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汉时期的童蒙教育获得了历史性进步，无论是童蒙读物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还是童蒙教育的普及广度和推行深度，都尤为突出。两汉时期童蒙教育的发展，对增强民族聚合力、维系汉代社会的长治久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两汉时期童蒙教育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也对后代童蒙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两汉时期 童蒙教育 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教育史上，汉代童蒙教育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学者指出，“两汉蒙学教育在整个古代蒙学教育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之功”。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历史时期。两汉时期不仅疆域辽阔、人口蕃息、政治稳定、经济富足，而且文化远播、科技发达、军事强盛，整个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可以说，两汉时期不仅创造了饮誉史册的煌煌盛业，而且熔铸了有汉一代乃至垂范百世的民族精神。那么，是什么原因或力量催生了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赓续400载的两汉这一罕见的历史时期？是什么精神和信念推动着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们创造出如此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对于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不容忽视：一是汉代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一是汉代文化教育特别是童蒙教育的勃兴和发展。若舍此二者而去探寻其深层原因，恐怕都难中肯綮。
两汉时期，童蒙读物的数量增加、质量提升
童蒙教材，或称之蒙学读本，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主要凭借，也是衡量童蒙教育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志。与前代相比，两汉时期的童蒙教材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汉书·艺文志》清楚而完整地记载了两汉时期童蒙教材的情况。
一方面，汉代新诞生的童蒙教材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其中《仓颉篇》是对秦代《苍颉》《爰历》《博学》三篇的综合和再创作，《急就篇》则是汉代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蒙学读本，“使用至唐代而渐渐衰落”。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蒙学读本的编纂，均以政府为主导，担纲者均为宿儒名士，如《凡将篇》的作者司马相如博学多识，文采斐然，有“天下文章两司马”之美誉；《训纂篇》的作者扬雄也是一代名士，确保了蒙学读本的质量。
另一方面，汉代对前代的童蒙教材和文化典籍十分重视，这些童蒙教材和文化典籍也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两汉童蒙教材的角色，如《史籀》《论语》《孝经》等。《史籀》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共15篇，是我国最早的启蒙读物；《论语》和《孝经》均是儒家经典，自然也是童蒙学习的典范教材。到了东汉，蒙学读物的大家族中又增加了许多新成员，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主要有《滂喜篇》《劝学》《太甲篇》《在昔篇》《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女史篇》《幼学》《始学》等。东汉参加编纂蒙学读物的学者有贾鲂、蔡邕、班固、朱育、项峻等人；东汉女才子班昭的《女诫》七篇，实质上也是对女子进行启蒙教育的蓝本。
两汉童蒙教育内容丰富，普及范围进一步扩大
童蒙教育的年龄，一般认为是8至15或16岁，但也有如东汉钟会4岁就开始“授《孝经》”的历史记载。根据《汉书·艺文志》和《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汉代童蒙8岁入小学，主要“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15岁入大学，主要是“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东汉人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命女红趣织布”；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十月“农事毕，命成童入大学，如正月焉”；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
两汉时期童蒙教育的对象分为幼童和成童，二者学习内容的侧重点和规定学习时间不同。一年四季中，正月、八月、十月、十一月四个月为明确要求学习的时间，其余时节虽未作硬性规定，但对童蒙进行适当的启蒙教育是必然的。童蒙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有书写、计算等基本知识，有行为规范、道德伦理等内容；教育者对童蒙的学习要求也较为严格，字写得不好，可能也要挨批受罚。如东汉大学者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记载自己的求学经历：“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汉代法律也规定，“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而书写端正规范的意识和训练必然要从童蒙抓起。
两汉时期，启蒙教育的普及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京师推及地方郡国，甚至直达四周边郡。在出土于西北边塞烽燧遗址中的汉代简牍中，有许多简牍墨迹内容为《仓颉篇》《急就篇》《九九口诀表》，甚至还有《论语》等儒家典籍内容。我们不能单纯将这些简牍蕴含的信息理解为西北地区士卒的文化生活，而是应当将其视为启蒙教育遍于边陲的佐证。有学者指出：“至迟在秦汉时期，已有官方颁行的蒙学课本，如秦朝李斯所编《仓颉篇》、汉朝史游所编《急就章》。在清末敦煌汉长城遗址均曾发现残简，可知都已普及到边疆。”
两汉童蒙教育将汉政权主张的主流价值观念内化为大众的行为规范，对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童蒙教育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有学者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稳定和发展，必须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其中包括共同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为公众所认同的价值观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从何而来？如何获得？这是任何政权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实践表明，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不可能自发获得，也不可能先天养成，而是要靠后天的持续培养，这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特别是童蒙教育。
