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化不断，抗议、政变、肃清、公投、选举、体制转换、紧急状态法等等，不一而足；外交方面，土美矛盾日趋加剧，土欧之间阴晴交织，土俄之间关系时好时坏，土耳其似乎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伴随着对土美关系的深层解读和对新的“土耳其—欧洲”叙述框架的探索，了解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便可更好地理解当下埃尔多安新土耳其的国家发展理念，也可理解土美、土欧关系的张力，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新土耳其 土美关系 土欧关系 民族观念运动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9.001
近5年来，土耳其的内政外交似乎都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2013年6月，在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爆发了加齐公园抗议事件，埃尔多安自2003年执政以来首次遭遇重大内政危机；2013年12月，埃尔多安内阁的丑闻曝光，矛头直指埃尔多安的亲属，信任危机渐露端倪；2014年8月，土耳其首次实行总统直选，政治体制开始转变；2015年6月的议会选举，正发党的绝对优势地位遇到挑战，不得不在11月进行二次选举；2016年7月15日，一场未遂军事政变深刻改变了土耳其内政外交的走向；2017年4月的修宪公投和2018年6月的总统选举，宣告土耳其正式终结了实行近百年的议会共和制，转变为总统握有更大实权的总统制政体。
外交方面，2015年11月24日，土耳其将一架俄罗斯战机击落，不仅土俄两国由此交恶，一时间还让整个世界都为俄罗斯—北约的关系备感焦虑。但只几个月过后，2016年8月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土俄两国关系不但迅速“转暖”，而且还急剧“升温”！相比之下，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自2016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之后便急转直下，直至埃尔多安扬言要“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1]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则在2017年初土耳其的修宪公投期间彼此恶言相加，使得双方关系跌至冰点，土耳其的“入欧”之路愈发遥远坎坷。
以上诸种，似乎无不彰显出土耳其政治的不确定性。但是，仔细分析这些事件尤其是土耳其与欧、美之间外交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则又可发现一种一以贯之的土耳其的政治逻辑，正是因为这一内在的不变的政治逻辑，才引发出变动不居的政治现象。国际社会普遍把土耳其归为“西方阵营”，其社会与政治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也首先对西方阵营自身构成意义，甚至也首先是从西方阵营的视角予以考量的。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土—美关系、土—欧关系，以及土耳其内部的政治发展来进行探讨。
难以“确定”的土美关系
当前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主要有两个症结，一是费图拉·居伦的引渡问题，一是库尔德问题。
2016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土耳其社会普遍认为是由侨居在美国的土耳其宗教领袖费图拉·居伦策划，因此要求美国将居伦引渡回土耳其。美国方面则断然否认。双方围绕此事龃龉不断，争吵升级。2018年7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土耳其拒不释放因牵涉间谍和恐怖活动而被土方拘捕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在推特上炮轰土耳其，声称要对土耳其“实施重大制裁”，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则在推特上回应称“没有谁能指使土耳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土耳其也绝不会容忍来自任何人的威胁”。8月1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与布伦森案相关的两位土耳其官员——土耳其司法部长阿卜杜勒·哈米特·居尔和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实施制裁，冻结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美国企业和个人不得与其进行交易往来。8月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表示，土耳其将冻结美国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在土资产，以作为对美国制裁措施的对等回应。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推文下令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即分别征收50％和20％，土耳其里拉应声暴跌！同时“暴跌”的还有土美关系。8月11日，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威胁说如果美国不改变对土耳其的政策，土耳其将“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美国的智库专家们开始担心土耳其因此会投入俄罗斯的怀抱，忧虑美国是否能承受得住“失去土耳其”。[2]
如果说费图拉·居伦的引渡问题只是埃尔多安政府对美斗争的策略和手段的话，库尔德问题则不仅触碰了土耳其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涉及到土美关系的核心。埃尔多安对美国不满，是因为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同盟党（PYD），而在土耳其看来，PYD是库尔德工人党（PKK）的一个分支，PKK早已被界定为恐怖组织，是土耳其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埃尔多安曾警告美国，对库尔德民主同盟党的支持就相当于对恐怖组织的支持，但美国置土耳其的国家利益诉求不顾，继续加强与PYD的合作。[3]
美国在库尔德人问题上何以一意孤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了解美国对土耳其外交政策变化的一把钥匙，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土美关系变化的本质反映。
