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外交是科技创新战略的对外延伸，也是外交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科技外交，经历了恢复正常交往与合作、在复杂局势中曲折发展、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等阶段，进入中国特色科技外交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指导下，科技外交工作必须加快从大国思维向强国思维转变，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全方位推进开放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增长新动能，推进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保持稳定的大国科技合作，应对抵御重大风险，发展科技人文交流，为加快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改革开放 科技外交 科技创新战略
【中图分类号】G32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3.005
外交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外交是指为了实现一国的科技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通过双边、多边等合作渠道，在缔结条约的框架下，处理对外科技合作事务的有关活动。科技外交既包括服务外交的科技，也蕴含服务科技的外交，科技外交的成效对外交和科技都有着重要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其中包括外交思想、科技创新思想等，对我国科技外交工作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年，回顾科技外交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迎接新机遇、应对新挑战，不断开创新时期科技外交新局面，十分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外交的发展历程
恢复正常交往与合作（1978～198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党的十二大明确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进入以经济、技术、文化为主的正常交往与合作阶段。
科技外交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先行作用。这是因为中央基于对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考虑，把科学技术的地位以及学习世界先进技术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开展科技合作的一个基本原则[2]。
1978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于北京正式签订，这是我国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在协议框架下，建立了中法政府科技合作联委会，合作涉及空间利用、核能合作、人工智能、洁净煤和风能发电等多个领域[3]。我国与法国总体保持着良好的科技合作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展战略对话的西方大国。
其后，我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科技合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与西德（1978）、英国（1978）、意大利（1978）等国政府分别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1954年6月，两国正式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升格为大使级关系。197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伦敦正式签署，在基础研究、环保、卫生、农业、气象、航天航空等领域签订了20多个协议或备忘录。改革开放以来，欧洲国家在我国的科技外交格局中，一直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与美国发展正常关系，这是我国外交工作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领导人为我国长远利益所作出的极具远见的决策。自1977年以来，我国多次邀请美籍华人科学家访问，邓小平同志亲自会见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科学家，并希望他们为中国培养科技人才。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决心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1977年，时任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提出，应主动与中国开展广泛的科技合作，同中国的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4]。197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访华，同年7月，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率领中方代表团与美方就科技合作协定进行了商讨[5]。
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期间，两国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建立了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机制。该机制一直延续至今，在推动两国的科技合作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自协定签订至1989年，两国在互派留学生、学者交流、农业技术交流、高能物理合作、气象、和平利用核能、空间科技等27个领域签订了合作协议。到1988年底，我国有4万多名学生、学者赴美留学或访学。
1989年5月，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科技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中断了30年之后，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我国与苏联的科技合作开始恢复和发展[6]。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于1980年正式签署。但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中日之间的政府间科技合作，远远滞后于民间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和经贸投资。
我国和拉美地区的科技合作始于1960年[7]，并伴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开展。1975年9月，我国与墨西哥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与智利（1980）、阿根廷（1980）、委内瑞拉（1981）、哥伦比亚（1981）、巴西（1982）、秘鲁（1988）等国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88年，我国与巴西正式签署《关于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书》。
在多边合作的舞台上，我国继1971年恢复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之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框架下的合作开始正常开展。
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间，面对我国总体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差距巨大的现实，科技外交工作的重点是积极发展同世界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为迎头赶上提供条件。科技外交一直走在对外开放的前列，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
在复杂局势中曲折发展（1989～2001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我国外交经受住巨大考验，维护了国家稳定和发展大局。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我国改革开放再次掀起了新的高潮。“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科技外交积极进取，发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妥善处理了复杂问题，并开启了新的合作领域。
根据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原则，顺利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中俄双方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同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正式签署，双方在副总理级中俄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下设科技合作常设分委会。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年4月，我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合作建设实验快堆、田湾核电站。1997年6月，中俄双方决定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框架内设立科技合作分委会，负责统一协调、管理中俄科技合作工作。1999年签署中俄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附加《知识产权保护和权利分配议定书》。中俄在航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涉及卫星技术、卫星应用、空间科学和深空探测。
