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为“南海行为准则（COC）”案文磋商启动的关键之年，南海问题也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为此，提供有力、有效的国际舆情支持应当提上议程。基于全球信息数据平台ProQuest数据的检索和归类，呈现并分析2011～2017年南海问题国际舆情态势和特征，并结合一直以来国内南海舆情应对存在的问题，主张突破传统的舆情危机应对思维，着眼于增进互信、扩大共识的大格局，创新舆情支持培育，把握建设“一带一路”这一南海“机遇期”，借助中国—东盟共同体这一南海“粘合剂”，提升地区新型安全合作这一南海“掌控力”，锚定舆情引导的向度，投入舆情空间建构，预制舆情回应策略，从而解构多边化、回应地区化、制衡国际化，由此开辟南海问题国际舆情支持层面的破局之道和解决之道。
【关键词】南海 国际舆情态势 舆情支持培育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9.007
2017年11月1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十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国家宣布启动“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案文磋商，“准则”制定将在2018年进入最为关键的一环。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后整整15年之际，中国与东盟在南海地区合作打造规则体系的努力迈出了最新的实质性步伐。然而，在南海问题已然多边化、地区化和国际化的局势下，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而介入实质问题的案文磋商阶段，其艰难性、敏感性和漫长性可以预见。值得思考的是，目标之外，案文磋商本身就是中国当前南海“维稳”的重要举措，其商议过程所具有的“稳定器”价值甚至重于最终“准则”的达成。以商促稳，可以说，只要保持对话，就把握住了南海问题的主动权，就是在南海问题上维系战略定力、创造解决条件。
基于中国知网（CNKI）提供的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以“南海”为核心关键词，依次附加下述关键词，“舆情”（7，5%）、“舆论”（24，18%）、“传播”（18，13%）、“媒体”（31，23%）、“报道”（25，18%）、“新闻”（10，7%）、“话语”（20，15%）、“网络”（2，1%），共检出南海舆情研究样本137篇。从2008年开始的寥寥一篇至2012年的一年10篇，再至2016年、2017年连续每年40余篇，南海舆情问题的重要性已逐步为学界所知，国内多所南海研究智库亦对舆情颇为重视，专注于南海舆情报告的推出。2018年，“准则”案文磋商阶段伊始，就目前可查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报告所显示的内容来看，舆情向度、空间和价值均过于单一，无法策略性地应对案文磋商的艰难性、敏感性和漫长性。在南海国际舆情问题上，厘清舆情呈现态势，创新舆情回应思路，开辟舆情支持路径，为“准则”案文磋商提供有力的国际舆情支持，理应提上南海问题研究议程。
把现实脉：南海国际舆情态势呈现
舆情监测是直接反映舆情态势的主要窗口，目前较为常用的有四种手段和对象：一是对国际媒体相关议题报道进行分析，如鞠海龙关于中国南海维权的国际舆论环境演变的研究成果就是基于1982年以来国际媒体对南海问题的报道（鞠海龙，2015）；二是联合全球在线调研公司或民意调查公司实现相关议题调查，如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中国报道社和华通明略（Millward Brown）、Lightspeed合作开展的4次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三是基于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关联网络挖掘和海量数据采集，如相德宝选择了博客、掘客、微博、社交网站、视频网站、网络论坛和公民网站7种主要的自媒体形态，共计10种不同媒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国际自媒体涉华舆情（相德宝，2012）；四是依托全球大型信息数据供应平台的全行业、跨专业、多机构、多媒介数据来源完成数据采集、检索和归类，以考察特定舆情态势。本文舆情监测数据便基于全球顶尖信息数据供应平台ProQuest提供的60多个数据库来完成。
南海议题由来已久，自2009年7月美国政府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与东盟国家外长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之后，南海问题才开始走向国际化。以“South China Sea”为关键词，根据舆情相关度在ProQuest平台选取7种出版类型进行检索。检索数据显示，2009年之前10年（1999～2008），南海舆情文章总量为6322篇，接近于2016年单年的一半，可以用“风平浪静”来形容；2009年略升至1145篇；2010年为2180篇；2011年较2010年则近乎翻倍，可以说2011年是国际南海议题热度出现明显升温的开启之年。而开篇所提到的中国知网南海舆情研究检索也表明，2011年亦是国内相关研究在数量上开始有所突破的一年。因此，本文将数据采集统一限定为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这一时段内，同样以“South China Sea”为关键词，在7种出版类型中检出46958篇样本，其中包括公司新闻（16192，35%）、报纸（15069，32%）、报告（7597，16%）、行业杂志（3411，7%）、杂志（1935，4%）、博客\播客\网站（1868，4%）和其他来源（886，2%）。ProQuest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基于上述样本可自动生成月度总量、主题分类、地区热度、组织分布等数据，用于有效分析。
