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澳门自回归以来，民主政治稳步推进，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民生社会福利不断提升。澳门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一国两制”制度。澳门基本法是澳门确立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石。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释放制度红利促进澳门发展；同时澳门同胞积极拥护“一国两制”，注重产业引领，用足、用好中央惠澳政策，形成双向互动的循环机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建设背景下，澳门将获得经济、社会、民生发展的新动能。
【关键词】一国两制 澳门特别行政区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1.004
澳门顺利回归祖国的历程
中葡双方谈判确立澳门回归的时点。1972年3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声明澳门不属于通常所谓的“殖民地”，而是被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中国将在条件成熟时以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澳门问题，并在未解决前保持现状。1979年2月8日，中葡双方签署《建交公布》，两国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双方在达成的协议中指出：当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的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葡萄牙政府将在适当的时候将澳门归还给中国政府，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晓然，2008）。1984年，邓小平提出，澳门问题也将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1985年5月，葡萄牙共和国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应邀访华，并与中国领导人就和平解决澳门问题举行会谈。会谈后发表新闻公报，表示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6年6月30日，中葡两国政府开始了澳门问题的第一轮谈判。后经三轮谈判，于1987年3月23日，中葡双方草签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中葡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规定：“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1988年1月15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中葡联合声明》批准书，声明生效（刘树燕，2013）。
起草澳门基本法，正式启动回归程序。1988年9月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从1988年10月开始，至1993年1月结束。有着香港基本法的成功经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充分考虑了澳门的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自此澳门回归祖国进入后过渡期。
1998年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澳门回归祖国进入实质性阶段。筹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筹委会工作正式启动。中国和葡萄牙妥善处理澳门政府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等问题，为澳门政治制度与基本法规定的政制的衔接、政权的平稳过渡及长期发展作充分准备。
1999年4月10日，由200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澳门永久性居民组成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99年5月15日，澳门特区首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何厚铧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5月24日，中央政府在北京向何厚铧颁发任命令，何厚铧正式成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第一任由中国人担任的澳门行政长官产生，结束了葡萄牙政府派遣澳督的400年历史。“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中央政策方针得到高度体现。
中葡正式交接澳门政权。1999年12月19日，中葡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隆重举行。20日凌晨，江泽民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澳门回到祖国怀抱，实现了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强烈愿望。澳门回归是继香港回归后，中华民族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又一盛事，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同时开启了澳门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根据“一国两制”方针以外交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澳门问题，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做出的又一重大历史贡献。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国两制”方针，符合时代潮流和历史潮流，把握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体现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人民愿望的精神，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进程。
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澳门的确立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拥有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以及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具有监督权。
基本法是澳门确立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石。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该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这成为“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法律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基本法》序言中指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考虑到澳门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澳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3），这使“一国两制”构想解决澳门问题以法律形式得以确立。《基本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二条则明确，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是澳门确立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依据，是澳门特区发展不可动摇的法律基石，自此澳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权。主权是现代国家的本质属性，中央治权是现代国家政府的核心权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权。中央政府负责管理与澳门有关的外交事务、防务，任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中国外交部在澳门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澳门政府负责维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虽然澳门享有立法权，但澳门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中央行使管治权是解决澳门问题的前提，也是中国政府对澳门地区拥有主权的直接体现。
