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
距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11年。11年间，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反思的理论成果丰硕，国内外学者着力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角度对国际金融危机问诊，揭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产品过剩、监管失效、结构失衡等纷纷被视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病根”，这些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西方社会的内在矛盾。除此而外，文化价值观层面的反思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它是涉及西方社会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关系的价值遵循与思维范式，是关系到西方社会种种制度设计的逻辑依据。
一
从文化视角反思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得从解析西方的先验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开始。先验形而上学始终致力于探寻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作为本体，并以此为据进行世界的二元划分。先验形而上学逻辑框架下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作为西方思想传统的基础，导致了普世主义、本位主义、唯我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自我”为中心和本原的认识路径，必然要求从“我”生发出来的普世之光照耀世界万物。在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框架下，普遍性的“我”与特殊性的“他”之间始终存在张力，“我”只能通过强力意志要求“他”臣服于自身，以实现二者的统一。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是先验形而上学理性实体论对于西方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是理性自身对于自由主义的放任状态缺乏调节能力的必然结果，是先验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难以自明的现实体现。近代西方哲学所由以出发的自明公理是，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根据理性决定论视域下的自由意志、自愿契约行为组成政治状态，而政治状态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这一逻辑构成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雏形。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曾宣称：“没有一个人从自然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由的权利。”换言之，理性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理性的必然结果。
在先验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西方社会中各类自由主义学说往往把政府和市场的权力划界作为着力点，以此为据划分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的权责界限，试图通过确保理性的科学性，来实现社会成员的自由价值。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改良论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主张放弃自由放任、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20世纪30年代出现并于70年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保守论新自由主义”则在政治、文化和个人生活方面坚持保守主义原则，却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美国哲学家诺齐克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立足于个人权利的基石，主张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去国家化。这一系列举动表明，自由主义学说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瓶颈，难以产生新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在遭遇现实的质疑之后甚至只能倒退到理论原点。
自由主义学说自身的理论困境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困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困局与失效致使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诸多弊端和缺陷的发展模式，这进一步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该发展模式的弊端突出表现在，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忽视社会整体利益，致使实行资本主义的各国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始终致力于处理理性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始终致力于为自由划分边界的先验形而上学哲学范式和思维方式，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控能力，并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断探求自由边界的内在冲动，在政策上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化、去监管的自由放任状态，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
二
对于理性与自由之间的悖论，西方主流哲学思想试图通过理性自我反思、重建理性的途径加以解决。法国哲学家卢梭使用了“普遍意志”与“个别意志”的概念，深信唯有依据普遍意志治民，人类才能获得自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过分发展的“工具理性”抑制了“价值理性”的实现，法兰克福学派进而试图以交往理性等范畴来重建理性，为自由价值重新夯筑哲学基石。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以《对现代性的反抗》为题，揭示出“把社会视为磐石一块的整体观”的理性实体论正在经受考验，试图建构以“公共家庭”为核心的崭新信仰体系，进而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分裂。卢梭、韦伯、贝尔等人从文化价值观领域反思资本主义的自我救赎之路，不过是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普遍理性实体，实质上只是先验形而上学传统的翻版，是抽象孤立的思辨理性主义之自我说明。传统先验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以普遍性去消解特殊性，而后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则以特殊性去取代普遍性。上述两种致思路径不过是在所谓“普遍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始终在抽象的理性范畴之中进行逻辑运演，如同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西方社会哲学思维难以克服的自身局限性。
实质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普世价值外衣与特殊利益本质之间的矛盾，并非普遍理性与个体理性、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两种认识范式区别的关键点在于，普遍性是否单独存在？先验形而上学认为，普遍性脱离于特殊性而单独存在。在先验形而上学的二元划分式哲学世界观中，无论是理性实体，还是非理性实体，甚至是强调“我”之价值的过程性存在，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普遍价值的实体角色。以此类实体为本体，或者主体，那么其他的一切精神和现象就被认为是特殊价值，都是异己于普遍价值自身的他者，是需要被主体改造的客体。然而，唯物辩证法启示我们，普遍性必定寓于特殊性之中而存在。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来看，国际金融危机是对于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进行主观割裂认识的结果。我们需要根据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之间辩证统一的原则，积极建构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促进世界各国的平等互信和共同发展。
（作者：李艳艳，系北京科技大学网络文明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北京应对意识形态网络舆论战的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7KDB04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