面对当前“凉下来的南海议题”，不囿于媒体报道的全球南海舆情监测数据，将政府报告、智库报告和公司报告纳入舆情样本，有助于更为清醒地把握南海国际舆情态势走向和舆情认知差距，可为在日常及危机中科学培育和理性维系舆情应对方向和策略提供论据。
舆情走势：由南海仲裁案多年引领峰值走向新转机。46958篇样本7年间的走势如下图所示，2013年总量最低，2016年总量最高，自2011年起，除2013年稍有回落外，便呈上升之势，特别是2014年后急剧攀升，至2016年达到峰值，2017年略显降温之态。南海问题已然成为国际舆情热点议题，这是案文磋商阶段所面临的基本舆情现状。
下图突出标注了每年排行前两位的舆情高热月份及数据，从中不难发现，除2012年和2013年相对平稳外，几乎每年都有扛鼎事件大幅提升舆情关注热度，逐年创造年度舆情新高。2011年6月，中越菲南沙海域争端博弈，彼此你来我往持续达两月之久；2014年5月，则是中越“981”钻井平台事件，在越中资企业遭冲击引发高热舆情；2015年11月，“日本支持菲解决南海争端以牵制中国造岛”“美防长将登航母到南海要求各方停止开发”“美军战舰可能在下个月再抵近巡航南海”等各种域外大国干涉信息引发热议；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公布，创造了7年来的舆情历史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将南海国际舆情推向峰值的，还有无中生有的谣言和言之凿凿的预言，如2013年1月美国智库称中国宣布开始执行新的海防政策，军舰将驱逐中国南海的外国船只，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附近海域；再如2017年1月美智库关于“中美南海必有一战”的预测言论受到各类出版机构的争相转议、附评。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结果宣布是一个分水岭，南海问题自此进入“后仲裁案时代”。如下图数据表明，在众多国际化的挑衅中，南海仲裁案对国际舆情的复杂影响的确不容忽视：首先，南海国际舆情在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结果宣布时升至顶点，2017年则呈回落态势，确实出现了以南海仲裁案为界线的国际舆情分水岭；其次，7年共计14次年度舆情峰值，从2013年1月提出仲裁，至2014年3月提交诉状，再到2016年7月结果公布，南海仲裁案的三个关键阶段均登上当年舆情月度榜单前两位。但是，南海仲裁结果宣布并不意味着南海仲裁等相关法理问题的终结，更不意味着南海问题从此波澜不惊，相反，这一议题仍然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重点。
声势极大的舆情热点大多由菲、越两大声索国和美、日两大干涉国主动制造，然而中方在南海舆情上也并非无所作为，几乎每一次年度舆情峰值的实现都有中国的舆情应对措施在发挥作用。与国内舆情对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争端的高度关注不同，黄岩岛事件并未造就当年舆情峰值，而中国面对挑衅，高调宣布设立三沙市，这一海洋维权举措却激发了国际舆论的热情。2015年10月27日，美国宣布拉森号已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11月1日至11月21日，中国外交部先后举行13次例行记者会，就“南海问题”密集发声，6次涉及美国，5次涉及“航行”话题，甚至首次谈及“南海42岛被3国不法占据，中国有能力收回”，11月成为当年发声最高的月份，也推出了一年中的国际舆情峰值。当然，除了被动应对，中国依循既定战略的主动作为，特别是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也是南海舆情上升的因素之一。2017年11月“准则”谈判的推进所创造的新峰值，预示着南海舆情的牵引力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其走势可能出现新的转机。
主题分类：经济类关键词引领多元议题方向。国际舆情峰值明显借力热点事件，也影响着国内。在国人的印象中，南海舆情议题仍然集中表现为军事和外交，舆情关注的重点还是投放在美、菲、日、俄、越等个别国家。反映在舆情应对上，中国舆情应对的突出表现也较多地在针对危机事件个案。然而，对样本主题的分析结果显示，2011～2017年的舆情态势并不只是军事外交的单调呈现，支撑舆情大盘的也不仅仅是个别热点事件。
ProQuest平台为46958篇样本自动生成了排名前100项的主题关键词，本文以合并同类项方式建构了11类主题，对主题关键词进行归类。依据主题关键词词频数据可知，军事和外交并未登上主题关键词首位，行业条件、产业分析、市场分析、外部投资等31类经济主题词（19231，27%）得以问鼎；总统、政治、政治运动、选举、政党、政治风险等12类政治主题词（11036，16%）居次；外交类（9178，13%）与军事类（8893，13%）等量齐观，位居第三、第四，前者包括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和地区事务等8个关键词，后者覆盖军队、军演、军机和军事政策等14个关键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合作类（4556，7%）、非传统安全类（3770，5%）、能源类（2968，4%）、法律类（2748，4%）、政策类（2691，4%）、主权类（2530，4%）和媒体类（2532，3%）主题关键词总量达到31%，不仅各自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其合力强于经济类。
主题分布的多样性，特别是经济、合作、非传统安全、能源等关键词的活跃或出现，展示出南海的多种议题方向和解决契机，同时将“南海问题”放置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中，并提出了舆情应对细分化的现实要求。
