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不仅对自身的发展影响巨大，而且对国际格局，尤其对塑造和形成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中俄两国关系错综复杂，有过蜜月期，也经历过全面破裂，恶化至互为敌人和全面对抗的状态，在目前新的国际关系形势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磨合与协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俄构成的政治安全压力和威胁下，中俄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会继续维持，但两国更为深入的合作也会受限，对未来中俄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俄两国都一再公开主张的“结伴而不结盟”。
【关键词】中俄关系 冷战思维 “一带一路”倡议 新型国家关系
【中图分类号】D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1.006
俄罗斯本来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最早是大约从公元9世纪开始兴起的基辅，后来在13世纪中期曾经被蒙古人占据和统治，大约从14世纪开始又在莫斯科附近形成了莫斯科公国并逐渐向四面八方扩张，大规模向东方扩张之后，终于在17世纪中期碰到了当时正处于鼎盛状态的强大的中华帝国，于是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北方邻国，两国边界开始接壤并发生关系。[1]在后来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俄强中弱，两国关系则错综复杂，既有俄罗斯大肆扩张侵吞中国领土的历史，也有苏联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以及两国结盟且密切交往的时期，还有过两国相互敌对和兵戎相见的时期。冷战结束前后，两国关系开始改善，虽然之后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俄两国都致力于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并且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与相互支持。
自近代中俄两国开始有所接触以来，中俄关系就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且不论彼此关系如何，中俄两国都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双方关系不仅对中俄两国自身的发展影响巨大，而且对国际格局，尤其对塑造和形成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近现代中俄关系的简单回顾
中国与俄罗斯第一次法律意义上的接触，是在17世纪末期的1689年，即俄罗斯帝国在不断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终于碰到了强大的满清帝国[2]，一方继续向东扩张而另一方则试图阻止其扩张，双方不断摩擦以及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在这一年的8月签订了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这一条约是中国人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份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古老的中华帝国也开始被纳入起源于欧洲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体系之内，并按照新的近代国际关系规则即以条约为基本交往的依据来调整彼此的关系。
根据这一条约，中俄双方划定了彼此的边界，俄罗斯人暂时停止了其向东和向南扩张的步伐，不过俄罗斯人也获得了在这一边界地区可以进行自由贸易的商业特权，两国之间频繁兴盛的正常贸易关系维持了大约170年，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是和平与平等的。[3]
然而，条约关系并不意味着完全废除了以实力作为最终决定因素的国际关系恒久规则，条约背后仍然需要实力作为支撑。19世纪40年代之后，伴随着欧洲国家对东亚的殖民扩张，作为东方古老帝国的满清王朝急剧走向衰落。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开了西方列强通过条约割让中国领土及获得各种特权的先例，于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国家都纷纷要求同满清王朝签订类似的条约，尤其是俄罗斯依靠其逐渐强大起来的实力以及利用满清帝国的衰弱和愚昧，采用压力威慑、欺骗利诱等各种手段同满清帝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比如有1858年5月的《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11月的《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10月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1881年2月的《中俄伊犁条约》等，通过这些条约，俄罗斯不但在中国获得了众多诸如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筑路权、最惠国待遇等各种特殊权益，而且还抢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后，俄罗斯又巧妙地利用了满清与近代殖民主义时代崛起的另一亚洲帝国日本之间的矛盾和战争[4]，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获得了众多利益，并且开始与正处于国力上升期的日本帝国发生碰撞，二者在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为中心的东北亚展开争夺，终于在1904年至1905年期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东北亚地区（陆地和海上）进行了决战，结果俄罗斯战败，其影响力暂时退出了这一地区，同时俄罗斯对中国的也相对减弱，日本则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强盛的国家。不过，俄罗斯仍然觊觎这一地区，日本对中国的干预和侵略恰恰为后来俄罗斯再次介入该地区和影响中国埋下了伏笔。
就在俄罗斯同日本之间爆发战争并且惨遭失败前后，俄罗斯国内也爆发了一场革命，即1905年的革命，这场革命虽然最终并未彻底推翻沙皇的统治，但是却“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5]。此后俄罗斯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稳，直至1917年11月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苏联为了减轻由西方国家的干涉和封锁所造成的压力，提出了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同中国当时的南方政府合作以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此同时还支持中国国内一些具有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人们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介入和支持对后来的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苏联既同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和支持。当然，在面对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对立和内战时，苏联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政策，基本上是既承认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并与其保持比较正常稳定的关系，又通过各种公开或非公开的渠道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应该承认，在促使“西安事变”[6]和平解决和促成中国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及支持和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上，苏联也曾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出兵中国东北，对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同样应该承认的是，苏联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形成的巨大战争能力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举行的三大盟国首脑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通过《雅尔塔协定》获得了诸多权益，其中很多涉及中国的利益，比如所谓维持蒙古现状，实际上最终导致了蒙古的独立，以及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东北地区铁路和港口的控制权。此外，在战后不久中国国内爆发的国共内战中，苏联也巧妙地利用了国共两党的矛盾谋求自己的利益，既同当时的国民政府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又通过支持共产党而对国民政府形成外交压力，比如，1945年8月苏联就通过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众多利益，同时还为发展同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共产党政权的关系作了必要的准备。
战后中苏关系的短暂蜜月及其后的全面对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政府即致电表示承认并决定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与此同时还发出照会，宣布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从此中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其实，由于苏联同中国共产党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和两党相同的意识形态追求，以及当时已经开始的东西方冷战对峙，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就已经基本决定了新政权的外交方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外交原则就是所谓“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或者更具体而言就是在美苏冷战的状态下选择倒向苏联。
