了防止西突厥残余势力的反扑与吐蕃对安西四镇的压力，唐朝于长安二年（702）设北庭都护府于庭州。景龙三年（709），又升其为大都护府，统管天山以北及热海以西地区。至此，唐朝实现了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分管天山南北的政治军事格局。两大都护府代表朝廷在西域行使职权，各都督府、州、军皆受其管辖，奉命行事。
唐朝在西域地区建立的这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不仅保证了行政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对稳定整个西域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巩固边疆的军事、移民、经济、水利等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安西都护府设置不久，唐朝就在其下设置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镇。唐高宗时，以碎叶代替焉耆镇，仍称安西四镇，由安西都护府统领。开元时，设四镇节度使，或称碛西节度使，通常由安西都护兼领，故又称安西节度使。安西四镇共有驻军24000人，在抵御吐蕃侵扰、镇压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唐朝还在西域普遍设置了军、镇、守捉、烽、戍等军事单位，分布于天山南北各地，大军万人，小军千人，其余驻防单位均拥有数百到数十不等的兵力。这些军队分别归属于两大都护府统领，其主要任务是抵御外侵、镇压叛乱、抚慰诸族，盘查往来人员，保护商旅、使团，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不过，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并非仅限于以上所论，其属国以及各羁縻府州的军队也要听从都护府的调遣，共同维护西域地区的稳定。
为了保证军需，唐朝在西域广置屯田，据《唐六典》卷7记载，“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共计56屯。每屯大者50顷，小者20顷，总计不下数十万亩。屯是一个独立的兵农合一的军事编制生产单位。为了加强对屯田的管理，唐玄宗时始设营田使，由节度使兼任。经过当地官员的苦心经营，西域不少地方呈现出了“禾菽相望”、良田数十里的繁荣景象。由于从内地向西域运送军需物资不便，虽有缯帛钱货不断运到，但仍不能保障供给，所以设置屯田主要是为了解决驻军的粮草供给问题，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减轻当地民众负担、繁荣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此外，唐朝在西域州县还置有民屯，对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除了满足当地基本需求外，这些地区还积蓄了大批粮食，并向其他地区输送，成为西北重要的产粮基地。
西域地广人稀，为了加强对西域的开发，唐朝政府鼓励从内地移民。移民方式主要有军屯、民屯、驻地官员、贬黜官吏、传法僧侣、出塞文人、发配罪犯、因胡汉通婚而迁徙的汉人等。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所统属的军队人数约有4至5万人，除了军事任务外，他们大都参加了军屯。唐前期实行府兵制，府兵戍边，跋涉数千里，非常不便。后来唐朝采取了鼓励兵士在当地娶妻安家的政策，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不少汉兵由此定居于西域。由于中原多次发生战乱，为了躲避战争，历代均有内地人民迁徙至西域，这些人员遂成为唐朝在西域推行民屯的人力资源。唐朝在西域设置了各类机构，任用了大批官吏，不少人携带了家眷，其中不乏定居于当地的。因贬黜或充军于西域的官吏与罪犯也是移民的来源之一，至于通过其他几种方式移民于西域的人数亦不少，并时有记载见之于史籍。这些迁徙而来的内地汉人与当地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相互通婚，大大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从而为唐代多民族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社会基础。
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发展西域的水利事业，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西域的农业生产多依赖雪水灌溉，因此兴修水渠与坎儿井遂成为当地主要的水利工程。各州县均置有掌管水利的“知水官”，有负责维修坎儿井的“掏拓所”，有精于水利工程技术的“水子”，有管理水渠的渠长、斗门长、渠人等。据敦煌文书记载，归义军掌管水利的最高官员称“都渠泊使”，民间也有负责水利的渠社组织。推而论之，西域其他地区亦应有相应的水利管理机构和社会组织。此外，内地先进的耕作技术及手工业制造技术，也随着移民的迁入而传到了西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朝在西域统治地位的巩固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内地与西域之间的商业贸易更加繁荣，往来于丝路的商队络绎不绝。