地区热度：中美博弈背后的“海上丝绸之路”版图。一项网络用户阅读行为的南海舆情报告（今日头条算法中心、南京大学“南海中心”传播学部联合研究小组，2016），曾根据某一国家与南海同时被阅读的数量，统计出南海仲裁案前半年南海问题中最受国内用户关注的国家，依次是美国（1144769760）、菲律宾（809627677）、日本（655410357）、俄罗斯（374134882）、越南（373012063），这一数据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国内舆情的关注视野。然而，基于ProQuest平台生成的南海舆情地区热度也呈现出一幅不同于一般南海舆情印象的特别图景：南海舆情所涉国家高达49个，遍布五大洲，热度由高至低可分为7个层级。
中国（22483，31%）无疑是南海议题的最热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域外大国美国（14323，20%），菲律宾（5580，8%）、越南（3977，5%）和日本（3710，5%）属于第3层级，位居第4层级（词频1849～2125）的朝鲜、印度、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占比达3%，热度达2%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为第5层级（词频1185～1387），文莱、叙利亚、柬埔寨、英国、缅甸、老挝、巴基斯坦、德国8国以1%居第6层级（词频368～699），第7层级（词频60～300）25国与南海议题亦多少有所交集。
这形象地表明了当前南海问题多边化、地区化和国际化的程度。其一，南海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的战略博弈场，树欲静，风难止；其二，东盟十国皆有上榜，热度排行依次为菲、越、马、新、印、泰、文、柬、缅、老，基本反映了东盟各国南海议题介入程度的现状；其三，南海6个声索国对南海议题的介入与其南海权益主张呈正相关，中国备受瞩目，菲、越的排头兵地位显而易见，低调的利益攸关者马来西亚（1977）温和而有力，东盟领导者印尼（1409）则表现出了调停者的暧昧，而与中国无岛礁争议的文莱（699）态度超然。总体而言，南海利益攸关国皆从国家最佳利益点出发行事，而众多非南海声索国、非东盟国家、非域外干涉大国在南海舆情中的现身，更是造就了南海议题的特殊版图，不仅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之间存在高度吻合之处，同时表明南海实属国防、安全、战略等高层政治空间与经贸、文化、教育等底层政治空间的高度重合之地。
组织信源：国际话语霸权携领东盟话语权。样本所呈现的舆情是现实话语权力运用和再现的结果，充满着多种值得关注和分析的可能性。霍尔（Hall, 1978）曾提出“主要解释人（primary definers）”概念对消息来源加以定位，强调现实权力的所有者才是媒体话语场域的掌控者和决定者。从样本中组织机构信源频次切入来进行归纳、分类、分析和对比，可以管窥南海舆情话语场域一直以来的掌控者、活跃者和参与者。
ProQuest平台为46958篇样本自动生成了援引次数排名前100项的组织信源，援引次数共计14320次，首先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按照组织机构的性质将100项组织信源归为23类，并分别标记援引次数百分比。按照单列信源占比，排名前三位依次为东盟（19%）、国际媒体（17%）和美国军队（11%），而美国立法机构（9%）与联合国（9%）并列第4，美国行政部门（6%）、国际政治组织（5%）、国际军事组织（4%）依次位列第6、7、8，中国媒体（3%）和国外石油公司（3%）并列第9。占比2%的有中国石油、恐怖组织。
考虑到分析需要，这里将美国机构（包括美国军队、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党派、智库和特朗普私人俱乐部）、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国际政治组织、国际军事组织、国际贸易组织、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金融组织）、中国机构（包括中国媒体、中国石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科学院）进行归并，然后加以分析。
美国虽然在舆情热度上位列中国之后，但是南海舆情场域最大的话语掌控者依然是美国。美国海陆空三军、国防部、参联会等军队机构（11%），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等立法机构（9%），联邦调查局、中情局、白宫等行政机构（6%），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大党派组织（3%）、智库（1%）和特朗普私人俱乐部“冬白宫”（近1%），上述军队、立法、行政、党派和智库五支力量组团，美国机构信源占比高达约30%。
在南海问题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占21%，以合力位居第二，包括联合国（9%），以G7、G20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组织（5%），国际军事组织北约（4%），以及国际贸易组织、经济组织和金融组织（共计3%）。
作为区域性组织的东盟显然已拥有较高的南海议题话语权，引征频次达19%，若美国、中国、联合国的相关信源机构未加以合并，东盟居单列信源之首。
在美国和各类国际组织机构策略性地干预、管理、参与南海舆情的同时，国外媒体（2358，17%）因其“管理”消息来源的媒介功能和与生俱来的媒介权力成为理所应当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南海石油、天然气等海洋资源的国际高关注度，境外石油公司（3%）是其中颇为积极的参与者。进入南海议题舆情领域的学界话语也值得关注，境外大学机构出现频次为65次，不足1%。