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第一，政治制度实行高度自治。从行政长官看，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首长，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澳门《基本法》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从行政机关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政府主要官员由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满十五年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从立法机关看，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立法会议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担任，多数议员由选举产生。从司法机关看，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行使审判权。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终审权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院的组织、职权和运作由法律规定。同时，澳门特别行政区原刑事起诉法庭的制度继续保留。此外，澳门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市政机构受政府委托为居民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服务，并就有关上述事务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澳门特区的政治制度设计充分尊重了澳门的历史现状和具体情况，在政治参与的各个环节中，都有澳门同胞的参与，充分体现了中央“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政策方针。
第二，经济制度实行高度自治。从财政制度看，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财政收入无需上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在澳门特区征税。澳门特别行政区参照原在澳门实行的低税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宽免和其他税务事项。从金融制度看，澳门特区政府依法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机构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澳门元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澳门货币发行权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时，澳门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澳门元自由兑换。外汇储备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管理和支配。从贸易制度看，澳门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征收关税。澳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从产业政策看，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当时的产地规则，可对产品签发产地来源证。澳门依法保护工商企业自由经营、自行制定工商业的发展政策的行为。同时，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自行制定劳工政策，完善劳工法律。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由政府、雇主团体、雇员团体代表组成的咨询性协调组织。这些经济制度为澳门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保证了澳门在回归之后不会陷入经济混乱，也有利于澳门继续发挥作为自由港联系世界的优势，为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文化和社会事务制度实行高度自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承认学历和学位等政策，推动教育的发展。政府自行制定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和发展中西医药的政策。社会团体和私人可依法提供各种医疗卫生服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科学技术政策，依法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专利和发明创造。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平稳过渡，也为澳门回归之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澳门回归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
澳门回归后政治的成就。回归20周年，澳门民主政制稳步推进、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民生社会福利不断提升。就政治发展而言，澳门的变化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民主政治有序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对外交往不断扩大，爱国爱澳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些成就是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成果，是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的成果，是坚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成果，是坚持包容共济、促进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广泛团结的成果，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一国两制”能够促进澳门的稳定繁荣，“一国两制”实践能够沿着正确方向走稳、走实、走远。
澳门回归后经济的成就。回归后，澳门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走上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
一是经济增速从负值转变为可持续的正值。回归前，澳门形成四大支柱产业，即博彩旅游业、出口加工业、银行保险业、房产建筑业。但是，由于经济资源短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过分倚重于博彩业（齐鹏飞，2009），加之房地产泡沫破灭，澳门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放缓，甚至于1996～1999年，连续4年出现了负增长。1999年后，受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冲击，在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复苏动力的情况下，澳门经济陷入持续衰退，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仍为负增长。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增加公共投资，促进旅游业率先复苏，澳门经济逐渐恢复活力。2000年首次出现了4%的增长率，此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在2002年4月赌权开放之后，澳门博彩业的收益有显著增加，相关行业受到的拉动也呈上升之势（王京琼，2007）。同时，赌权开放也提高了博彩旅游业的经济效率，减少了行业资源的浪费，扩大了经济的产出能量（陈章喜、区楚东，2009）。2000～2005年，澳门经济年均增长11%，其中2004年增长率高达28.3%，2005年回落到8%。
