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任务，全国各地发力乡村振兴，走出特色发展之路。为实地了解农村发展的具体情况，记者赴重庆梁平区、长寿区调研，了解农民群体和农村产业的新变化，探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和下一步发展思路，以期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案例。
怎么种田，谁来种田？近年来，重庆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梁平区交出了新的答卷。
随着重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大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农业赋能，越来越多的人才从城到乡加速回流，来到这片希望的土地上。
蒋丽英的无人机，飞起来了。
梁平区，是重庆的粮食主产区之一。本就小有名气的碧山镇龙桥村新农民蒋丽英，用无人机洒农药的小视频，又在当地微信圈里引发了一阵轰动。许多老农民咋舌：乖乖，田还能这样种呢？
怎么种田？谁来种田？与前几年相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太一样了。在重庆的田间地头，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智能的设备越来越全。“种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的情况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人才从城到乡加速回流的趋势更明显了。
新农民都从哪里来
“我们的罗小红，可是大学生呢，今年才33岁。”
“大学生”“33岁”，当地干部嘴里的这两个词，很难与面前这名皮肤黝黑、手指粗糙的农家妇女联系在一起。
可能是见多了质疑的眼神，罗小红不但不恼，脸上还带着笑，“看不出来吧。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个白皮肤的学生妹呢。那个时候，我在实验室做研究员。”
那为啥回来务农，受这辛苦？
“经济账，不难算。”罗小红说，“当时在外面，一个月工资不到2000元。回来养鱼，一年利润30万元。”
拖着沉重的鱼饲料，走过窄窄的鱼塘边，风里雨里，一天都不能间断。对120多亩鱼塘，罗小红倾尽了心血。曾经白皙的学生妹，渐渐淬炼成今天的模样。
“日子好着呢。”罗小红老是笑，她说自己走对了路。
“这一片叫川西渔村，是重庆难得的平地，我们建成了1万多亩的休闲渔业示范园区。一年能产鱼1.5万吨，产值超过6亿元。现在，我们在渔产业、渔文化展示、养鱼技术培训、餐饮住宿等休闲观光旅游方面下功夫，延伸产业链，能让农民挣更多钱。”梁平区农业农村委主任陈泽田介绍说。
罗小红所在的川西渔村，类似平地占重庆农村地形的2%。而蒋丽英的老家在梁平的大山里，这样的山地，在重庆占到了76%。
“你们车开得够慢，有些害怕吧？”刚一见面，蒋丽英笑着问。
刚刚够一辆车通过的村道，九曲十八弯的路况，路的一侧是笔直的坡，另一侧是好几米落差的水田。别说记者，当地乡镇干部开车都开出了一身冷汗。这是通往蒋丽英老家的路，她在外打工10多年后，回到了重重大山深处的龙桥村。
“2009年，我觉得黑花生销路好，就拿着打工挣的30万元积蓄，回来流转了70亩土地，自己种。”蒋丽英讲起自己的创业经，滔滔不绝，“很多农户想跟着种，没技术，也缺劳力，我就成立了合作社，提供种地的全程社会化服务。”
“从收割机到无人机，我都会用。”蒋丽英不无自豪。
干农业，会很辛苦吗？
“打工最苦的时候，我只有10块钱，要撑一个礼拜。3块钱买块大头菜，每天拿1块钱买四个馒头，我也过过。现在再苦，能有那个时候苦？”蒋丽英笑着说。
虽然嘴上说自己没挣到钱，但蒋丽英的摊子确实越铺越大，从农业的种养，到合作社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她还收购各类农产品卖到城里去。
“农业挣的是‘分分钱’。2017年，我的银行流水有8000多万元，纯利润也就20万元。”蒋丽英说，她和几个伙伴合伙商量，打算给当地的梁平柚打造质量体系，分级售卖。“这事要干成了，农户和合作社，收入都能翻一番。”
像罗小红和蒋丽英这样的新农民，重庆已有16万人。他们的年平均收入比当地农民平均水平高出17%，高的超过50万元，最少的也有6万元。
有的是高素质青年农民成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和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也有大学生、返乡农民工和退伍军人，纷纷来到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戴眼镜”的农民多起来了。
罗小红就毕业于一所农业大学，“我们班上，刚毕业大家都想留城市，现在，一半以上都回家做农业了。”罗小红说，“时代不一样了，农业也有奔头了。”