1991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1992年，江泽民主席访日。1992年，日本天皇和皇后访华，这是历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华。日本天皇访华期间，专程到中国科学院访问。1994年，我国与日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1994年4月，我国与美国重启暂时中断的科技合作进程。在第六次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上，美方提出在健康医疗、环境保护、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双方还一致同意，加强两国企业在上述领域的合作。1995年1月，中国应美方提议，同意加开一次联委会会议，反映了两国对彼此间的合作高度重视。随着两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科技合作中，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对巩固两国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1995年2月，中美签署了《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利用领域合作协议书》，并鼓励两国企业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1997年10月，中美签署《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1998年6月，中美签署《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能源和环境领域，成为中美科技外交中占有较多比重的合作领域。
1997年5月，我国与法国正式签署了《中法联合声明》《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发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卫生和医学科学合作协定》《研究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协定》。1998年9月，我国与英国对科技合作议定书进行了修订，将高技术领域的合作作为今后合作的重点。
1999年，我国与巴西联合研制的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发射成功，成为中国与拉美国家科技外交成果的典范。在此基础上，我国与巴西又成功发射了两颗卫星（2003，2007）。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机制下的经济技术合作，是这一时期多边科技外交的亮点。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APEC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科技领域的合作”“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他建议：“在亚太经合组织建立一个科技工业园区网络，以鼓励亚太地区科技工业园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信息沟通”[8]。随后，我国开放了北京、西安、苏州等一批科技工业园区，扩大同APEC成员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00年4月，世界企业孵化与技术创新大会在上海召开。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科技合作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在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合作遇到阻力的同时，我国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均取得积极成效。与此同时，我国与全世界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企业逐步成为经济技术合作中最为活跃的投资者和受益者。
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2001～2012年）。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科技创新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全球科技界的合作更加紧密。开放科学的出现推动了知识与科技成果的开放共享，科学家能够更加方便地跨越学科领域和国境的限制，更加充分地分享和利用共同的研究成果，自下而上的全球研发网络跨越国界加速形成。跨国资本的流动，带动了人才、信息、资金和技术的流动性不断提高，人才流动在所有创新要素中占据核心位置。知识产权支付、高技术及其产品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易的比重继续提高。
在新形势下，我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妥善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有利于融入全球化的良好国际环境。2001年，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崭新阶段。中国加入世贸为各国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商机，也为本国企业有效利用全球资源、加快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提供了机遇。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9]，这是在科技外交领域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也高度尊重和自觉维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TRIPs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不仅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提供了规则支撑，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我国从以传统产业为基础的经济向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
2001年，“9·11”事件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朝野形成共识，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此前喧嚣的“中国威胁论”稍有平息，中美关系回到了“建设性战略关系”。但是在科技外交领域，技术出口管制仍然是影响我国与美国开展正常的科技合作的最大障碍，美国主导了技术出口管制[10]，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均受其制约[11]。2011年，美国商务部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方案，即《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中国不属于可以享受贸易便利措施国家之列。受限于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我国与美国的政府间科技合作在高技术领域没有显著进展。美国还在航空、航天、半导体、遥感等尖端技术领域设置了禁区，直接影响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交流。不仅中国的科学家受限制，甚至华裔科学家都被限制进入尖端技术领域的核心部门。作为美国的追随者，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一直在高技术领域对我国持消极态度，科技合作项目多为环保、海洋等领域的项目。
为了配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顺利开展，中美创新对话机制于2010年开始建立[12]。在对话机制下，双方就科技战略交换意见，对于双方关切的问题[13]，如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府采购政策、对美资企业研发开放、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中资企业的投资安全审查等，进行磋商。中美创新对话共开展了7次，一直延续到2016年，双方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以及专家，参与了对话机制。对话机制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双边关系，增进互信和理解，促进科技创新合作，发展积极的科技外交，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中美双方科技界的共同努力，两国在能源、农业、卫生与健康、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科技合作继续稳步开展。2008年12月，两国签署了《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2009年9月，两国共同出资成立了中美能源合作项目（ECP）。2011年1月，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成立。2000年，签署《化石能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同时，重大科学装置的合作有了一定的进展，包括中国数字化地震台网、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科院遥感卫星地面站等，中美两国科学家还联合开展了海洋沉积联合调查，继续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
随着欧盟国际科学与技术合作战略的实施，我国与欧盟的科技合作成为新的亮点。欧盟的“地平线计划”鼓励欧盟国家与第三方国家开展合作，我国成为合作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成为空中客车公司在欧洲之外的第一个建立飞机总装线的国家，是英国以外唯一能够制造空客A320机翼的国家。
我国与英国的科技合作开始进入高技术领域，2008年４月，我国与英国确立了若干科技合作重点领域，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干细胞和传统医学现代化；传染病防治；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创新政策。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基础研究、卫生、农业、水利、林业、航天航空、地震、气象、网格技术、科技园、能源、海洋技术等方面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