2006年，中国内地开放政策为澳门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尤其个人游政策及人民币有序升值，为澳门带来了大量的内地游客，极大促进了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发展。“自由行”政策实施后，2003年内地访澳游客数平均每月增长量达到12.5万人次，全年内地游客数574万人次，2004年增加到953万人次，几乎翻了一倍。内地访澳游客持续稳定增长，占各国访澳游客总人数的比例约为56%（毛艳华、刘小飞，2016）。2006年，澳门经济在博彩旅游业高速发展的推动下，整体保持较快的发展态势，整体素质逐步提升，在服务出口、货物出口以及投资带动下，投资大幅增加，消费兴旺，经济增长幅度远高于2005年。2006年澳门生产总值为1143.6亿澳门元，实质增长率为16.6%；货物及服务出口为1048亿澳门元，实质增长率为15.8%；人均生产总值为22.7508万澳门元，实质增长率为10.5%。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成为澳门发展的主体方向。
综上，澳门回归、开放赌权、开放内地游客自由行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一国两制”制度的实施扭转了澳门经济颓败的状态，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全新动能。
二是经济体量不断扩大，财政盈余不断增加。1999～2017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由502.7亿澳门元增至4042亿元，年均增长12.28%；财政收入由169.4亿元增至1180.7亿元，年均增长11.39%；澳门人均GDP由1.5万美元增至7.76万美元，增长5.17倍，在世界银行经济体排名中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回归后，澳门经济恢复正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活力显现。2017年澳门经济基本面保持良好，经济运行态势稳健，整体经济复苏明显，GDP实质增长9.1%，结束连续3年收缩（2014～2016年分别负增长1.2%、21.5%和2.1%）。人均本地生产总值62.3万澳门元（约7.76万美元），实质增长8.6%。
2000～2017年，澳门政府公共收入从153.38亿澳门元上升到1180.7亿澳门元；财政盈余从3.14亿澳门元上升至403.8亿澳门元。特区政府财政储备累计4913亿元。外汇储备201.3亿美元，增长3.3%，能够保障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下澳门货币的可充分兑换性。
三是通胀水平持续走低，就业市场保持平稳。2017年澳门通货膨胀率连续4年下降，为1.69%，同比下降0.71个百分点。内地通胀水平总体相对稳定，输入性通货膨胀对澳门的影响并不明显，未来一段时间澳门仍将处于温和通胀水平。同时，2017年年末总体失业率为2%，本地居民失业率为2.7%；总体就业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数1.5万澳门元，其中本地居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1.9万澳门元，比2016年提升1000澳门元。
四是博彩业稳步发展，产业结构日益适度多元化。2017年澳门博彩业实现全年正增长，收入2657亿元，恢复至2011年水平（2679亿元）。同时，主要产业平稳向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旅游市场运行良好。2017年访澳旅客3261万人次，增长5.4%；其中内地旅客仍是“主力军”，达2219.6万人次，增长8.5%，占旅客总数的68.1%；“个人游”旅客1062万人次，增长10.9%，占内地旅客总数的47.8%。国际旅客增长明显，韩国旅客87.4万人次，增长32%，日本旅客32.9万人次，增长10.4%。访澳旅客非博彩总消费613.2亿元，增长16.4%，人均消费1880元，增长10.5%。2003年7月～2017年12月底，内地赴澳“个人游”旅客累计达9262.6万人次，占内地游客总数的43.6%。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包括：主导产业的垂直多元化、经济横向多元化和区域经济适度多元化。主导产业的垂直多元化主要指推动博彩旅游业向旅游服务休闲业发展；经济横向多元化是指建立“1+6”的产业体系，即围绕“中葡商贸服务平台”的建设，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商务服务、会展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陈章喜、翟敏如，2012）。
在金融业方面，金融业运行总体稳健。截至2017年年底，澳门狭义货币（M1）723.8亿元、广义货币（M2）5914.9亿元，同比分别上升13.7%、11.1%，投资和消费市场活跃度增强。居民总存款10226亿元，增长7.9%；总贷款8960亿元，增长14.2%，不良贷款率0.2%，微跌0.01%；资本充足率15.7%，总体水平远超国际监管要求。银行业税前利润148.1亿元，增长4%。澳门银行业对系统性风险具有较强抵御能力。特别是特区政府持续强化金融监管，比如通过加装“认识你的客户（KYC）”系统对取款人身份进行辨识。2017年，澳门顺利通过亚太区打击清洗黑钱组织（APG）评估，成为获高评级会员。澳门特色金融业发展获多方支持，2016年12月中国银监会与澳门金融管理局在京签署《关于发展澳门特色金融的合作备忘录》；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正式落户澳门并开展运营；中银澳门与葡语国家30多家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实现了对葡语国家资金清算网络全覆盖；中国工商银行与特区政府贸易投资促进局签署《关于支持澳门特色金融发展的工作备忘录》。
在会展业方面，会展业稳步提质发展。在特区政府“以会议为先”的政策支持下，澳门举办的国际会议和专业展览数量与日俱增，行业规模平稳上升，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打造城市特色品牌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逐步打造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比如，举办“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央企支持澳门中葡平台建设高峰会”“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等重大活动，对澳门整体城市形象和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2017年特区共举办1381场会展活动，参与及入场人数190.1万人次，同比上升10.4%；其中会议1285项，较上年增加90项，与会者24.5万人次，同比上升39.3%。
在电子商务方面，跨境电商发展日新月异。澳门特区政府与广州南沙自贸区合作，开通“粤澳跨境电商直通车”，以跨境电商直购进口模式从横琴口岸转关进入到南沙跨境电商园区，为澳门本地中小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开拓内地市场打开了新通道，标志着中央惠澳政策中“支持澳门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政策初步落地。引入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机构，解决游客、本地居民在澳门通过手机进行电子支付的消费问题。
在贸易合作方面，除了贸易总量的增长外，内地与澳门的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一般贸易取代加工贸易成为最重要的贸易方式，民营企业取代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最大的贸易主体，机电产品取代服装及衣着附件成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
澳门回归后民生的成就。经济的井喷式发展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条件。澳门政府近年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和措施。仅现金福利就包括现金分享、公积金账户预算盈余特别分配款项、医疗券、学生津贴、持续进修计划、减免职业税和额外退税等政策。社会保障事业亦快速发展，养老保障基本覆盖全体澳门居民。
澳门特区政府积极将其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民生，从2007年开始，澳门全面实施幼稚园、小学、中学15年免费教育；从2008年开始，澳门每年都开展现金计划，2014年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澳门元，非永久性居民每人5400澳门元，敬老金7000澳门元。
此外，市民的主人翁精神也得到了彰显。回归前，澳门总督一直由葡萄牙人担任，协助总督执行职务的7个政务司全部由葡萄牙人或土生葡人担任。回归后，“澳人治澳”让市民真正参与到了社会经济政治建设中。
