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银监会副主席、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蔡鄂生发表主题演讲
蔡鄂生 原银监会副主席、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为何习近平总书记会在2018年底发表关于民营企业的重要讲话。其中明确的政策导向和良好的政策预期值得大家欢欣鼓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等方面来讲，有关民营企业重要作用的定位不断得到明确和提升。当下除了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更要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并落实在行动上。
从法律规定和政策文件来看，有关民营企业的预期很明确。但是为什么现在仍有争论，或者说保护民营企业究竟是要保护什么，从大方面讲，要保护财产权、经营权等个人权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家的财产权和个人权利在哪方面受到了伤害？或者从制度层面上、体制层面上，是哪些东西造成了伤害？必须对这些争议和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只有分析这些问题，才能对症下药。
举例来讲，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被说成是区别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要从银行的工作程序来讲，特别是银行前后台功能，还很难找出其不公平和歧视的具体表现；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又另当别论。但是客观上到底存不存在一种区别对待？国有企业本身的信用和偿还能力显而易见，它所拥有的资源也非一般民营企业可以比拟；相对而言，民营企业在这些方面则有先天不足。若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就此而言，何种政策举措才叫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或赋予两者公平地位，值得研究。就银行贷款业务而言，利率高低、价格区别，必须要根据企业的性质来定。所以说现在需要从这些具体的业务角度来谈什么是真正的保护。
从企业角度来看，一位主营高端制造业的大连民营企业家讲到，去年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金融方面的。因为银行倒贷，打乱了企业正常的生产计划，并与企业生产流程产生偏差，对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干扰，故而就必须到市场上去找“新钱”来补“旧账”，这样企业融资成本就格外高了。经营状况较好的民营企业便已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的高杠杆企业或者上市公司等经营主体。
从金融机构角度看，上层的监管者和中间执行者以及最基层的金融分支机构有没有搞区别对待，需要依据实际情况的各种指标进行分析判断。一个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可能因为满足不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后台风险防控条件，在业务流程和服务程序上无法获取前台的资金支持。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促进前后台的协调配合来满足相应企业的融资需求。
我们要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层层深入分析，金融业创新和金融生态也要以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为出发点。我们之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银行金融业，当下的信贷方式都变成评分，包括对中小企业，原银监会学习了世界银行的评分法等等，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改革。实际上不单单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应该从银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考量，金融科技创新终究是为了提高服务水准。
上个世纪解决国有企业困难时，用过封闭贷款。例如，某家国有企业整体有问题，但其中有两条生产线或者两三个车间是有盈利的，就为相应车间和生产线提供贷款，然后银行专户管理，这条线产生的利润被用来还贷款，这叫分配管理，这种方法解决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所遇到的很多问题。现在的金融新产品也是层出不穷，比如资产证券化。其实资产证券化有时能解决某企业总体财务报表不够的问题，将其部分资产证券化以后，可以起到融资作用。
融资成本（利率高低）的高低，应当由供求关系决定。一部分人讲市场理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另一部分人又说歧视，有高有低。2018年经历的降杠杆过程，本来是三去一降一补，其中还有成本问题。但是杠杆降了，价格（融资成本）又高了，降成本又成了难题。所以，需要综合看待利率水平和融资成本。每一个企业都要综合分析看待三去一降一补的问题。
现在所谓的公平与不公平的市场地位，实际上民营企业不可能跟国有企业完全一致，因为两者的规模和管理水平都不一样。从长远来看，我们更应从法理上和权益保障的具体措施上做到等而视之。
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保护企业家权益，从政策层面、职能部门施政层面、法理层面都要讲求公平。但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自身实际来看，通而观之，都需要回到各自位置上，去好好思考实际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本身遇到的问题值得反复思索，在政策与指令因素之外，资产负债表、市场结构等宏观因素也会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影响。
资本市场与金融服务创新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很多因素都会抑制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比如说资金负债表的错配。各层级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关键在于各层级能否站稳各自立场、“自曝”自我不足，真正从体制上、机制上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从整体环境上不断深化改革来加以完善，真正抓住牛鼻子、紧盯关键环节来共同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