相比较而言，中国虽然是南海问题中热度最高的国度，但其具有影响力的组织机构却较为有限，其所发挥的信源影响力亦十分有限。参与南海议题的主要是中国媒体（395，3%）、中国石油（241，2%）、中国共产党（127，1%）、中国科学院（36，不足1%）。中国媒体信源占比由高至低依次是新华社（156）、China Daily（《中国日报》）（96）、香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77）、香港Apple Daily（《苹果日报》）（35）和中央电视台（31）。综合之前统计的国外媒体机构信源数据，前三家媒体都进入了媒体类信源的前10位，分别排名第5、6、8位。而媒体类信源援引前三位是CNN（649）、福克斯新闻网（360）和彭博社（288）。可见，中国目前在南海国际舆情层面处于关注度高、话语权小、舆情场窄的境地。
提新思路：南海国际舆情支持培育
2014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之后，学者朱锋就曾分析，南海问题之两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资源、能源、地缘战略考量直接挂钩的海洋领土争议在国际关系中有其特殊性，无论大国和小国都有“核心利益”，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同样强烈，对这些“核心利益”的认识和应对，难以避免地会引发冲突和对抗。缓解南海紧张局势，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高层拿出勇气和智慧，引导媒体和舆论的走向，避免对抗性的社会情绪“绑架”彼此的南海政策。（朱锋，2015）
这里提及了两个值得关注的词汇——“社会情绪”与“核心利益”。“社会情绪”即为舆情，“所谓‘舆情’，实际上就是大众密切关心的热门话题或反映了某些社会心理的观点与看法，其较高层次是‘思潮’，基本层次是‘情绪’”（王来华，2003）。而舆情作为民众受各社会事项刺激而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总是依靠公众的利益诉求来“塑形”的，利益联系是各类舆情发生和变化的本质，因此，舆情这种社会政治态度是“以民众和国家之间对立与依存的利益关系为基础”（王来华，2013）的。鉴于南海问题核心利益诉求的特殊性，可以说，社会情绪（即舆情）究竟是在支持还是在绑架中国的南海政策，将成为影响案文磋商全程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南海军事冲突可能性较低的情形下，南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直观地表现为舆情问题。
国际舆情态势的数据呈现反映了南海国际舆情场域的特征，也反映了南海议题多边化、地区化和国际化的程度。反观中国当前的国际舆情研判和应对，整体凸显三个问题。
一是危机导向型舆情应对，舆情危机重于舆情支持。由于忽略对舆情大盘的全局性认知、缺乏多向度国际舆情引导，中国长期以来习惯于见招拆招，轻视了出奇制胜，表现在国际舆情场域则是整体主动性不强、被议程设置多于议程设置，南海仲裁案引领国际舆情峰值就是实证。二是单一空间型舆情呈现，军事、外交重于经济、人文。以主流媒体报道作为样本的舆情监测，容易造成南海问题上军事、外交独大的印象。事实上，相较于主流媒体报道，政府报告、智库报告和公司报告更能深层次地反映南海国际舆情。世界所关注的南海是一个以经济为关键词，多元议题活跃的场域。国内舆情界一味关注和纠结的南海军事、外交议题，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的中心话语、强势话语和引领话语，中国只要发言，就必然落入对方话语陷阱，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舆情危机。尽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紧密度并不必然降低南海主权争议和减少南海安全议题，但在案文磋商这一以对话求“稳”的阶段，多样化的舆情布局有助于提升南海利益攸关国彼此共处的舒适度，从而推进南海问题的解决。三是反应迟滞型舆情应对，应激回应重于预案参与，舆情敏感度不够，缺乏多层级、多阶段、多力道的舆情策略。在国际舆情研究的时效和积淀均存在缺位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回应，即便仓促回应，也直接导致回应机构单一、回应力度单薄，立竿难以见影，反而因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和失控，忽风忽雨、大起大落，徒增南海议题的困扰因素。
要在案文磋商阶段解决主动性不强、舒适度不足和敏感度不够的国际舆情应对问题，就需要从“社会情绪”和“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切入，转换思路，将培育舆情支持与应对舆情危机同等视之。
舆情危机是相对于负面突发事件而言的，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特别是负面事件，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观存在的事件或现象表达自己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这些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集聚汇总，导致舆论影响范围空前扩大，给当事者造成危机感。南海仲裁案公布就给中国带来了危机感，有研究客观地呈现了这一典型的舆情危机现象。2016年7月12日之前，媒体和网民关于南海仲裁案事件的讨论并不活跃，一直维持在0刻度线，也就是说，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前该事件并未引起国内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7月12日，“最终仲裁结果”公布当日，舆情量陡然增至275万条，网民以及网络媒体对南海仲裁事件的关注热度达到顶峰。而结果公布次日，舆情量便开始显著下滑，即使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白皮书，舆情量仍不足前日的二分之一，下降至125万条左右。直至7月20日，舆情量重新回到0刻度线。（蒋叶莎、罗教讲，2016）