随即，中苏关系迅速进入蜜月期，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成了苏联的盟国，苏联不但承诺将逐渐放弃依据《雅尔塔协定》在中国所获得的一些权益，而且作为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7]，派遣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赴中国进行指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政治安全领域，中苏两国具有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共同安全利益，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形势下，都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视为主要敌人，并为此在50年代初期共同援助朝鲜在朝鲜半岛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战争。
然而，中苏关系的好景不长，两国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向终结。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出现要求变革的政治势力，并公开否定和清算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做法，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尤其作为这一阵营中最大两个政党的中苏两党开始出现分歧，双方先是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争论，比如，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提出向共产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并试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与改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仍然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存在缓和与改善。随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这一分歧不断扩大和深化，以至影响到了中苏两国的关系。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将撤走苏联在华专家和终止一系列双方正在或将要进行的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一决定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并且将中苏矛盾更加公开暴露于国际社会。紧接着，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也开始进行指责，比如对中国政府当时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进行攻击，对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和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也表示不满。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苏联还多次策动中国新疆地区的中国边民大规模集体叛逃苏联，以及在新疆和中国东北两国边界接壤地区部署重兵并常常同中方边防人员发生摩擦和冲突，以至于在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即“珍宝岛事件”。
此后，中苏两国关系全面破裂，恶化至互为敌人和全面对抗的状态，两国不但相互指责对方的内外政策，而且在外交上也试图同其他国家一道孤立对方，比如，苏联利用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对主导地位带领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抗中国，中国也同样通过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朋友，以及迅速改善同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来牵制和对抗苏联。甚至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场合，中苏两国也相互攻击。
至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双方自然有着不同的说法，当时中国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则指责中国是教条主义，在后来的持续对抗中，中国又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苏联则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安全压力。而且，即使在时过境迁的今天，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学者们对此也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实，应该说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理论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之争，即苏联认为可以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而中国则认为必须依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以及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都认为自己才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继承者和主导者。然而，不论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的破裂以及长期的全面对抗这一实际的结果，却毫无疑问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格局，社会主义阵营被严重削弱，中国则逐渐游离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则利用中苏矛盾成功实现了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形成了对苏总体战略优势并迫使苏联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在全面恶化及全面对抗二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缓和与改善的势头，这当然主要是由于中苏两国在80年代都先后开始了改革进程，即中国始于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及其外交政策的调整[8]和苏联始于80年代中期的全面改革，尤其是1985年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开启了所谓的“新思维外交”，即全面缓和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因此中苏双方开始接触并很快就消除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并达成基本共识，于是在1989年6月中国领导人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并且经过会谈之后共同宣布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过去和即将开启的关系，彼此作出承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冷战后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苏关系的改善，基本上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发生，因此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苏关系就再次被中俄关系取代，不过俄罗斯作为苏联国际法意义上的直接继承者，基本上继承了苏联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中苏关系的改善也被持续改善的中俄关系取代。
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91年5月，中苏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开始解决持续多年并对两国关系带来消极影响的边界问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改善进程仍在持续。1992年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两国首脑首次会晤，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确立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互视为友好国家”。此后，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双方的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方面的关系开始稳步发展。两年后，叶利钦总统致信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建议两国加深伙伴关系，于是江泽民于1994年9月应邀访问俄罗斯，在这次访问中两国正式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俄关系从一般友好关系上升到特殊友好关系。基于这一原则，1995年10月，两国经谈判后签署了《中俄边界西段协议》，这一协议加上之前所签订的东段边界协议，基本上解决了两国的边界问题，即将两国97%的边界线固定了下来。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再次访问中国，两国元首会谈后的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致力于发展“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再度升级，双方约定在关系到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上保持协商与合作。1999年，《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签订，至此中俄之间的所有边界问题都得到解决。
