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澳中建交后，双边关系发展较为平稳，一度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国家间关系的典范。然而近年来，两国关系却进入多事之秋。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下述原因值得关注：澳中关系的结构性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澳大利亚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处境渐显尴尬；澳大利亚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筹码日渐稀少，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缺乏清晰的战略视角以及一以贯之的政策。澳中关系如要实现转寰，关键在于澳方转变心态，与中方相向而行，并为澳中关系的发展付出切实努力。
【关键词】澳大利亚 澳中关系 南海问题 中澳自贸协定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0.008
近年来，澳中关系进入多事之秋，先是特恩布尔政府反对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支持菲律宾政府就黄岩岛纠纷发起国际仲裁；后又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互惠合作说三道四，并使出各种手段予以干预或阻止[1]；近又出台“间谍和外国干涉”和“外国影响透明度”两个法案，借此影射中国对澳大利亚内政的“干涉”和“渗透”[2]，等等。澳方政客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及为消解“恐华症”而出台的相关举措，已让两国关系陷入近年来的最低谷，近两年两国高层交往几乎中断。面对外界的质疑，澳方领导人一方面辩称，两国关系依然牢固和坦诚，甚至希望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澳中关系的确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与问题，并把造成目前澳中关系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结于媒体的不实报道以及夸大宣传。[3]那么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造成澳中关系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澳中关系的结构性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
国家实力、合作方式以及话语权等是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性基础。一旦这种结构性基础发生了变化，那么建立其上的交流与合作方式或机制就很可能失效。用这种原理来解释当下的澳中关系是有一定意义的。
如果把建交以来的澳中关系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1972年至20世纪末是第一个阶段；21世纪初至今则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是中国如何向澳大利亚开放市场以及向澳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学技术；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中国主动扩大对澳开放同时要求澳方向中方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结果可期的投资环境。
澳中两国是在1972年12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回首历史，两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实属不易。因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澳大利亚就面临一次战略抉择：要么继续与退守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保持联系，要么承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然而，受制于冷战政治以及渴望与美缔结同盟条约，澳大利亚并不像英国那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中关系因此被冻结了20多年。[4]建交后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门徐徐打开。这一旷世之举为中澳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并提供了诸多历史性合作的机遇。在冷战仍是国际政治主流取向以及欧美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却对中国的开放政策持赞赏态度。两国之间除高层频繁互访外，还建立了多层级的交流合作机制，如各种专门合作委员会的建立、友好省州以及姊妺城市的缔结等。这种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合作机制给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中国在与澳交往与合作中认识到了自身的优势与差距，这为日后扩大对外开放积累了不可或缺的经验。而澳大利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对外贸易。对于资源、能源丰富以及盛产农牧产品的澳大利亚来说，一个巨大、稳定且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是它求之不得的。[5]90年代执政的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总理更是认为，澳大利亚的命运与未来系于亚洲。[6]在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中，我们的态度是学习与借鉴澳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发达的科学技术，所以，尽管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各取所需，但在澳大利亚人的思维中，澳大利亚人是老师，中国人是学生；澳大利亚是发达的，中国是落后的；澳大利亚是开放的，中国是封闭的；澳大利亚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区域性的陆上大国，如此等等。这种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衍生出一种有意无意的种族优越论或国家优越论，进而对双边关系甚至合作模式产生影响。比如，澳方有可能把正常的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看作是有条件的，甚至希望通过交往与合作来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及管理制度等。于是，我们就见证了一些非经贸因素对双边经贸合作的影响。比如澳方时常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时甚至纵容疆独、藏独分子在澳从事与中国统一大业相违背的一些活动。为了减少在人权领域的分歧甚至冲突，1997年，中澳开启了首轮双边人权对话，至2014年共进行了15次人权对话。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喜人的成就。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自1968年以来首次退居世界第三。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中国参与区域合作乃至全球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倡议或中国方案越来越具有世界影响和意义。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7]2017年5月，“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议，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8]