那么，何谓“舆情支持”？一种与“舆情危机”相对应的基本舆情现象（王来华，2013）。在南海问题上，那些有利于构建、维系和加强中国与国际公众之间南海利益联系依存性和建设性的舆情即构成支持，而对抗性和破坏性的舆情即形成危机。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南海舆情危机与舆情支持势必长期并存，舆情危机需要坚定立场，智慧应对；舆情支持也需要审时度势，理性培育。“准则”得以顺利进入案文磋商阶段就是典型的舆情支持实例。2017年5月，中方为推进“准则”磋商曾提出过“三步走”设想，设想能够如期实现，与下半年围绕南海问题所生成的积极、健康、理性的公众社会态度和情绪具有相关性，即正向的“舆情支持”在发挥作用。
应当说，明确舆情的引导向度是形成舆情支持现象的关键。舆情就是公众的情绪，是公众本能的心理反映。人类复杂而多元的情绪导致了舆情呈现的多向度和非静态，正向的舆情支持需要经过引导方可实现。而且，由个体情绪集合产生的舆情不同于业已形成公众观点的舆论，更不同于反映公众意愿的民意，需要经过引导才能生发出良性的舆论，继而促使有利的民意聚合，触发积极行动的实施，最终形成基于利益联系依存性和建设性的舆情支持，而非事与愿违的舆情危机。
舆论引导的向度一旦确立，按照舆情治理的习惯思维，接下来应当是具体引导策略的探讨。但是，为“准则”案文磋商提供国际舆情支持并非一般性微观层面舆情事件的疏导，具有当事国多、谈判期长、敏感度高、博弈方复杂、利益点繁多的特征，舆情应对策略的考量次序应当在舆情空间建构之后。毕竟所有舆情都离不开产生时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要想实现解构多边化、回应地区化、制衡国际化的舆情支持效果，就需要开创性且针对性地建构供公众情绪形成、发展、变化和发生作用的舆情空间，培育能够让“公众”和“情绪”这一对舆情主客体之间发生多维、多元互动的情境或环境，在空间塑造上实现舆情的无形引导。鉴于对“准则”案文磋商长期性、敏感性的认识在国际社会目前比较典型和普遍，舆情“空间”的培育拥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应当突破南海问题传统的单一舆情空间思维，结合南海当前发展形势，依次针对南海问题的多边化解构、地区化回应和国际化制衡开辟新的舆情空间，实现增进互信的舆情支持。
国外研究的经验结论显示，在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变量方面，以下因素值得关注：其一，有效的传播策略有利于信息到达拥有选择性信息接触习惯的公众；其二，有效的框架化策略能够塑造公众对公共议题的短时理解（丁方舟、韦路，2017）。要提供舆情支持，不仅要锚定舆情引导向度，进行舆情空间建构，在舆情传播走向、舆情传播范围和舆情传播内容上主动作为，还需要在周密的舆情监测、精准的舆情研判之后对相关舆情加以策略性回应。毕竟，“舆情以公开的观点、评价、态度及情感呈现在公众视野中，表明舆情所指向的对象或话题具有很强的社会关注度，而舆论本身又往往表达了舆情表达者和推动者的某些诉求”（齐中祥，2015）。但是，多数舆情学研究在谈及“舆情回应”时，往往只是针对舆情危机现象而非舆情支持现象，以化解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风险为目的。事实上，舆情支持与舆情危机都需要策略性回应，前者传递积极信号，锦上添花，后者传播理性信息，雪中送炭，最终都有可能转换为有效的舆情支持。
下先手棋：南海国际舆情支持路径
从“维权”到“维稳”，从“戒备”到“沟通”，从“遏制”到“接触”，中国已在南海问题上拥有了增进互信、扩大共识的大眼界和大格局。基于南海国际舆情支持培育的新思路，适时另辟蹊径，主动下先手棋，激活“一带一路”经济发展通道建设与往来，挖掘中国—东盟共同体的人文依存心理与关系，压缩域外大国介入的空间与机会，从而解构多边化、回应地区化、制衡国际化，可作为舆情支持的路径选择。
舆情向度引导。进入“准则”案文磋商阶段，何为正向、有效的舆情支持？何种向度的舆情才可发展为正向、有效的舆情支持？前者取决于“准则”的定位，即维护南海和平的“稳定器”，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和稳定的舆情便为正向、有效的舆情支持；后者则是“准则”案文磋商整体战略——“双轨思路”——的反映，即南沙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共同维护。只有如此，才能为克服南海问题多边化、地区化、国际化给中方谈判带来的挑战，在舆情层面上提供有力支持。
第一，解构多边化，制约菲越出头。“多边”磋商还是“双边”谈判一直是南海问题解决路径上的一个槛、一个结，中国正在努力通过“双轨思路”来尝试跨越这个槛、这个结。“双轨思路”的第一轨，就是中方历来坚守的原则底线，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毕竟南海问题的核心是南沙群岛的岛礁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关涉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属于国家核心利益。主权问题靠多边途径无法行通，然而，即将与东盟进入案文磋商的“准则”却又是一个“10+1”的多边主义产物。虽然杜特尔特总统在2017年11月11日向中国承诺，菲律宾将“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通过双边渠道，妥善处理好海上问题”，但在漫长而复杂的谈判过程中，菲、越等南海声索国只要重新回归，再次纠缠于“双边问题多边解决”的策略，就极易导致偏至一轨、功亏一篑。因此，“准则”案文磋商阶段，中国在加强双边磋商机制、继续对话和协商的同时，可选择在舆情层面解构多边化，对菲、越形成软性制约，以此作为舆情引导的关键向度之一。
第二，回应地区化，稳定东盟关系。以“盟国”之力对抗中国，进而获取国际话语权和相关谈判中的相对优势，是南海声索国力推南海问题“地区化”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各种向好因素发挥作用，南海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以“双轨思路”中的第二轨——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对“地区化”进行了策略性回应，“准则”案文磋商得以如期启动也是这一外交智慧的成果。正如李克强总理2017年11月12日指出的，“今年适逢东盟成立50周年、10+3合作启动20周年。当前本地区保持稳定、合作、发展，在乍暖还寒的全球经济中是稳定增长极，也给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注入稳定力量”。如何在实质磋商阶段稳定中国与东盟关系，保持地区性“经济稳定增长极”“形势稳定力量”的现状，避免走向“10 vs1”的态势，是未来的挑战。因此，在舆情层面积极回应地区化，加固东盟稳定局势，也是舆情引导必须考虑的方向。