澳门回归后文化的成就。澳门回归后，文化创意产业、会展业和包括酒店、服务、美食、购物、零售、文化遗产等在内的综合旅游业蓬勃发展。以会展业为例，澳门现有会展场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米，较2005年会展业发展之初增长近12倍。2017年年底，《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升级，提出支持澳门培育若干个品牌会议、展览活动，以及为内地赴澳参会参展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及签注提供进一步便利等措施，助推澳门会展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目前，澳门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目标在不断推进中。
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澳门的发展繁荣
中央政府给予澳门的经贸制度红利。在经贸制度红利方面，一系列中央惠澳经贸政策，如《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补充协议、内地居民赴澳门“个人游”、《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对促进澳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通过规划明确澳门在国家总体发展格局中的定位，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其中，《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奠定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基本框架，使内地和澳门之间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于2004年正式实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全面实现了自由化。自2006年起，所有澳门原产货物，经制定原产地标准后，全面实施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对澳门累计优惠措施达到383项（40多个领域）。到“十二五”末期，内地与澳门将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时，内地于2004年起，允许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广东省申办个体工商户，此后经营地点、范围等限制不断放宽。目前澳门居民可以在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个体工商户，无需经过外资审批。内地对澳门居民开放行业总数已达33个。此外，内地与澳门加强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等10个领域的合作。中央还出台了内地居民“个人游”、批准对澳门开放人民币业务等政策。据统计，2017年CEPA项下内地进口澳门零关税货物7107.6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4.5%；关税减让391.6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3%。截至2017年12月底，累计进口澳门CEPA项下受惠货物1.2亿美元，关税优惠5771.5万元人民币；澳门经济局共发出4719张原产地证书，其中4181张使用的证书，总出口额8.6亿澳门元；签发澳门服务提供者证明书628份，主要涉及货代、运输、仓储、物流、电信及广告等领域；澳门居民在内地设立个体工商户共1805户，从业人员4446人，资金数额15601.8万元人民币，总体呈稳步增长态势，发展情况良好。与此同时，工商部门还积极支持澳门市场主体商标注册，尤其是国家工商总局，积极参加每年举办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研讨会，就两地商标领域交流合作进行研讨。在金融领域，截至2017年12月底，澳门人民币存款总额397.4亿元。
在会展业合作方面，商务部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关于加强会展业合作协议》，采取多项措施便利澳门会展业者在内地设立企业或提供服务；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合资或合作企业，在内地提供会展服务和经营到港澳的展览业务；支持澳门主办、承办若干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性、国家级的会议。在建设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方面，在中央的支持下于澳门设立了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积极支持澳门搭建贸易投资促进、人力资源合作平台。
随着回归以来中央一系列惠澳政策的实施，以及内地与澳门经贸交流的不断深化，内地与澳门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2017年，内地与澳门货物贸易额为32.7亿美元，内地对澳门出口31.6亿美元，同比上升0.7%；自澳门进口1.1亿美元，同比下降25.9%。在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澳门与内地在促进贸易投资、电子商务、通关便利化、食品安全等10个领域开展了合作；允许澳门会计、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参加内地专业考试，取得执业资格后在内地执业；加强内地与澳门在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的合作等。
中央政府给予澳门的基础设施红利。随着港珠澳大桥的通车，内地与澳门人民、企业和政府的往来将更为便捷，生产要素的流通将更为畅顺。澳门作为跨国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总部的优势会更为突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当天来回甚至每天来回的情况更为普及，内地与澳门的人民和企业都收获了基建红利。
中央政府给予澳门的其他红利。在人才发展方面，内地建设了横琴青年创业谷、中山火炬开发区澳门青年创业平台、南沙粤港澳青年创新工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等让青年施展才华、创业的平台，为澳门青年到大湾区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在合作机制方面，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框架内，粤澳两地政府成立了合作机制，即“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开展全面合作，范围覆盖经济贸易、民生甚至环保领域。除广东外，内地的兄弟省区市对澳门的关心和支持还体现在帮助特区抗击非典疫情、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力确保民生产品供应等多个方面。
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的主要经验
坚定维护《基本法》的权威地位。《基本法》是澳门特区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石。在《基本法》框架内处理澳门的一切事务，始终坚定维护《基本法》的权威地位，是“一国两制”方针在澳门成功实践的关键，也是“一国两制”澳门经验里最宝贵的一条。例如，澳门特区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较好地体现了《基本法》的规定。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澳门特区，实行的是“行政长官制”，与澳葡时期总督大权独揽的殖民统治体制、西方国家古典的“三权分立”制或传统的“议会至上”制不同。澳门按照《基本法》构架的政治体制较好地处理了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向前提供了正确的指引。“行政长官制”是《基本法》框架下的制度创新，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对澳门的繁荣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政府释放制度红利促进澳门发展。澳门，作为典型的开放型微型经济体，本地市场狭小，对外依存度很高。内地，作为澳门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和最主要的外部推动力，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澳门回归后经济持续增长，除受益于享有“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外，还得益于“自由行”政策的倾斜和独立的财政税收制度。入境的内地旅客增加，带动了澳门旅游博彩经济效益不断攀升，同时独立的财税制度让澳门政府有资金支持，大幅增加公共投资力度，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戴安娜、彭波，2013）。同时，内地对符合CEPA原产地标准的澳门产品全部实施零关税，积极促进粤澳合作和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允许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合资或合作企业，支持澳门主办、承办重大会议，批准港珠澳大桥建设和横琴岛开发规划等实践都为澳门发展提供了优良条件。国家“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港澳部分独立成章，“支持香港、澳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整体战略的高度，为澳门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澳门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跳出“弹丸之地”的限制。