西汉初年的政论家贾谊认为，童蒙教育对一个人思想品德、理想信念以及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他说，“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绝恶于萌芽，起教于微妙”，倡导社会要高度重视童蒙教育。
两汉时期的国家主流价值理念，不仅是推动两汉400年永续发展最深厚、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值得关注的、最值得汲取的精神养分。大量史实揭示：两汉的教育实践始终与统治者的治国思想相一致。换言之，汉王朝倡导什么价值观，两汉的教育就极力塑造什么精神；汉政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汉代的官学、私学乃至家庭教育就努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汉代国家政权倡导的主流价值理念至少包括：矢志爱国、先国后家、孝亲敬老、秉公执法、廉洁自好、勤劳俭朴等。出使匈奴被拘留19年而须臾不失汉节、坚贞不屈的苏武，投笔从戎经略西域近30年的班超是矢志爱国的典型代表；谢绝汉武帝赏赐的豪华府邸，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己任的霍去病则是汉代“先国后家”的传神写照。孝亲敬老、秉公执法、廉洁自好、勤劳俭朴既是自天子而及百姓的行为规范，也是朝廷辟除官吏的法定标准。
汉以孝治天下，以尊老为国策。汉自立国之日起，就大力倡导孝亲敬老，汉代帝王多有下诏表彰孝行和关爱老人之举措。如汉文帝曾下诏云，“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还派遣谒者赏赐和慰劳天下三老、孝、悌、力田、廉吏等人，为天下百姓树立起“身边的榜样”和“学习的楷模。”作为儒家经典和启蒙读本的《孝经》，在两汉时期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人都要读《孝经》，包括儿童和成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国留学生。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时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两汉时期的主流价值理念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一种精神指引，更是通过各种途径化作臣民的行动指南。汉自立国开始，便在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乡”中设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其中“三老掌教化”，专门负责把国家主张变为社会基层的行动指南，让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深刻渗透到两汉蒙学读物中，并传播到基层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些精神理念一旦形成，便以其强大的力量规范和调节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汉文帝时，年仅15岁的弱女淳于缇萦上书文帝，愿入官为奴以赎父罪，她的勇气和孝心感动了文帝，最终赦免了其父罪行，并废除了肉刑。汉武帝时的风云人物张汤，自幼便展现出对法律的喜好和杰出的才干，一次因老鼠偷食了家里的肉，便掘洞逮鼠，上演了一场像模像样的“张汤审鼠”的“审判秀”。桑弘羊年仅13岁，以善于心算、精于运筹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被任为侍中。奇才怪杰东方朔13岁“学书”、15岁“学击剑”、16岁“学《诗》《书》”、19岁“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东汉的开国名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其孙女和熹皇后邓绥6岁晓《史书》，12岁通《诗》《论语》。哲学家王充6岁便开始读书写字、8岁入小学，随后“受《论语》《尚书》”；在京师洛阳读书时，因家贫无书，常常市肆博览、过目辄诵。《汉书》和《封燕然山铭》的作者班固9岁能属文、诵诗赋。汉明帝时的著名经学家范升9岁能“通《论语》《孝经》”。伏波将军马援的侄孙马续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文武兼修，7岁能通《论语》、13岁明《尚书》、16岁治《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如此众多的有为少年，其睿智多知、志向远大，如果不是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便不会有如此卓越的表现。
两汉童蒙教育对后世影响深远
历史上最享盛名的童蒙读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中以《三字经》为甚。在《三字经》不大的篇幅中，引用了21位人物的事迹，其中6位为两汉人物，这足以反映出两汉童蒙教育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三字经》中说：“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
《三字经》中的“香九龄”是指东汉江夏人黄香，以至孝称于乡里，九岁丧母，思慕憔悴，家境寒微，对父亲躬执苦勤，尽心奉养，后博学经典，究精道术，善著文章，京师称赞他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后终成国之栋梁，官拜尚书令之职；而“黄香孝亲”的事迹也被选入《二十四孝》故事。“融四岁”是指东汉大学者孔融；“披蒲编”是指西汉名臣路温舒；“削竹简”是指西汉布衣卿相公孙弘；“如负薪”是指西汉名臣朱买臣；“蔡文姬”是东汉末期名臣蔡邕之女，才华斐然。《三字经》选取的这六位两汉人物，均为孝亲敬老、勤学不辍的典范，他们品德高尚、积极进取、富有才干、效命国家，不仅是汉代朝廷倡导和树立的典型人物，而且穿越了时空界限，对任何时代和政权而言，都极富教育意义。
总体来看，两汉童蒙教育在将汉政权主张的主流价值观念化为大众的行为规范、思想观念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有效维护了汉政权稳固和汉代社会的长治久安。正是意识到童蒙教育的独特作用，汉政权对包括童蒙教育在内的文教事业高度重视。一方面，汉朝廷不仅“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建立了一套遍及全国的童蒙教育体系；而且“劝学兴礼，崇化厉贤”，努力营造“尊师而重傅”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汉朝对童蒙读本的编撰和童蒙教育的实施极为重视。童蒙读本基本都是由当世一流的名士大儒担纲，其编写的读本内容正确，体现了国家意志，符合童蒙的学习特点和成长规律。同时，汉朝还设置了自中央到地方的专门机构和人员，持之以恒地负责教化施行，确保了童蒙教育的广度、深度和实际效果。这些有益做法和实践探索，对后世开展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铸造民族精神不无启发意义。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项目编号：16ZDA12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②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③徐梓：《中华蒙学读物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④张小锋：《秦皇汉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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