新农民优势在哪里
新农民和老农民，有啥不一样？
“以前，是种地问老农；现在，老农可不如新农呢。”陈泽田说。
罗小红的父辈，就曾抱着“肥水养鱼”的老皇历不肯放。“现在肥水鱼卖不出去了，这种养殖方式也不对。”罗小红说，自己反复劝，没劝住。父亲把肥料、鸡粪往鱼塘一抛，心想，鱼能长得更快更肥了吧。
“死了1000多斤鱼，我都来不及心疼，还得赶紧洗鱼塘去。”罗小红说。
现在，罗小红养鱼，自己说了算，用上了一系列自动化设备。投食、增氧都能机器控制。她和丈夫还打算自己设计一套实时监控设备，以后足不出户，也能养鱼。
在川西渔村，村第一书记唐仁军是农业农村委定向派来的干部。他推广的硬化槽养鱼新模式，受到了新农民们的追捧。
和水面平静的传统鱼塘不同，这里22米长、5米宽的硬化槽里集中养殖1万多条鱼。“省地方，就能养更多鱼啊；集中养殖，饲料能省20%；淤泥废物过滤再排入大水塘，排污也少多了。打鱼也更方便。”唐仁军介绍说，“现在我们还开发出能实时监测鱼塘数据、自动按需投喂的物联网系统，打开手机APP，养鱼跟玩游戏似的。”
回到农村以后，蒋丽英购买机械设备的脚步就没停过。
“我们成立了合作社，水稻‘耕、插、防、收’全过程，大家都能去做。但我也得会，所以这些设备我都买了。今年要对梁平柚标准化筛选，我又花了140万买机器。”蒋丽英说，“我刚把手头30万元买了无人机，要换手机都没钱了。”
“人工背药箱防治病虫害，一天最多做30亩地。无人机能做好几百亩。”蒋丽英说。
无人机这么好，为啥别人不用？
“智能化设备的使用有一定门槛，尤其对年纪偏大的传统农民来说更是如此。此外，智能设备的成本还比较高，需要下决心投入。”陈泽田介绍说，以目前较新的一款农业植保机为例，标准荷载10公斤，每小时作业面积达40—60亩，但单机售价超过5万元。不说会不会用，单考虑价格，绝大部分农民都无法接受。
“我们也买了无人机，还专门去深圳培训了。但确实用不来，花了10万块钱，只能放这儿积灰。”在梁平区，一名50多岁的合作社理事长不无尴尬地说。
新农民未来在何方
走访不难发现，空心化在农村仍比较严重。白天大门紧闭，晚上灯光寥寥。走遍全村，只见几个老头老太。据介绍，重庆目前有大约2/3的劳动力转移，基本上都是青壮年。
“以前说农村是‘386199’部队，现在妇女儿童也少了，只剩下‘99’部队留守。尤其在一些交通比较便利的农村地区，常住村里的人口就更少了，绝大多数都搬到场镇居住。”一名当地干部介绍说。
“从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还是乐观的。‘种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的情况正在发生积极变化。”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主任路伟介绍说，从城乡收入来看，差距正在逐步缩小，重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13年的2.71∶1降低到目前的2.55∶1。重庆农村人才也呈现出加速回流的趋势，近一年内有53万人返乡创业，带动172万人就业。
与北方不同，重庆山高谷深，沟壑纵横，15°以上的耕地面积占51%。地理条件决定，重庆无法复制北方的大规模农业、大机械作业。必须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重庆确定的路径是：乡村振兴，农民回流，不是让所有人都回来，而是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通过加强农业品种品质品牌建设、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大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农业赋能，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让新农民的收入相当于或高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
一些乡镇干部也反映，现在不仅农村人口少、村干部也少；还肯留在乡里担任村干部的人普遍年龄很大，缺乏先进思路。收入较低、生活单调是农村留不住年轻人的最主要原因。
农村人才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采访发现，前些年的大学生村官，很多就根本留不到村里，都被乡镇借走了。再干几年，又纷纷想办法回了城市。面对这一问题，很多地方用行政手段来“堵”，比如规定服务年限，但效果并不好。
“现在，我们要打破传统观念。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我们要把基层党员、农业专家、致富带头人、返乡创新创业及下乡人才这五支队伍建设起来、整合起来。这么一看，农村的人才不减反增。”路伟说，“通过市场主体、龙头企业的带动，能有效吸引人才回流。政府部门也会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