现代土美关系肇始于二战之后，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美国对苏联的冷战政策需求。1952年1月7日，土耳其与美国签署了《土耳其—美国双方安全问题协定》。随后，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约组织。自土耳其加入北约之后，直到1960年代，这二十年可谓是土美关系的蜜月期：1957年2月5日，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土耳其于1957年3月22日加入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行列；1959年3月5日，土美签订了《土耳其—美国安全合作协定》；1969年7月3日，土美两国又签订了《土耳其—美国联合国防合作协定》。
但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始，一方面因为爱琴海地区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内部社会政治的变化，土美关系开始出现摩擦。1974年7月，土耳其埃杰维特政府开始军事介入塞浦路斯，导致美国在1975年2月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土耳其政府则在1975年7月26日取消了两国在1969年签订的《国防合作协定》，以此抗议武器禁运措施。20世纪80年代，“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美国国会。1989年10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草案，土耳其迅速做出反应，冻结了双方的军事合作，并且拦截了来自因切利克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土耳其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巨大（如果不是根本性的话）变化，除原来的塞浦路斯问题、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之外，从1995年开始，美国又开始利用《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遏制土耳其，指责土耳其侵犯了境内库尔德人的人权，库尔德问题由此成为土美关系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自1996年之后，不论土耳其世俗派或伊斯兰派精英想同美国合作什么，都会遭到美方的拒绝；不论是正式会晤或者非正式见面，美方都会谈论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和爱琴海问题上的矛盾、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违背人权问题、库尔德等少数民族待遇问题，以及亚美尼亚种族灭绝问题！
土耳其人发现，美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改变了，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扶持”政策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开始以各种“问题”尤其是库尔德问题“牵制”土耳其！至于美国对土政策为何发生转变，除冷战结束这一大背景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土耳其自身政治发展的伊斯兰转向所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会涉及。但是，土耳其毕竟是北约的一员，在中东地缘政治中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既不愿过多承担对土耳其的双边外交义务，又不想放任土耳其走独立激进的外交路线，美国随即在北约框架内进行战略资源调配。1997年12月，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华盛顿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积极促成刚被欧盟拒绝加入的土耳其融入西方社会，并且称赞土耳其是美国的亲密伙伴。于是，1999年，土耳其艰难获得了欧盟候选国资格；2005年，土耳其和欧盟正式开启入盟谈判。
探索新的“土耳其—欧洲”叙述框架
如前文所述，土耳其寻求加入欧盟，在相当程度本是美国的一种“战略安置”，谈判过程坎坷漫长可以想象，十年间双方仅谈判了16个章节就戛然而止也完全可以理解。2018年1月，在巴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抱怨道：“我们等待了好多年，期待加入欧盟，我和我们的民族都为此感到精疲力尽，这一状况或许会迫使我们做出最终选择。”
如果我们把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上发出的“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的声音看作是“警告”或“威胁”的话，那么他在巴黎所说的“迫使我们做出最终选择”的言辞只能是无奈的“抱怨”。他的巴黎之行更多的是为了“修复”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因为2016年7月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所采取的严厉的肃清行动让多达16万人受到牵连，欧盟认为土耳其已经越来越偏离“法治”的框架，而正发党的一党独大与埃尔多安本人的威权主义，也使得土耳其政治与“民主”渐行渐远。[4]而在过去的2017年，埃尔多安为了让在土耳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修宪公投”获得通过，荷兰、法国、德国各自的领导人为了获得国内大选的成功，都坚定不移地诉诸“民族主义”话语，埃尔多安甚至动用“纳粹余孽”的激烈言辞攻击德国和荷兰，默克尔则咬牙切齿回应“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永远无法加入欧盟”。
公投与大选的慷慨激昂过后，必须重新面对具体利益的计较和现实政治的权衡。2018年1月4日，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说，他的新年愿望是与德国搞好关系。“在土耳其看来，土德关系不存在任何危机，土耳其与德国不存在问题。不过，德国对土耳其持有异议。”1月4日，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对媒体表示，土耳其以加入欧盟为其战略目标，希望与欧盟开启新一轮入盟谈判。1月5日，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法国总统马克龙欢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舆论认为，埃尔多安此次访法除了改善土法关系外，还意图缓和跌入谷底的土欧关系，重启搁置的入盟谈判。1月7日，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表示，保方将付出更多努力帮助土耳其和欧盟实现关系正常化。1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表示，德国支持保加利亚调解陷入僵局的欧盟和土耳其关系。