第三，制衡国际化，应对域外干涉。无论是“宣言”还是“准则”的诞生都寄托了美、日、印、澳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的企图，也曾是菲、越等南海声索国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以期令中国陷入被动的重要方式。在“准则”案文磋商阶段，这种域外干扰仍会保持常态。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2017年11月9日访华期间向媒体发表讲话称，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依然是“坚持维护航行自由，声索国遵守国际法，并且应停止前哨建设和军事化”（马克·J·巴伦西亚，2017），而日本新任外相河野太郎在2017年8月7日东盟—日本外长会谈中发言表示，日本还是希望“‘准则’的磋商根据国际法，且以保持非军事化和自我约束力为前提展开”。尽管如此，王毅外长在宣布“准则”框架达成时就强调了中方的原则：“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也有智慧谈成一个能够管控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的COC。我们不希望域外国家就此指手划脚，甚至试图下指导棋。”（外交部，2017）这个能力和智慧应当包括在舆情层面加以引导，以软实力制衡国际化，策略性应对域外干扰。
“准则”案文磋商阶段舆情空间建构。鉴于对“准则”案文磋商长期性、敏感性的认识在国际社会目前比较典型和普遍，舆情“软空间”的培育拥有较为充分的时间，本文突破南海问题传统的单一舆情空间思维，结合南海当前发展形势，依次针对南海问题的多边化解构、地区化回应和国际化制衡提出三大舆情空间的培育，实现增进互信的舆情支持。
第一，经贸舆情空间，以“一带一路”延长南海“机遇期”。在南海问题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多次“机遇期”，“准则”案文磋商的启动正是得益于后南海仲裁案时代的“机遇期”。在促成“机遇期”的诸多因素中，对中方而言，有主观可控因素，如“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客观偶发因素，如美、菲总统新政。东盟是中国的近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推进区域。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年7月发布，2016年中国—东盟全年贸易额达4522亿美元，中国连续8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连续5年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虽然南海问题一度被视为“一带一路”的障碍，但是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在南海声索国之间、在南海经济活动之上构建和培育真实、活跃、繁荣、成熟的经贸舆情空间，确实可以延长“一带一路”政策利好所带来的南海“机遇期”，将目前舆情年度报告中人们司空见惯的南海安全议题转换为令人耳目一新的南海发展议题，在双边经贸舆情中解构南海问题多边化，为“准则”案文磋商中“双轨思路”的落实提供有力的舆情支持。
第二，人文舆情空间，借中国—东盟共同体加固南海“粘合剂”。南海问题被视为中国—东盟关系的短板，而良好的中国—东盟关系又被寄予“南海粘合剂”的厚望。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南海声索国涉及六国七方，核心争端属于边界之争，而这正是南海局势的缓和难点。缺乏柔性力量加持的“准则”案文磋商难免有唇枪舌剑，甚至剑拔弩张。若要让中国—东盟共同体真正发挥“南海粘合剂”的柔性作用，人文舆情空间的建构与培育势在必行。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下，国际政治的边界理论已产生传统和前沿的分野，后者更加强调社会人文作为边界研究的新探索。在传统边界空间，存在争议的南海国家各为单元，语言相异、风俗不同、法规各立、国情有别，但是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人文舆情空间，“松缓、飘移、可渗的社会边界”（彭枭，2017）所联结的却是社会文化、信息传播频繁互动的南海国家角色，它们在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共享权利、共担责任。舆情主体的公众在人文舆情空间中所形成的共识性价值观念，作为舆情支持的动力因素和内在尺度，对“回应地区化”这一舆情引导向度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安全舆情空间，以新型安全合作提升南海“掌控力”。南海主权权益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随着吹填陆域建设工作完成、机场港口战略性基础设施完工、海空实战演训与军事巡逻常态化，中国对南海的掌控格局已具雏形，但掌控力尚需提升。“准则”案文磋商在即，为制衡南海问题国际化、抵消域外大国与南海声索国防务合作的影响，掌控力的提升当着力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双多边相结合的新型安全合作的建立。