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以及为亚洲不发达国家提供基础建设项目的融资需求，2013年10月，中国提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2015年12月，亚投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正式运行。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加入其中，成为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之后又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条平等、透明、普惠的新路径。
再来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一个大洋洲国家，是这一地区的唯一大国。二战前，澳大利亚视自己为英帝国领土在海外的自然延伸。由于有太平洋战争的血的教训，二战后，澳大利亚逐渐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并与美国构建了防务同盟关系。[9]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与美国保持战略同盟关系之外，澳大利亚打交道的主要国家就分布在亚太地区，比如中国、日本、东盟国家、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岛屿国家。可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区域性国家。从经济实力上看，虽然人均GDP产值很高，但受制于有限的人口以及产业结构，其经济总量并不占优。2017年，澳大利亚的GDP近1.4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八分之一。[10]所以，在区域乃至全球合作与治理中，澳大利亚很难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倡议，即使在被它视为“后院”的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澳大利亚的地位与影响亦呈日渐下降之势。
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中澳之间实力及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差距拉大给澳中交流与合作机制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合作的主体地位、合作的方式、合作的预期目标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中方希望澳方致力于为中国企业赴澳投资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扩大两国在食品、农业、矿业、海洋科学等领域的联合开发。[11]这与以前澳方希望中国开放市场等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与澳方的合作过程中，中国的主体地位以及主动性必然大大增强。对于澳方来说，它越来越处在一个对中国的诸多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合作与治理理念或倡议给予回应并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地位，这与建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寻求与澳方合作的境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自诩为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代言人的澳大利亚来说，中国国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如此之迅速是它所不曾料到的。尽管拿破仑在19世纪就曾做过这样的惊世预言，但没有人料到这一天会如此快地到来。
如何看待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是抱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还是死守西方的教条主义的理念，这是摆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12]坦率地说，对于视基督教文明为普世价值观念的西方世界来说，选择前一种态度是很不情愿的。他们宁愿相信中国经济的崩溃论，也不相信西方世界终究要为其傲慢而付出代价。在这种政治和战略语境下的澳中关系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某个时期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并不令人费解。
澳大利亚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处境渐显尴尬
外交战略是指国与国之间在交流和合作中视各自不同情况，在某一时期之内，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宗旨而制定的方针、路线和策略，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防务等涉及本国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外交战略布局是指由不同性质、水平及维度的国家关系所构建的外交战略网络。外交战略布局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内涵及其实现路径，也是他国在一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与重要性的一种折射。外交战略与外交战略布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国家实力的消长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变化。
前有所揭，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中占据着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澳中关系一度被视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管理体制、不同文化之间国家交往的典范。[13]澳中关系的这种属性是与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自1972年建交以来，澳大利亚历届总理中有多位都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戈夫·威特拉姆（Gough Whitlam）、鲍勃·霍克（Bob Hawke）、保罗·基廷等人。这些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仅任职期间重视对华关系，而且卸任后仍关注澳中关系，不遗余力地推进双边友好交往活动，尤其是在公共外交领域。霍克曾在其回忆录中说：“在外交圈，大家公认的是，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花如此多的时间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的亲密的交流。”