然而，欧盟与土耳其是否真的能够和好如初，重新开启陷入停滞的入欧谈判，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最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根据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协调员罗德里希·吉赛维特（Roderich Kiesewetter）的看法，尽管欧盟对土耳其是言辞犀利，但与土耳其的入欧谈判还应该继续下去，因为“现在与土耳其划清界限只会使土耳其内部的激进分子更为强大”。[5]
吉赛维特以谈判“拴住”土耳其的思维颇具“伪善”的味道。无独有偶，2018年3月23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官网刊发了土耳其《共和报》首席记者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ı Aydıntaşbaş）的一篇题为《伪善的小魅力：欧盟—土耳其关系评估》（The Discreet Charm of Hypocrisy: An EU—Turkey Power Audit）的文章，题目中就赫然使用了“伪善”字样。按照作者的意思，用“伪善”描述欧盟—土耳其关系其实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源自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回应埃尔多安关于欧盟让土耳其等待得有些“精疲力尽”时，马克龙指出，“我们必须从伪善中走出来，寄希望于毫不努力而开启新篇章是不可能的”。[6]
根据艾丁塔斯巴斯的报告，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欧盟28国关于土耳其的看法所进行了采访调查，结果显示，只有7%的普通受访者认为他们国家的民众会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高达70%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近两年来在欧洲民众中不断恶化的公众形象是导致人民普遍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原因。与普通民众受访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2个欧盟成员国的受访官员都认为“土耳其将会是欧盟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会让欧盟变得更加强大”。在受访的决策者中，支持其政府“将土耳其变为欧盟一员”的占46%，另外25%“强烈支持”自己的政府与土耳其建立伙伴关系，但大多数欧盟国家都希望把土耳其置于“自己人”与“外人”之间的“临界状态”，或者“应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描述欧盟与土耳其关系的重要性”，如用“土耳其和欧洲”这种叙事模式，而不是“土耳其和欧盟”，以避免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疲惫不堪的谈判流程上。[7]
以上调查结果说明，土耳其与欧盟目前的状态或许是“最好的状态”：欧盟继续“虚情假意”地与土耳其保持密切关系，土耳其则可利用这种“伪善”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保留其入欧现状。虽然欧洲公众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但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都认为，他们应该“维持”土耳其入欧申请的现状，但无需进一步“推进”。
至于为什么欧盟的决策层感到无法“放弃”土耳其，虽说28个国家各有盘算，如希腊、塞浦路斯和保加利亚可能会认为土耳其入欧能减少对他们国家安全的威胁；波兰可能担心德国过于强大，土耳其的参与有助于制衡德国，等等，但土耳其在经济方面的吸引力不容忽视。土耳其拥有约8000万人口，比任何一个欧盟国家都大，对欧洲而言是个巨大的市场，堪称“欧洲的中国”（见表1、表2）[8]。
土耳其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续。土耳其之所以让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及欧洲感受到“不确定性”，说明美、欧国家在接受、理解土耳其的内政外交政策方面感到越来越困难。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则的：第一，土耳其是“西方”的一员，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应该奉行自由、民主政治，但目前的情况是，自2016年的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在西方社会看来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了；第二，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应该与西方阵营一致，但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的政策南辕北辙，土耳其甚至还购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9]
土耳其对上述西方社会两原则的“背离”，其实正是对埃尔多安“新土耳其”发展目标的坚守。所谓“新土耳其”，是学者们对正发党长期统治下的土耳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统称，埃尔多安可以说是新土耳其论的代言人，而前任总理达武特奥卢则是新土耳其论的诠释者。“新土耳其”之新，体现在如下几个维度：第一，在国家政治模式上，突破凯末尔主义在政教关系上的专断，强调伊斯兰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结合，寻求宗教与世俗主义之间的平衡；第二，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私有化、吸引外资、规范金融业等措施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第三，对外政策上，调适传统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并以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奉行多维度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包括重视发展与中国和俄国的关系；第四，在身份认同上，更加强调自身文化的主体性，重视伊斯兰因素和奥斯曼历史在维系和建构国民认同上的价值。[10]