东盟目前是“经济靠中国，政治靠美国，安全靠平衡”，在安全问题上，东盟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在获取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避免了任一大国主导地区安全。与美、日、印等域外大国相比，中国与东盟的防务合作有机会亦有突破，但存在起步较晚、水平较低、互信不足、务实欠缺、机制尚无等先天不足，这同时也预示着拓展空间的存在。值得关注的是，舰艇访问（如2017年1月和9月中国海军潜艇两次访问马来西亚）、联合演训（如2016年5月2日中国派导弹驱逐舰参加由东盟10个成员国和美、印等6个国家举行的海上联合安全和反恐演习；2017年10月26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称“中国和东盟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共识，将于年内举行技术磋商，根据磋商结果适时举行联合军演”）、国防工业（如中国与马来西亚2016年10月签署的《关于共同开发建造马海军滨海任务舰合作框架协议》），正在成为推动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合作趋向深入的新的主要动力。作为案文磋商的重要议题，海上搜救（如中国与东盟6国2017年10月月底在广东湛江海域举行的中国—东盟国家海上联合搜救实船演练）、护航反恐、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项目也在得到实践推进。建构和培育安全舆情空间，其舆情支持潜力和意义可以预见。
“准则”案文磋商阶段舆情回应策略。作为推进“准则”案文磋商的当事国，今后面对具体舆情事件当持有的基本策略是什么值得探讨。由于南海问题涉及核心主权权益、复杂国际关系，“准则”谈判漫长而敏感，舆情规模、影响可大可小，所以舆情回应策略当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区别。
第一，宏观策略：以价值为指标。为“准则”案文磋商阶段提供舆情支持、进行策略性回应，需要多元舆情价值的支撑。在以“一带一路”为情境的经贸舆情空间里，在以中国—东盟共同体为情境的人文舆情空间里，在以“新型安全防务合作”为情境的安全舆情空间里，国际公众在社会生活中对南海问题相关事物与现象采取什么态度、做出什么反应，都是以其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而该事物的价值又受其对外界事物认识的影响。基于前文确立的三个舆情引导向度，在三个舆情空间中，基于中国—东盟合作关系，表达和扩散那些符合、满足、有用、正向的舆情，沟通和纾解那些不符合、不满足、没用、负向的舆情，从而影响公众的价值判断，继而产生有价值的舆情，形成良性循环的舆情支持，这便是宏观层面的舆情回应策略。其间有三个基本的舆情价值判断指标，需要在宏观策略层面有所考量：其一，是否有利于南海“稳定器”的角色，稳中求进，在对话中培养机制，舆情支持的落点在于舆情何以为稳；其二，是否有利于南海“话语权”的反转，反客为主，在协商中形成规则，舆情支持的落点在于舆情何以为主；其三，是否有利于南海“公共品”的提供，讲信修睦，在共识中约束行为，舆情支持的落点在于舆情何以为信。
第二，中观策略：以立场为考量。公众的情绪复杂多元，反映至舆情则形形色色，舆情回应的目的是将公众的舆情诉求导向积极、健康、理性、良性的轨道，这时回应当有立场，也必须反映立场，立场是舆情回应能否奏效的关键。在“准则”案文磋商阶段，针对不同舆情向度和舆情空间，南海以舆情博弈的身份来确定立场，可作为中观回应策略的考量。在“解构多边化，制约菲越出头”这一舆情向度，以经贸舆情空间为主要情境，“一带一路”建设是破局之道。中方作为主张者，当基于南海“一带一路”的陆海交汇点和“海丝”（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的公共性，在舆情应对上采取维护性回应策略。在“回应地区化，稳定东盟关系”这一舆情向度，以人文舆情空间为主要情境，中国—东盟共同体是解决之道。中方作为合作者身份，则需要基于南海中国—东盟共同体这一社会人文意义上的边界，在舆情应对上采取协调性回应策略。在“制衡国际化，应对域外干涉”这一舆情向度，以安全舆情空间为主要情境，以新型防务安全合作抗衡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干扰是突围之道。在这一舆情向度中，舆情危机发生机率相对较大，中方身份则具有反击者的意味，该亮剑时不须含糊，适时采取对抗性回应策略。只有在维护性、协调性和对抗性立场间站位明确、判断清晰、游刃有余，才有可能突破南海国际舆情当前“表面中国中心，实为美国中心”的现象，创建继而抢占新的空间中心。
第三，微观策略：以细化为目标。至于微观回应策略，涉及内容、态度、时机、频率、方式、媒介、底线等多个方面。策略制定需要以舆情具象进行细化拟定。在“准则”案文磋商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点。其一，完备兼顾舆情支持与危机应对机制，基于团队组织、职责领域、传播原则、工作程序、人才培训等方面的考量，成立谈判磋商所需要的系列国际舆情子团队，从而做到有章可循；其二，统筹外交谋略和舆情策略，本质上高度统一，表面上则可根据舆情性质和态势进行谋略上的变化，全盘擘划学术话语、政府话语、军队话语、民间话语、媒体话语和行业话语的角色，提供多元支持的同时，做到有主有次；其三，树立多级立体回应思维，策划涉南海机构组织不同级别的舆情表述机会，实现快速反应、强势传播，呈现饱满正向的国际形象，做到有条不紊；其四，清醒掌控国际舆情态势，定战略、讲谋略、制策略的同时要有针对性地考虑不同主题的多方国际舆情，在舆情回应预案的选用中密切结合实际作适度调整，避免不知所措或仓促应战，做到有备无患；其五，充分把握舆情生发、扩散特性，了解不同国家因文化传统、国际地位和核心利益的不同而存在区别的舆情生发规律，日常加以舆情知识的系统储备和专业分析，知己知彼，关键时刻做到有机可乘；其六，积极拓展多样舆情渠道，在深谙不同媒介传播特性、传播效果和传播领域的基础上积极吸纳、拓展新的舆情渠道，让有利于我国的思想、文字、声音、影像在更广泛、更恰当的媒介中找到自己的释放渠道。