[14]这说明中澳关系曾在澳大利亚外交战略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时过境迁，尽管中澳两国于2014年形成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澳大利亚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以及两国于2015年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尽管两国在APEC、东亚论坛、二十国集团等区域性乃至国际性组织中开展了有效合作，但仍难掩澳大利亚在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格局中的尴尬地位。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多边贸易以及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的推动者和维护者时；当中国在地区性乃至全球性事务中如全球气候谈判、伊核问题六方会谈、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独特建设性作用时；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冀望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列车而对中国有所期待时，中国的外交战略就不得不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2013年，我国就提出了发展外交关系的新方针：“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这样的外交战略方针真切地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与14个国家有着陆地边界的国家，如何通过合适的外交战略来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的愿望与需求。澳大利亚不是一个大国，也非中国的周边国家，更非发展中国家，所以，澳大利亚在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就显得较为微妙。
外交战略绝不是一项孤立的战略，也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战略。外交战略与一国的对外经贸战略、安全战略、文化战略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随着中国多元化的资源、能源进口战略的稳步推进；随着中国对新能源、清洁能源、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的重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也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处在这种变化格局中的澳中关系必然要经受一定的考验。虽然自贸协定签订后，两国双边贸易额呈逐年增长之势，尤其是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增幅较快，但并不能一定说明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的提升。因为在澳中传统经贸关系格局中，煤炭、铁矿石、天燃气等资源和能源产品占据重要位置，但如今，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这就注定了曾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化石产品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同期，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其他产品如牛肉、葡萄酒、奶粉、护肤品等却大幅增加，但这些产品并非不可替代。所以，贸易额的逐年增加只能证明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澳方持续多年保持对华贸易大幅盈余又进一步佐证了中国是澳大利亚值得依赖甚至无法替代的贸易伙伴。不可否认的是，日渐扩大和深化的经贸关系是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是唯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根本性内容；澳中之间的战略合作赋予了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内涵。比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澳大利亚所在的南太平洋地区。[15]中国希望与澳大利亚共建这一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因为这既是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中澳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如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时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澳关系，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信互利原则，拓展务实合作；要加强优势互补，继续实施好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加快推进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与澳方“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16]这本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方案，如果澳方积极参与其中，并在这一区域性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那么澳大利亚在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中的尴尬地位就会得到解构。然而，出于对中国战略崛起的疑惧，澳方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抱着漠视、怀疑甚至戒备的心理，不仅在2017年外交白皮书中只字未提“一带一路”，而且想方设法阻挠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澳方这种狭隘的中等强国抱负以及只图一己之利的区域主义的理念只会给双边关系的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从而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中国外交战略格局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可能倒退到一种边缘地位。[17]若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澳方就必须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以及具有全球影响的倡议或方案给予积极的回应。
澳大利亚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筹码日渐稀少
在澳中两国40多年的交往与合作过程中，澳方曾经自以为拥有一些让中方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的筹码，如人权对话机制、双边自贸协定等。但如今，这些曾经成为对话与磋商的筹码已不复存在。于是，一些域外问题或第三方问题就被澳方视为一种抹黑或牵制中国的手段。