需要指出的是，埃尔多安或正发党所走的这条“新土耳其”的发展道路，是植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的思想沃土和政治实践经验之上的。
1970年，土耳其政治家、前总理纳杰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Erbakan, 1926～2011年）创建了土耳其第一个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标志着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正式崛起。民族秩序党的领导者希望恢复传统的价值和制度，认为凯末尔主义者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兰以及奥斯曼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个历史错误，同时也是当代土耳其各种不幸的根源。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民族秩序”，结束西方化的进程，而土耳其的身份和未来应该与穆斯林世界而不是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
1971年，民族秩序党由于“反对国家的世俗主义本质”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取缔。1972年，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又组建了民族救赎党，口号是“伟大的新土耳其”，试图如民族秩序党一样调和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该党认为，西方化进程已经导致土耳其社会的分裂和国家的落后，只有以安纳托利亚为基地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措施，才能创造一个远离西方的强大国家，使土耳其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者。1973年，该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2%的选票，成为第三大政党，并与共和人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埃尔巴坎则当选为副总理，标志着政治伊斯兰作为合法力量在土耳其政坛的首次登场。在上世纪70年代，埃尔巴坎三次当选联合政府的副总理，[11]成为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民族救赎党为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所取缔。1983年，埃尔巴坎重新以民族救赎党为基础组建了新的政党——繁荣党（1983年6月19日～1998年1月16日），并于1995年获取选举胜利。后来，军方和宪法法庭再次以伊斯兰政党对世俗体制构成威胁为由而将之取缔，随后建立的美德党（1997年12月17日～2001年6月22日）也未能避免被取缔的厄运。2001年，与上述伊斯兰政党一脉相承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建立，并与2002年获得大选成功，连续执政至今。
以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的一系列伊斯兰政党运动被称为“民族观念运动”。[12]在连续四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政党虽然不断被取缔，但其成员依然每次都会组建新的政党，以保证“民族观念运动”的延续性。“民族观念运动”的使命之一在于极力推广伊斯兰主义，其伊斯兰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实现土耳其的经济和精神发展，重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辉煌，运用宗教话语解释政治问题，积极培养接受伊斯兰主义的新公民。在对待文明问题上，该运动对凯末尔主义者的现代化工程表示怀疑，希望能再造一个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文明，即重新理解并确认伊斯兰文化对于土耳其进步的意义，批判对西方的盲目羡慕与模仿心态，恢复奥斯曼帝国时的辉煌。[13]在对外关系方面，“民族观念运动”政党制定了与其他主流政党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埃尔巴坎及其支持者认为，他们所处时代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力量决定一切”的体系，是由推崇权力、财富和利益的西方文明来控制的，极易产生战争、冲突和压迫，无法使人类得以救赎，因而只能从穆斯林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为此，该运动建议成立“穆斯林国家联盟”和“穆斯林国家防卫与合作组织”，[14]从而实现外交政策由亲西方向亲伊斯兰世界的转向。[15]
结语
了解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便可更好地理解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新土耳其的国家发展理念，也可理解土美、土欧关系的张力，以及为什么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转变。只要“新土耳其”的国家发展路线继续维持，美国就需要不断调适它在中东的政策，包括对土政策；欧洲就需要寻找欧土关系的新的阐释框架；土耳其就有可能与俄罗斯、中国等发展更为密切的双边关系。但是，用土耳其前外长亚沙尔·亚克什（Yasar Yakis）的话说，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在外交上“转换阵营”，[16]或者用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明·约南（Emin Onen）的话说，土耳其与俄、中交好并非“战略转变”。[17]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与‘一带一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JZD036）
注释
[1]Recep Tayyip Erdogan, "How Turkey Sees the Crisis With the U.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18.