我国与德国的科技合作务实且富有成效，德国连续40多年都是我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自2003年以来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对华投资国。
2001年，江泽民主席与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1年，胡锦涛主席提出中俄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米—26重型直升机在救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后两国共同研制针对中国市场的民用重型直升机。
我国与拉美地区的科技合作继续深化，在空间技术领域的合作最为瞩目。2004年，我国与阿根廷签署了《中阿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技术合作的框架协议》，帮助阿根廷发展卫星技术。2008年，我国为委内瑞拉成功发射通信卫星。
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援助。2009年，我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启动“中非科技合作计划”，推动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科技伙伴关系，协助非洲国家开展科技能力建设,增强非洲国家科技自生能力。合作领域涉及技术示范与推广、联合研究、技术培训、政策研究、科研设备捐赠等方面。2011年，我国帮助巴基斯坦发射通信卫星，在航空航天、遥感和核能技术等方面对巴基斯坦提供技术援助。
世纪之交，我国的科技发展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加快向创新型国家迈进。中国的科技实力迅速提升，竞争优势此消彼长，深刻影响着全球的科技创新版图。
新时代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科技外交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新的起点上，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工作运筹帷幄，“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14]。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以“十个坚持”[15]为总体框架和核心要义，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指导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时代。[16]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指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正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进行战略布局，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7]，就新时期科技创新的特征、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谨的科技创新思想体系。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对科技创新客观规律的深刻洞见、对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崭新诠释等四个方面，是指导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引和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是新时期做好科技外交工作的战略主线。
科技外交作为科技创新战略的对外延伸，作为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指导下，迎来大国科技外交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实施科技外交战略，必须加快从大国思维向强国思维转变，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全方位推进开放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保持稳定的大国科技合作，应对抵御重大风险，发展科技人文交流，为加快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准确把握发展大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规律，既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又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战，未雨绸缪、妥善应对，切实做好工作[1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19]必须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科技外交工作。
第二，全方位推进开放创新。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核心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开放创新则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20]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我们强调自主创新，绝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各国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并同国际科技界携手努力，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作出应有贡献。”[21]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彰显了大国向强国迈进过程中的历史担当，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形势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的动向，贸易保护主义回潮，这使得二战以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政治格局，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做好新时期的科技外交工作，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22]的总体要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合作框架内，打造科技合作平台，加强科技人文交流，深化和拓展科技创新合作。在清洁能源、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数字地球等关系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议题方面，积极发起、参与全球性共同行动和大科学计划。
第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我国是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23]，倡导面对当前挑战，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他指出：“二十国集团应该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今年，我们已经就《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达成共识，一致决定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要沿着这一方向坚定走下去，帮助世界经济彻底摆脱复苏乏力、增长脆弱的局面，为世界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24]我国在发展与发达国家科技合作的同时，继续大力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共同打造创新驱动的经济体系。
第五，保持稳定的大国科技合作。二战之后，雅尔塔体系确立了以大国合作与制约为特征的两极体系，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美国近年来贸易单边主义和遏制理论回潮，奥巴马执政后期提出“重返亚洲”，特朗普政府主政以来提出“美国优先”和“印太梦”，核心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观[25]。当前形势下，更需要保持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科技外交是外交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积极主动作为，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确保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事关全局，双方建立了高度的政治和战略互信，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是我国实施大国科技外交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中欧合作相对稳定，在推行欧洲一体化方面，我国与法国、德国等有着共同的立场，“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了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应继续保持对欧洲主要国家的合作基础，进一步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伙伴体系。
第六，应对抵御重大风险。科技外交是开展合作的舞台，也是激烈斗争的战场。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始终会干扰科技外交的正常化开展[26]。东欧剧变之后，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受到严重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势力自认为获得了构造世界新秩序的机会。可以预见，在今后的道路上，科技外交战场不会风平浪静，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要团结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27]