“一个边界并不是一面墙，它是自我与他人区分的条件，也是相遇和相互承认之地。”（伊夫-夏尔·扎尔卡，2015）“准则”是对各方在南海争端尚未解决时的行为加以约束，要跳出边界、跳出争端来看问题，增进互信、彼此合作。永久和平或许不太可能，搁置争议或可成为共识，和平与稳定并非“准则”与生俱来的特质，要发挥南海“稳定器”作用，需要在“无硝烟的战场”反复博弈和不懈争取。参与“准则”案文磋商，中国南海智库的舆情平台理当做好提供舆情支持的充分准备和全力投入。无论是舆情向度引导、舆情空间建构，还是舆情回应策略，都同“准则”磋商一样严格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双轨思路”，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共同维护；二是坚持“准则”磋商与海上务实合作“两个轮子”一起转，相互促进；三是共同抵制域外势力的干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基于政府善治的国外社会化媒体传播技巧研究”和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机制2018年度课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西方舆论变化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分别为：14BXW034、18DYY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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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刁 娜
On the Paths of Present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on South China Sea and Supporting It
—Based on the Data of ProQuest Platform from 2011 to 2017
Jin Miao
Abstract: The year 2018 is the key year for starting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COC)",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has therefore entered a new stage. Providing strong and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upport for this purpose should also be put on the agenda. By searching and classifying data from the global information data platform ProQuest, this paper presents and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from 2011 to 2017. Taking into accou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omestic respons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advocates overhauling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n responding to public opinion crisis, increasing mutual trust and expanding common ground, innovating and fostering public opinion support,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period" creat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sing the China-ASEAN Community as an "adhesiv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enhancing regional new security cooperation, anchoring the orient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ve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opinion space, and preparing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trategies, so as to deconstruct multilateralism, respond to regionalization, bala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s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te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upport.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support
金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舆情平台副主任，江苏省“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军事传播、公共关系和社会化媒体。主要著作有《美军公共事务传播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传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