在叶利钦之后继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执政期间，中俄关系持续深化。2001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长期发展睦邻友好与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又签署了《关于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不断地巩固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
2011年，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0周年之际，中俄元首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即两国关系进一步进入到建设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阶段。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再次确认两国致力于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即使在2014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事件之后，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并未受到影响，反而更为默契，不断地拓展战略协作的广度与深度。例如，201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莫斯科参加了俄罗斯为其卫国战争胜利日举办的阅兵式，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双方的战略协作关系进一步拓展到了经济合作领域，两国在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及亚太地区治理机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15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赴北京参加了中国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举行的阅兵活动，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这一活动的冷淡应对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中国和俄罗斯还积极利用以两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五国机制”加强相互协调，以及在联合国、“G20”等各种国际多边框架内加强合作。
总之，冷战之后中俄关系不断加深和发展，主要体现了以下的性质与特点。
第一，中俄关系的性质是战略性协作，共同面对美国压力是中俄加强战略协作的关键性外部因素。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无论经济总量还是军事力量都占据绝对优势，是国际体系的实际主导者，同时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竭力遏制新兴大国力量的崛起，试图建立单极化的全球格局。俄罗斯虽然在国内政治体制方面已经接近西方，但是却保留着大国的独立性和大国自尊，而且对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利用北约不断对俄罗斯进行挤压心怀不满。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大国正在崛起，也不能为西方国家所接受。中俄浓厚的大国情结使之在对美关系上的诉求相近，即既想与美国改善关系、加强合作，但是又不愿屈从于美国。既然各自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不能与美国抗衡，中俄通过战略协作共同应对美国就是必然之选。1997年，中俄两国在《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就曾指出，战略协作的优先方向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点明了两国战略协作的主要目的。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次指明，战略安全、战略稳定、世界多极化的战略协作是两国的长期战略。同年，中俄主导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正因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协作性质，长期以来两国协作主要体现在外交策应、政治合作、军事技术合作以及能源合作领域。虽然这种协作不断“外溢”至经贸、人文、科技、农业、航天等诸多领域，但是合作深度远不及外交及政治等领域的协作。
第二，受地缘政治、尤其是俄美和中美关系影响，中俄关系具有不稳定性。中俄战略协作的主要外部动力既然是美国的遏制政策，那么战略协作的粘合程度必然受中美、俄美关系影响。由于美国在经济、安全上的超强地位，对美关系是中俄两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美国遏制政策放松，中美或俄美关系向好的时候，中俄战略协作的动力会弱化。反之，战略协作的意图就会加强。如“9·11”事件后，美国试图利用俄罗斯改善美欧关系，于是加强了与俄罗斯在反恐等方面的合作。俄美关系转好，俄罗斯对抗美国的意图减弱，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度松懈。而乌克兰事件之后，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在西方的地位受到冲击，又转向寻求东西方均衡发展，努力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可见，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取决于中俄两国因素，而是常常受到美国因素影响，随俄美关系和中美关系波动。
第三，受经济全球化及各自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驱动，中俄关系有加强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与趋势。随着新兴大国的经济崛起，中俄两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上有着共同利益。新世纪初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加之“9·11”事件冲击，经济增速放缓，综合实力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尤甚。与之相对，中、俄、印等新兴大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无论在WTO的多边贸易谈判中，还是G20取代G7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中，中俄两个新兴大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推动，全球分工不断深化，跨国公司通过跨国贸易、投资与生产和服务外包，形成了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全球化新趋势。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程度地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从中获得巨大收益。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以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制定与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利益相一致的贸易投资规则；同时，出于对全球化收益的反思，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生产向外扩张的趋势减缓。全球化趋势的这些变化使中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两国都需要转换思维，探索发展机制。
中国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对外经济战略，一方面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贸谈判，以持续深度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经贸联系与合作，积极探索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球经贸新体制。更加开放的俄罗斯也在积极探索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新机制。2015年1月，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体现了俄罗斯加强与中亚国家经济联系、促进中亚区域一体化的战略意向。鉴于两国新战略在中亚及亚太经济中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寻求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经济治理方面的共同利益，2015年5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两国将通过对接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加深彼此合作。显然，中俄关系从外交与政治为主的战略协作发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经贸合作领域。正如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所阐述的那样：“中俄都处在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两国关系已进入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9]未来，受共同经济利益驱动，中俄势必不断加深两国及区域合作，促进两国经济共同发展，使得两国关系更具有实质上的利益基础。
中俄关系中的问题及前景分析