唐朝在西域的大小城市均置有市，作为专门的交易场所，其中不少城市已发展成为丝路的商业都市。唐朝还派官监督交易、征收商税、管理馆驿，为合法交易的商人提供法律保障。一些地方一度出现了允许驻军征收商税的现象，以补充军费开支之不足，可见商业贸易之繁荣。从考古发现看，中亚及今新疆各地出土了不少来自于内地的物品，这些均是作为商品输送而来的。此外，考古人员还发掘出土了“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铜钱；在伊塞克湖北岸曾出土铸有突厥文、汉文合璧的西突厥货币，在中亚的碎叶城遗址出土了铸有粟特文的圆形方孔铜钱。这是西域各地遵守唐钱法形制铸钱流通的证据。唐朝统一货币在西域的流通使用，有力说明了西域与内地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
有唐一代，中原文化在西域得到了广泛传播，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
从汉字传播的角度看，分布于西域大大小小的各类机构和为数众多的官吏，无不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从而使得汉字的使用与传播进一步加快。在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羁縻府州，虽然允许使用其固有的文字与语言，但他们既然要与唐朝官方打交道，就需要学习与使用汉字，从而使汉字在这些地区流行。《册府元龟》中就保留了不少西域国王和首领所上的汉文表章，如康国国王乌勒伽、安国国王笃萨波提、俱密国国王那罗延、吐火罗侍子阿史那仆罗、吐火罗叶护夫里尝伽罗、处木昆酋长律啜、石国国王伊捺吐屯等，反映了汉字广泛使用的情况。
学校教育也是汉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诸国诸族派遣子弟入长安国学学习汉文化，另一种则是唐朝在西域地区兴办各类学校。最早设置官学的是西、庭、伊三州，其分别辖有5县、4县、3县，州有州学，县有县学，西州州学有学生60名，庭州有50名，伊州有40名，各县学平均有学生30名，共计拥有学生510名。县之下辖乡，据《太平寰宇记》载录，这三州共辖有47乡，如以每乡20名学生计，则共有940人。安西四镇亦各置有官学，有不少学生。唐朝每年都要举行科举考试，激励士子们努力学习汉文化。官学教育以儒学教育为主，这一点已为西域出土的儒家经典所证实。如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千字文》《开蒙要训》《论语》《孝经》《尚书》等汉文典籍，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学习汉文化的有力证据。此外，汉文学在西域地区也颇为流行，出土的有录自《文选》的《海赋》篇、《诗经》残卷以及一些五言、六言诗篇等。
随着汉文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士精通于此，如疏勒僧人慧琳所撰的《一切经音义》，全部用汉文写成，且旁征博引，显示了深厚的汉学功底。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也反映了少数民族通晓汉语以及胡汉文化相互影响的情况。
此外，内地的历法、中医学、汉风艺术等都于这一时期在西域广泛流传，其中后者在新疆各地的石窟艺术中均有深刻反映，如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等。这些洞窟和遗址中的造像、壁画、佛塔等，大都具有浓厚的汉地风格，不少壁画还有汉字题记。
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内地的生活方式也在西域流行。众周所知，饮茶之风最早流行于中国，学术界认为，这种风习在唐时通过丝路传播到了西域，并进一步传到了西亚、南亚以及吐蕃地区，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后来甚至还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茶马贸易；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食品中就有饺子、糕点等内地食品；汉族的服饰、妆容方式等在壁画中时有发现；娱乐方式如围棋、双陆也流行于这一地区。
内地文化的广泛传播，获得了当地人的认同，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唐朝包容开放的民族政策，更是促进了西域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使“华夷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西域，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无一不以唐人自居，并以作为大唐帝国的子民而深感自豪。西域也从汉代以来的单纯军事防御地区变为社会相对稳定的地区，成为大唐文明沿丝绸之路向更远地区自然延伸的中继站。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②[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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