第七，发展科技人文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深耕厚植，友谊的合作之树才能够枝繁叶茂。”[28]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和信任，是开展科技人文交流的重要基础，我国科学家与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青年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也十分活跃。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民间组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目前已经加入国际科技组织300多个，主办科技期刊1000多种。通过全国学会的渠道，我国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参与到国际科技组织活动中，部分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并争取到一批高水平的国际科技组织会议在华召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外交的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努力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时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在科技领域，我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已经成为发明专利申请第一大国、研发人员第一大国、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位居世界第二位，国际科学论文数位居世界第二位。在康奈尔大学、瑞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我国已升至全球第22位，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在科技基础条件方面，一批大科学工程如黔南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合肥“人造太阳”核聚变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相继投入使用，反映了我国的科技基础条件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在基础研究领域，我国科学家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纳米催化、极地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重大原创成果，并首次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际超导大会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超算系统、国产大飞机、载人深潜器、新一代核能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新一代高铁、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形成竞争优势。在重大科学问题研究方面，对纳米限域催化、等离子激元光学操控、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特高压电磁环境、钢铁材料组织调控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突破，为国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提供了科学支撑。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能运用前沿技术和引领产品创新的企业，如华为、腾讯、海尔、中车、国电等高技术企业已跨入世界500强行列。[29]
紧紧围绕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和外交大局，大国科技外交总体布局已经形成。我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超过110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形成了稳定的政府间合作机制，覆盖了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在我国驻47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70多个使领馆（使团）设置科技处（组），派驻了146名科技外交官。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启了九大创新对话机制，包括中美、中欧、中德、中法、中以、中巴（西）、中俄、中加以及中比（比利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六大科技伙伴计划（中国非洲、中国东盟、中国南亚、上合组织国家、拉美国家、阿拉伯国家），基本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全覆盖。[30]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安排专门经费支持重大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科技外交的不断深入推进，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科技发展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回顾40年历程，经验弥足珍贵。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充分说明，我国科技外交取得的成就，大国科技外交局面的形成，无一不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必须坚持党对科技外交工作的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科技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科技外交工作。
第二，必须坚持战略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做好科技外交工作的信念基石。坚定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才能形成大国科技外交的底气和实力。“坚定战略自信，对外工作就有了根和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31]
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国科技外交战线的优良传统，也是攻坚克难的法宝。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必须客观估计困难问题，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注重调研学习，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不懈努力、久久为功，不断取得科技外交新进展。
第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科技外交工作的底线，科技从来都是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作为科学家，首先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32]要加强思想教育和引导，动员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参与国际合作交流中，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第五，必须发展科技外交理论。科技外交工作必须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科学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较为系统且行之有效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方法，不断丰富发展科技外交方略，把中国特色大国科技外交推向更高境界。
第六，必须加强科技外交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干部队伍，是做好科技外交工作的前提。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战线提出的“四个永葆”要求[33]，加快选拔任用优秀的科技外交干部，加强驻外干部培训，加快完善知识结构、知识储备，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面向未来，我国的科技外交工作肩负着重任。要有“两个大局”的意识、大国担当的胸怀，正确的义利观，矢志不渝地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探索前进，不断扩大我国与国际的科技合作与交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2][5]张静：《邓小平与中美科技合作的开展（1977～1979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23、125页。
[3]外交部：《中国同法国的关系》，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34/sbgx_679138/t7272.shtml。
[4]普雷斯认为，首先可以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占有；其次可以在两国的年轻一代科技人员中建立长期联系；再次加强中国的农业、工业实力及出口自然资源的能力，粮食自足甚至出口；最后，经济强大的中国将成为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普雷斯还建议，由他和布热津斯基一起，协同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在能源资源、空间应用、高能物理、地震减灾、农业、自然资源探测和开发等领域，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展贸易、培训及科技交流。详见Document 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ates(FRUS), 1977-1980, Volume XIII, Washinton: Unites States Government Pringting Office, 2013.