中澳人权对话机制始于1997年，终于2014年。人权对话一度成为两国增加相互认知、减少误解与不信任以及扩大共识的重要渠道。[18]人权对话机制受益的是澳中双方。中国政府正视人权问题，并承诺逐步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对此给予了清晰的阐释：“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和主要原则。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将人权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的全面、协调发展。”[19]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各地区、各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文化传统又千差万别，所以，套用西方的人权概念、标准与制度来评判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是不合适的。通过对话，我们对西方人权的概念、理论以及人权制度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这对我国改善人权状况有一定的参鉴意义。同样，在亚太地区以西方人权卫士自居的澳大利亚也存在人权问题，比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住民问题、对有色人种移民的惯性歧视以及颇受诟病的难民政策等。既然是对话，中方代表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澳方在上述领域存在不佳的人权记录，并且希望澳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国法制，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人权状况。[20]这种坦诚、建设性的对话机制决定了澳方不能无视中方的立场。
中国近年来在人权领域的进步与成就不仅增加了国人的自信和幸福感，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与赞誉。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不再被动地充当他国对中国人权事业进行无端指责的旁听者，而是仗义执言，揭穿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以及虚伪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开始有所收敛，也不再把人权问题当作与中国进行对话的主要手段。2018年6月19日，二战后一直以国际人权卫士和警察自居的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此举意味着西方世界所谓的道德高地的失守。对澳大利亚来说，美国退群对它的价值观外交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除人权领域外，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也让澳方失去了与中方进行利益博弈的手段。中澳自贸协定历经十年才达成协议，这一方面说明双方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投资等议题上存在需要深入讨论的地方，如在澳大利亚方面，这个谈判过程就涉及了数百份正式意见书和与700多个利益相关方的直接磋商，另一方面并不排除一些非经济因素在其中起到不可忽视的干扰作用。如果说2008年中国与新西兰签署的自贸协定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具有阶段性标志意义的话；那么中国与澳大利亚所达成的自贸协定就应被视为迄今为止中国与发达国家所签订的最高水准的自贸协定，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自贸协定的签署意味着经贸领域的歧视性政策将不得不退场。[21]如果一方违背双边自贸协定，那么它所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及所面临的道义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自贸协定在释放各自经济潜能以及贸易能量的同时，也使得人为因素不得不为自由贸易让路，从而使双方因贸易摩擦而开展磋商甚至谈判的机会相应减少。自贸协定签署前，双方对自贸协定的期待，对对方谈判心理、策略以及手段的各种揣度，以及希望对方在某些问题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让步，所有这些不确定或未知因素决定了双方在处理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些事务方面都较为谨慎与周全，免得授人以柄，使自己在自贸协定谈判中处于不利之境。自贸协定签署后，这些忧虑、担心或考量都不再有意义。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它与中国打交道时能够利用的资源和手段捉襟见肘。于是，正常双边关系之外的其他因素就有可能被澳方利用来牵制中国，如南海自由航行、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合作问题等。
澳大利亚介入南海纠纷有它自己的战略考量。2012年，菲律宾单方面挑起南海黄岩岛纠纷。2013年1月，菲律宾正式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提请针对中国的“仲裁”。2016年7月，海牙国际仲裁庭做出所谓的“最终裁定”，判菲律宾“胜诉”。菲律宾一方自编自导的闹剧让澳大利亚等一些西方国家看到了抹黑和打压中国的道具。澳大利亚不仅鼓动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向联合国海洋法庭起诉中国有关黄岩岛纠纷，而且在裁定公布后随即与美日一道发表表示支持的声明；在多边场合，澳方鼓吹基于国际法的海洋治理以及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多次公开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以及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以及南海纠纷的非当事方，澳大利亚为何无视中国拥有南海主权的历史与法理依据而频频指责中国？有些人认为，澳大利亚对亚太市场的依赖决定了南海成为澳大利亚海上生命线；也有人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希望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中等强国的一种外交策略。坦率地说，上述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被大家注意的一个原因是，澳大利亚希望在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语境下，希图利用南海问题的复杂而又敏感的一面来掣肘中国，以便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呈现全球化态势的情况下，寻觅一个与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有效资源或手段，从而彰显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在区域性问题上的影响力。
