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宪法行政法中心名誉主任姜明安发表演讲
作者：姜明安 北大宪法行政法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和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
关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保护的大政方针，从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7年中央《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即已经完全确定，并且非常明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施，如何实现。
笔者认为，实施、实现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大政方针的关键在于法律细节。如果不解决法律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细节问题，特别是相应领域、相应事项的具体法律、政策规定不甚明确，存在较大执法和司法裁量空间时的法律、政策适用的细节问题，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保护的大政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停留在中央和各部门各省市的会议上和文件中而不可能在实践中落实。涉及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保护的法律细节问题是大量的，下面我仅举五例：
一、关于国家赔偿是否需要异地协助问题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是侵权机关。这在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不在一地，受害人的救济就会发生严重的困难。
二、关于行政诉讼期间是否停止被诉行政行为的执行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除非有法定例外情形，被诉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这一规定对于保障行政效率和维护公共利益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导致对相应企业和企业家权益的重大损害，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害。
例如，某企业被行政机关罚款一千万元，其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即使罚款明显是违法的，如果法院不裁定停止执行，该企业在诉讼期间也必须缴纳此罚款，如果其无钱缴纳，行政机关还要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这样一来，官司如果打上一年半载，即使最后企业官司胜诉，这个企业可能不想破产也得破产了。
三、关于行政机关可否单方解除与民营企业签订的行政协议
根据行政法的一般理论，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单方解除或变更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签订的行政协议。但是，何为“公共利益”，行政机关有自行解释的广泛空间。有些行政机关往往利用这种“公共利益”解释权，任性恣意单方解除与其关系不好或外地企业的行政协议，另与本地或关系户企业签约，严重侵犯相应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权益。
四、关于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实施与解除的条件如何认定
《刑事诉讼法》《行政强制法》《监察法》均规定了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执法者对这些措施的实施与解除有很大的裁量权。如《刑事强制法》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在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等；对查封、扣押的财物和冻结的存款、汇款等，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3日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予以退还。《行政强制法》和《监察法》亦有类似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如何确定“可用以证明”，如何认定侦查、办案的“需要”，如何认定案情“查明”和在什么时候“查明”，执法者均有相当大的裁量判断余地。如果执法者滥用这种裁量判断权，被查封、扣押财物或冻结存款企业的生存活路就可能断绝。
五、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被行政事实行为侵犯如何获得救济
根据行政法的一般原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能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明确意思表示的行政行为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请求法律救济。单纯的事实行为一般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客体。正因为如此，一些行政机关为了规避法律监督和逃避法律责任，其实施行政侵权行为，就故意不作出正式行政决定，例如拆除相应企业的建筑物，扣押相应企业的设备财产，其不作任何书面决定就悄悄干了。
被侵权者对此提起诉讼，行政机关就予以否认，提出这些事不是他们干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也以原告没有提供明确的行政决定为由而对案件不予受理。对于这种情况，如何对被侵权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救济就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保护涉及大量这样的细节问题。不解决这些细节问题，中央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的大政方针就难以真正落地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