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人口流动促进了人口红利的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不仅增进了抚养家庭的能力，而且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我国自2010年至2018年连续九年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通过“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报告》公开披露的近七年人口流动的数据调查，深入分析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展现了我国恢宏的流动人口发展历史，从中也能反映出流动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由高速增长转为缓慢下降
2011年—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2.3亿增加到2.53亿，年均增幅高达2.5%，2014—2017年，由2.53亿降至2.44亿，年均降幅为0.89%。“十二五”前四年流动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十二五”后期至“十三五”期间，流动人口处于逐年递减阶段，且减少幅度远低于此前的增长幅度。同样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以2014年为界，经历了高速增长和缓慢下降的过程。
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增大，年龄结构以“80后”“90后”为主。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始终处于不断增大的过程，从2011年的约28岁增长至2016年的29.8岁，六年时间，增长了近2岁。随着时间的推移，1980年后出生人群逐渐走向工作岗位，占流动人口的比例从2011年占比近半成增长至2017年的65.1%，新生代流动人口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其中“80后”所占比重为35.5%；其次是“90后”，占24.3%；“00后”和“10后”的占比分别为19.3%和20.9%。可以说，曾经的“80、90后”的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为社会骨干，扛起了流动人口的大旗。
流动人口流动区域的多样化趋势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依托于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构建起庞大的用工需求，“孔雀东南飞”成为流动人口的时代印记，近年来这一态势也在悄然改变。据《报告》统计，东部地区依然是流动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但占比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区占比有所增长。与此同时，以往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趋于和缓，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市的比例出现下降，流向非中心城市地区的比例有所上升。总体来看，流动人口在地域上由以往的高度集中转化为相对分散，在生活工作的地点和方式上都有了更多选择，地区差异以及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吸附力差异逐渐弱化。
流动人口迁移模式进一步稳固。我国流动人口的迁移模式更加稳固，人口流动演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迁移为主，从一开始的夫妻双方发展到携子女、老人一同迁移，在居住地生活时间更加长久，积极融入本地生活的愿望更加迫切。根据《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5人，35％的流动人口从未参加现居住地举办的任何活动；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参加选举、评先进以及业主委员会活动的比例均不足10％。至2017年，40.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愿意将户口迁入流入地，83.6%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计划今后一段时间继续留在本地，其中36.6%计划在本地定居，15.3%计划在本地居留3到5年，9.2%计划居留10年以上，97.3%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93.3%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愿意融入本地人之中，73.2%认为自己已经是当地的一员。
经济社会发展决定流动人口整体规模变化
一方面，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近年来先增后减的发展趋势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的。我国人口众多，具有得天独厚的人口红利，流动人口的发展也是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沿海经济发展的制造加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通过中部和西部人口大省的劳动力输出，有力地支撑起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引擎。有学者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改革开放4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30%，流动人口聚集度最高的珠三角地区，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流动人口无疑有力推动了经济活力的释放。
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在推动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发挥着卓越的贡献，在建筑行业、房地产行业和广大的服务行业，往往由流动人口担当起顶梁柱的角色。作为改革开放先锋城市的深圳，外来常住人口占比高达67.7%，流动人口成为建设深圳的主力。流动人口的到来还将带动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的大幅增长，带动周边产业发展。无论宏观经济层面还是微观经济层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大发展时期带来了流动人口的迁移，反过来，流动人口的到来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建设发展。
“十三五”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发展时期，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对外出口贸易从过去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以输出资本、技术、电子商务等带动产品出口。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经济的调整对劳动人口的需求有所减弱，知识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报告》数据显示，十年前广州每年增长的人数是27.6万，但是近年来广州人口年增长率比十年前降低了1.2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所占权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据《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披露，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达到43.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3.6%，这是自2012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连续六年占GDP比重超过50%，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8.8%。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满足发达地区消费需求的同时，其他非发达地区居民仍然有着强烈的消费增长动力，这也促成广大流动人口回归到迁出地，投身于消费服务行业。
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征和人口老龄化推动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以“80后”“90后”为班底的流动人口当前已年至三旬左右，流动人口人均年龄的不断增大，说明在流动人口中缺乏青年人的加入，这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
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至今，社会物质条件已经相对丰厚，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过去人们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背井离乡的场景在今时今日已不多见，人们开始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在即将迎来5G时代的当代中国，互联互通的社会已经打破了地域上的界限，网络大幅缩近了大城市、小城市和城镇人民的距离。年轻一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他们有更多追求美好生活的选择，前往异地他乡成为流动人口只是一条途径，在家乡也有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同样可以得到成长和历练，因此在流动意愿上，年轻一代缺少上一代劳动者生活生存的压力。
二是我国老龄化现象日趋显现。“80后”“90后”正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出生的一代人，独生子女家庭占据主流，当他们成为流动人口主力的时候，夫妻二人往往需要负担双方四位老人，举家迁入将拉升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更重要的是，据统计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更指出，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202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占总人口的1/4），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人口整体老龄化趋势加深，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也不可避免地呈现老龄化特征，直接带来了平均年龄的增长。
城乡经济协同发展增强流动人口区域化特征
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蓬勃发展，使得中西部地区经济活力显著增强，流动人口纷纷“凤凰归巢”。2010—2013年我国东部地区跨省流入人口所占比例高达90%以上，随后几年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人口流动渐趋活跃，2017年以安徽、湖北、四川和江西为代表的中西部省份流入人口持续增长，流出人口持续减少，与此同时省会城市对经济和人口的吸附能力不断加强，成为各省的经济核心和人口聚集地。从以往的“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点状分布，发展到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代表成片区的五大城市群，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和城镇化的主战场。
随着全国各地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2016年末，我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20883个，比2012年末增加1002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4%。与城镇数量增长一起高速发展的，还有“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提升和特色城镇产业化建设，各省各市对人口的粘附性逐步加强，在家附近就能有稳定工作、良好收入，在享受城镇化生活的便利的同时还能与家人为伴，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将一部分流动人口牵引回家乡，人口跨省流动比例逐步下降，省内跨市流动比例上升。
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正如火如荼开展的乡村振兴战略，让流动人口回归农村。从40年前农村土地的“包产到户”到近年的“三权分立”，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配套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和股权登记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彻底盘活农村土地。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3万个村组完成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农民通过流转土地能够获得一笔不菲的收益，加上在合作社工作、开办农家乐以及“互联网+农业”，农民收入增长明显。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推动流动人口迁移模式的稳固
归属感是摆在流动人口面前的一大问题，除了通过工作获得经济收获外，在异地他乡获得一份尊重，加入到当地生活生产中、融入当地社会无疑是流动人口维持稳定的最佳途径。从2011年至今，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各地加强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流动人口迁移模式进一步稳固。
《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就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的参加比重均不超过30％；2014年则有83%的流动人口至少参加一种基本医疗保险；2015年这一比例达到89.3%；至2016年约91.1%的流动人口至少参加过一种医疗保险，同时参加养老保险的占56.1%，参加工伤保险的占33.8%。流入地是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主要参保地，超过90%的参保流动人口是在流入地参加了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与此同时，对妇女儿童的关爱更加深入，2016年流动人口中有0—6岁子女的育龄妇女孕期建档率达到90%，产后42天内接受健康检查的比例达到83.8%，流动人口子女免费疫苗接种比例为97.9%，在流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中，35.4%在所在社区建立了健康档案。社会保障体系的提升能够极大提高流动人口对迁入地归属感的认同，老有所依、病有所养、妇幼康健，在安土重迁的中华传统文化下，通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人们以携家带口、举家搬迁的方式迁入到城市里安居乐业。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贺雅兰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