从以上中苏或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来看，应该说两国关系同其他的大国关系一样，也是有好有坏、有平坦也有波折。两国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在目前新的国际关系形势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磨合与协调。
任何国家关系都主要取决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当然也涉及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冷战后的中俄关系，相对于殖民主义时代和东西方冷战时期，似乎更加成熟且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追求也更符合实际，比如中俄关系已经是一种平等关系，双方也接受历史教训，不再为了某种意识形态做无谓的争论，历史上遗留的边界争端也已全部解决，同时两国目前又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即在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安全压力时中俄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
具体而言，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被认为有可能挑战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而遭到西方国家的疑虑和抵抗，俄罗斯虽然国内政体已经接近于西方国家，但是因其具有浓厚大国情怀仍然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而遭到封堵，尤其在面对北约东扩时俄罗斯的抵抗行为更不能让美国等国家释怀。也就是说，中国与俄罗斯在冷战后的总体国际战略环境方面有了共同或相近的利益，这是中俄关系持续改善并深化合作的根本原因。
当然，中俄关系不论从历史记忆来看还是从现实利益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在不同的情形下或多或少地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中俄历史传统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历史记忆中的各种纠葛、双边经济文化等领域缺乏互补性合作以及在面对其他国家关系时的不同考虑，等等。
也就是说，首先中俄两国都是大国，在历史上都曾作为地区或世界性大国发挥过作用，近代两国开始发生接触之后也曾就地缘政治利益发生过冲突，尽管目前两国边界已经确定，两国的综合实力对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俄两国既作为大国又作为邻国的现实却没有改变，因此仍然不能完全排除中俄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不论是两强并列还是一强一弱，两国都有可能出现竞争。
其次，在中俄关系的历史上，实在是有太多不愉快的记忆，先有俄罗斯帝国对中国领土的大规模侵占，后来虽然两国曾经有过短暂的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记忆，甚至还有共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友好结盟记忆，但是构成这些记忆的时间都很短，很快就被彼此对抗的历史记忆覆盖，所以尽管眼下中俄两国官方都在有意识地建立彼此更紧密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但是历史记忆中的消极因素仍然会对两国关系有所影响，尤其民间关系和国民感情仍然还有待于继续改善向好。
再次，中俄目前虽然在致力于建设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这一合作仅仅限于政府层面的政治和有限安全合作，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民间层次上的人员往来相对较少，尤其在经济上双方除去能源合作之外，其他方面的合作显得不足，彼此其实都更需要同美日欧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合作，这种情形可能会导致中俄合作缺乏持久的动力。
最后，中俄虽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但并非真能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进行协作，尤其是中俄在分别面对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更是如此，比如当中国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争端时，或者中国同印度出现边界摩擦时，俄罗斯曾经和越南、印度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很难完全站在中国一边去谴责这些国家，甚至俄罗斯会更多考虑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至少在出售先进武器方面其实俄罗斯对越南和印度的开放度要超过对中国。当然，在面对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时，中国其实也比较尴尬，即既不能公开反对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俄罗斯的行为，又不能公开站在俄罗斯一边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克里米亚的肢解。
当然，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中俄和美日欧等大国或国家集团在内的国际格局基本确定，短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彼此的关系也不会有大的改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俄所构成的政治安全压力和威胁仍然会存在，因此中俄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会继续维持，不过上述一些问题的存在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国更为深入的合作，所以对未来中俄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俄两国都一再公开主张的那样：“结伴而不结盟”。
注释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93～204页。
[2]这里的满清即指中国，下同。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1992年，第204页。
[4]指1894年至1895年中日之间的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1992年，第400页。
[6]即1936年12月12日由当时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的对前来督战的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的兵谏事件。
[7]参阅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6～168页。
[8]中国政府在1982年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调整，即将过去追求世界革命并准备进行战争的所谓“战争与革命”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并改变了过去确定敌我友的做法，确立不结盟的基本外交政策，谋求同所有国家的正常交往。
[9]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4日。
责 编／马冰莹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Trends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Liang Yunxiang Tao Tao
Abstract: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ir relationship not only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ir own development, but also has a vital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especially on shaping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East Asia.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 are complicated, which have intermittently experienced honeymoon periods, got broken completely, and deteriorated into a state of hostility and overall confrontation.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new round of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has begun. Under the political security pressures and threats 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o China and Russia, thei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will continue, but their deeper cooperation will also be limited. A basic judgment of their relationship is that they will cooperate but not form an alliance, as they have repeatedly stated.
Key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 Cold War thinki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梁云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国际法、东北亚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等。陶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日本经济。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