[2]Matthew Bryza, "The U.S. Can't Afford to Lose Turkey",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5, 2018.
[3]关于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可参考李秉忠：《土耳其艰涩的民主化进程与库尔德问题的演进（1950～1980）》，《史学集刊》，2017年第3期。至于美国库尔德政策的背后的原因，可参考拙文《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外交向何处去？》，《新民晚报》，2016年8月15日。
[4]鉴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未遂政变后宣布将严厉惩罚政变参与者，甚至要恢复死刑。欧盟外交委员莫盖里尼明确表示，对欧盟而言，土耳其国内保障基本人权和民主是重要的，发生未遂政变不应成为抽走国家法治结构的理由，而若恢复死刑，则土耳其便永远不能入盟。奥地利新总理更表示应暂停土耳其入欧盟谈判。
[5]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8-17/doc-ifxvctcc7865107.shtml.
[6][7]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the_discreet_charm_of_hypocrisy_an_eu_turkey_power_audit，中文摘译参见《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3期。
[8]图表的数据来源于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turkstat.gov.tr/Start.do;jsessionid=hvC3byrLpdqZLhpRp2B5vDbRQ3nYxpX46q6nygGZTjSl1M5HQmrG!-1322867679。
[9]Richard N. Haass, "The West Must Face Reality in Turkey", Project Syndicate, August 15, 2018.
[10]刘义：《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语“土耳其模式”的危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
[11]纳杰梅丁·埃尔巴坎第一次担任副总理是从1974年1月26日至1974年11月17日，时任总统为比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此时正值塞浦路斯危机时期；第二次担任副总理是从1975年3月31日至1977年6月21日；第三次担任副总理是从1977年7月21日至1978年1月5日，后两次时任总统均为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
[12]关于土耳其的民族观念运动，可参见拙文《土耳其的民族观念运动：以伊斯兰政党的兴起与发展为中心》，《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
[13]Muzaffer Ercan Yilmaz,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Welfare Party, p. 369.
[14]发展中八国集团是一个致力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非地区性的政府间组织，由土耳其已故前总理埃尔巴坎倡议，于1997年6月15日经过政府首脑峰会达成的《伊斯坦布尔宣言》而宣布正式成立，成员国都是穆斯林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地理范围横跨东南亚和非洲。参见："Brief History of D-8", http://www.developing8.org/About.aspx。
[15]Yücel Bozdağlıoğ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30-136.
[16]王琳：《专访土耳其前外长：土若转换阵营，恐引发中东巨震》，https://www.yicai.com/news/100010903.html。
[17]《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明·约南：土耳其与中国交好并非“战略转变”》，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8/12882923.html。
责 编／周于琬
The Unchanged Amid the Changes: Analysis of Turkey's Current Situation
Guo Changg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political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one after another in Turkey, including protests, coups, cleanups, referendums, elec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enactment of an emergency law. On the diplomatic front, its increasingly tense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its intermittently gloomy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Russia have created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But based on the deep interpretation of the Turkey-US relationship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Turkey-Europe" narrative framework,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Turkish "National View Movement" since the 1970s helps to better understand Erdogan's New Turkey national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e elasticity of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EU,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urkey since the 1970s.
Keywords: New Turkey, Turkey-US relations, Turkey-EU relations, National View Movement
郭长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古代罗马史、西方社会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古罗马的智慧：传统与务实的典范》（合著）、《失落的文明：古罗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