除炒作南海问题外，澳大利亚还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合作心存芥蒂和不满。由于南太平洋岛屿地区被澳大利亚视作自家的“后院”，所以自二战后，澳大利亚就把这一地区当作其势力范围来经营了。冷战期间，澳大利亚在这一地区推行“战略拒止（strategic denial）”政策，意在阻止苏联将其影响渗透到这一地区。[22]冷战后，俄美两国不约而同地退出这一地区。进入新世纪，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开始重视发展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关系。一些太平洋岛屿国家出于摆脱贫困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的目的，与中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如2018年6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就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定。巴新总理彼特·奥尼尔（Peter O'Neill）在谈到这一协定的意义时说：“这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是非常重要的，意味着它将帮助我们的经济融入全球经济……”[23]然而，澳方却把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与合作视为“有所企图”的行为，如搞政治渗透、建立战略基地，进而扰乱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安全秩序并对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等。[24]不仅如此，澳方还打算与一些岛国缔结安全条约，以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影响。[25]至于日本、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活动以及援助项目，澳方却没有任何评论。澳方这种自以为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胡猜乱想的做法只会固化其陈旧落伍的观念，使其在对华关系方面掉入自己设置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澳方炒作和利用上述问题看似很荒谬，但为何屡试不爽？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话语权逻辑。澳大利亚属于西方阵营，而目前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主要还是被西方国家所掌控。西方媒体的殖民心态以及肆意歪曲事实的惯常手法在有关上述两个区域性事务的报道中尽显无遗。二是工具逻辑。当人权问题、自由贸易协定等不再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时，一个充其量是个中等国家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国家拿什么与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讨价还价呢？于是，凡是与中国有关同时在澳方看来与它自己也有关的一些区域性问题就被澳方恶意借用。这只能进一步说明，作为一个远离世界中心的区域性中等国家，其能运用的外交资源和手段已相当有限。
结束语
有人认为，澳中关系出现波折，与同期中美关系的动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每当中美关系出现一些分歧与争执时，澳大利亚总是站在美国一边。澳方的这种选边站队对澳中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澳中之间的互信度在下降。比如在南海问题上，虽然迄今为止，没有第三方与美国一道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自由航行，但不乏一些国家对美国的霸道政策予以声援，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抢眼；在中美贸易摩擦方面，澳大利亚也在背后起哄，甚至出台相关措施，对中国企业在澳投资进行限制。[26]得到了盟国支持的美国对华政策似乎变得更为强硬，使得中方应对起来势必要付出更多的外交以及其他方面的成本。这让中方对澳方的好感以及信任度不断降低。二是让澳中关系偏离正常轨道。中澳双方都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中澳关系被嵌在中美关系以及澳美关系的格局之中。比如澳美领导人会晤时的一个保留节目必谈中国，遏制中国成为双方一致的心声。而中澳领导人会晤时，澳方必然强调澳大利亚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种交往模式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澳中关系本应是友好的，因为两国相距万里，既无历史纠葛，又无现实利益冲突；澳大利亚有120多万华人，每年有几万名中国学子赴澳求学，2017年在澳学习的中国学生达185000人；赴澳观光旅游的中国公民每年达百余万人次。中国已然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学生和游客来源地。中国还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澳主要的外商投资来源国。2017年，双方贸易额达到约1800亿澳元，比上年增加23%。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去往中国（32%）。[27]这些本应是两国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轨道的基础和推动因素，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澳中关系的现状令很多人感到遗憾和不解。然而，理性地看，澳中关系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它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当中国向世界开放而其实力与影响远不足以对守成的国家的利益或影响构成威胁时，当守成的国家与中国开展交流与合作而提出各种前提条件或设置门槛时，这些守成的国家便高高在上，且高谈阔论，说什么欢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希望中国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等等。可是，一旦发现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在积累财富并在国际上的影响日渐扩大时，一旦发现中国切切实实地在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而让自己的说教变得毫无意义时，这些国家便再也坐不住了，甚至连国际交往中最起码的外交礼仪与尊重都不顾，如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在2017年3月15日晚在新加坡智库发表演讲时称，除非中国拥抱民主，否则永远不可能发挥全部潜力。她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因此不适合担当地区领导者。[28]这是失意者心态的真实写照。难怪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Bob Carr）说，毕晓普不适合在澳大利亚外长的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应该辞职。其实，这不是毕晓普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认知问题。
中国有一句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导致澳中关系持续走衰的责任不在中方。澳方如想修复双边关系，用中国外长王毅的话来说，首先要摒弃冷战思维，转变心态；其次，澳方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来规划澳中关系路线图且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如果澳方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不以客观、公正以及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以及对全球性事务的重要影响，那么中澳关系的转寰既无可能，也无意义。
注释
[1]David Wroe, "China says Pacific debt claims 'ridiculous' after Julie Bishop raises concerns", The Age, June 19, 2018.