澳门同胞积极拥护“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利于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得到了澳门同胞的积极拥护，使澳门顺利实现了中央政府授权下的“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门民众具有长期的、深厚的爱国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澳门爱国进步社会力量团结在南光公司、南通银行等国家驻澳机构周围，服务社会，造福乡梓，关注国家，对葡斗争，建立和维系起覆盖全澳门社会的华人自治网络（许昌，2015）。澳门的和平回归进一步激发了澳门同胞团结建设澳门的积极性，“一国两制”充分发挥了澳门与世界广泛联系的优势。澳门同胞积极把握住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计，充分利用中央惠澳政策，积极寻找和培育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多元经济增长点，主动接轨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同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和“泛珠”地区的合作，把澳门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澳门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澳门同胞积极拥护“一国两制”，注重产业引领，借助中央的支持政策、香港的营商优势和澳门的休闲特色，在不断丰富和强化旅游等优势产业的同时，推动发展电子商务、特色金融、会展、公务机等新兴产业（王志民，2017）。这些发展，尤其是与内地的融合，转化为澳门民众的切实利益，反哺每一位澳门民众，形成良好互动机制。
保留澳门特色，因地制宜谋发展。澳门天然的临海地理优势、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其作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平台，在发展成为一个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会议展览等多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旅游城市上有着巨大的优势。同时，澳门背靠珠江三角洲地区西部的经济腹地，有整个中国大陆作为依托；受到有历史传统联系并与之一体化的香港经济的有力带动；又与葡萄牙同欧盟、葡语系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等经济体接轨（陈章喜，2014），有不同于内地城市的独特发展优势。特区政府积极研究探索，制定出中、长期计划和落实措施，因地制宜谋划地区发展。
国家治理制度创新。为了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中国承诺在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采用不同于内地的管治制度和管治方式。这种特殊的管治制度和管治方式在整个国家管理制度下运作，而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对澳门恢复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载体（王禹，2016）。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澳门不仅实现了平稳过渡和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形成了族群和谐、共融共存的良好社会氛围（钟坚、章平，2009）。澳门的实践经验证明，要保证澳门地区的繁荣稳定，就必须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因为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大力发展经济、持续改善民生、有序推进民主、促进社会和谐，所以才有了今天澳门的经济繁荣、人民幸福。作为国家治理制度创新，“一国两制”既为澳门保持自身优势和特殊价值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内地制度创新和国际合作搭建了独特平台。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许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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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燕，2013，《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基本历程》，《北方经贸》，第2期，第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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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坚、章平，2009，《澳门回归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18～23页。
责 编／刁 娜
The Main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Macao
Chen Zhangxi
Abstract: Since its return, Macao has made steady progress in advancing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achieved leap-for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people's livelihoo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is is due to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Macao Basic Law is the cornerstone of Macao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rectly exercises jurisdiction over Macao according to law, and the people of Macao govern Macao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ccording to la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ered institutional dividend to Macao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Macao compatriots actively supported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cused on industrial progress, and made full us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avorable polices, forming a two-way interactive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 Bay Area project, Macao will gain new momentum in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Key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 Bay Area
陈章喜，中共中央统战理论研究广东基地副秘书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粤港澳区域经济、城市经济。主要著作有《粤港澳金融合作的系统研究》《CEPA与“泛珠三角”发展战略》《城市土地经济运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