[6]早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苏科技交流奠定了基础。1954年10月，中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相互提供技术文件资料、进行信息交流及互派专家等，双方还决定成立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
[7]1960年我国与古巴的科技合作协定是拉美地区最早签署的，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8]《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谈科技和环保合作》，http://www.xinhuanet.com/APEC2001/chinese/zgyAPEC/zgyAPEC_lhz8.htm。
[9]TRIPs是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的简称。TRIPs与GATT和GATS共同构成WTO规则体系的三大支柱。
[10]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主要基于国会批准通过的三个法律：《出口管理法》（EAA）、《武器出口管制法》（AECA）和《国际突发事件经济权利法（IEEPA）。美国商务部依据上述法律制定了《出口管理条例》，具体明确美国的产品、软件和技术出口、再出口管制清单。
[11]西方发达国家在美国领导下形成的出口管制制度，源于巴黎统筹委员会，这是一个非官方机构，由美国于1949年提议成立，由17个成员国组成，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1994年，巴统组织宣布解散，但是出口管制并未取消，由瓦森纳协定延续。瓦森纳协定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目前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33个国家。
[12]自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颁布实施以来，美国对其中的自主创新战略高度关注，认为对美国企业有歧视性政策，并要求我方解释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政府采购政策等。
[13]2010年5月，美国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制定的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清单，极有可能导致歧视性政策执行。该报告提出，促使中国放弃通过政府采购或产品清单来鼓励创新、去除对知识产权“所有权”必须在中国的要求，或者扩大认定标准。该报告同时建议，中国应通过吸引国际上的技术开发，鼓励研发中心在华投资。
[14][16][31]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求是》，2018年8月。
[15]十个坚持是指：“一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三是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五是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六是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七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八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九是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十是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 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求是》，2018年8月。
[17]《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18]《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20]《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21]《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2]《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23][24]《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讲话》。
[25]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指导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26]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讲过，苏联对西方阵营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撒切尔认为：“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张文木：《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
[2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8]《习近平：金砖国家要致力于促进人文民间交流》。
[29]相关内容参见刘琦岩：《以自主创新不断增显中国道路的内涵和特色——我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和实践》，《全球化》，2017年第11期，第18～31、133页。
[30]《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叶冬柏谈新时代科技外交事业》，中国科技网，2018年2月6日。
[32]袁隆平：《不爱国就不能成为科学家》，http://www.ipp.ac.cn/kxcb/kxxf/201210/t20121018_100845.html。
[33]“四个永葆”是指：第一，永葆对党忠诚、为国奉献的赤子心；第二，永葆开拓奋进、担当有为的事业心；第三，永葆主动学习、自我革新的进取心；第四，永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心。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的重要讲话。
责 编／马冰莹
The 40 Years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plomacy: Review and Outlook
Luo Hui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plomacy is an external extension of the strateg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iplomatic work. In its 40 years of history,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ploma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experienced the stages of restoring norm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developing tortuously amid complex situations, fully integrating into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entering a new er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new ideas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people working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plomacy must quickly transform their big-country thinking to major-power thinking; accurately grasp the general trend of development; promote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in all respects in order to build a human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create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promote reform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global technology; maintain stab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ajor powers; respond to major risks; exp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quickly build China into a worl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plomacy, strateg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罗晖，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原院长，四川省遂宁市常委、副市长。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政策、科技人才、科技外交、科学传播。主要著作有《科技与外交》《创业精神与创新集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