[2]Matt Coughlan and Angus Livingston, "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 to pass in days", The West Australian, June 27, 2018.
[3]Ben Westcott, "Australia's attempts to rebuild relationship with Beijing run into trouble", May 24,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5/23/asia/australia-china-turnbull-visit-intl/index.html.2018-06-30.
[4]Gough Whitlam, 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 Ringwood: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 1995, p. 53.
[5]Ian Castles(ed.), Year Book Australia 1990, Canberr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0, p. 34.
[6]Stewart Firth, "Problems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July 1991-June 1992",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1993, Vol.39, No.1, p. 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2015年3月30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2018-06-30。
[8]《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2017年5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2018-06-24。
[9]汪诗明：《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10]《2017世界各国GDP排名表一览》，2018年4月，http://www.southmoney.com/caijing/redian/201804/2153400.html.2018-06-24。
[11]《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2016年9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119507474.htm.2018-06-23。
[12]Mark Beeson and Jing Hanzeng, "Realistic Relations? How the Evolvi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Understood in China and Australia", Pacific Focus, vol.32, issue 2, 2017, pp. 159-181.
[13]P.J.Boyce and J.R.Angel, Diplomacy in the Marketplace-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vol.7,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1992, p. 283.
[14]Bob Hawke, The Hawke Memoirs, Melbourne: William Heinemann Australia, 1994, p. 343.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2015年3月30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2018-06-24。
[16]《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2016年9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119507474.htm.2018-06-22。
[17]Lisa Murray and Angus Grigg, "Lowy Asia Power Index: Australia's Asian power to decline",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May 8, 2018.
[18] "15th Australia-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20 February, 2014, http://dfat.gov.au/news/media/Pages/15th-australia-china-human-rights-dialogue.aspx.2018-06-28.
[19]《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3年5月，http://www.gov.cn/zwgk/2015-05/14/content-2402180.htm.2018-06-28。
[20]《中澳举行对话》，2012年7月12日，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2-07/12/content_841429.htm.2018-06-28。
[21]Asialink Business, "China-Austraia Free Trade Agreement(ChAFTA)", https://asialinkbusiness.com.au/china/getting-started-in-china/china-australia-free-trade. 2018-06-22.
[22]Derek McDougall, Austrlian Foreign Relations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Frenchs Forest: Pearson Education Austalia, 2009, p. 209.
[23]David Wroe, "Looking North: PNG Signs on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 June 21, 2018.
[24]Bal Kama, "Factoring the Pacific into Australia's Approach to China", April 11,2018, http://www.devpolicy.org/factoring-the-pacific-into-australias-approach-to-china-20.
[25]Andrew Tillett, "Malcolm Turnbull pledges security boost for Vanuatu to counter Chinese influence",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June 25, 2018.
[26]David Crowe, "Huawei slashes local research as 5G ban looms", The Age, June 28, 2018.
[27]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中澳自贸协定红利显著，双边贸易2017年快速增长》，2018年1月3日，http://au.mofcom.gov.cn/article/rdgz/201801/20180102698246,shtml.2018-06-12。
[28]"Bishop urges China to embrace democracy in Singapore speech", March 14, 2017, https://www.sbs.com.au/news/bishop-urges-china-to-embrace-democracy-in-singapore-speech.2018-07-03.
责 编／马冰莹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Current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Wang Shiming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n 1972,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was relatively stable and once became a model for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ir relationship has entered an eventful period. The reasons behind are manifold, and the following reasons merit attention: the structural foundation of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has changed; Australia has an increasingly embarrassing situation in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Australia has less bargaining chips for playing a strategic game with China. These factors determine that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lacks a clear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consistency. To improve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the key is that Australia should change its mentality, work with China for common goals, and make tangible efforts for it.
Keywords: Australia,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South China Sea issue, China-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作者简介】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与英联邦国家现代化。主要著作有《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太平洋英联邦国家——处在现代化的边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