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与政府间关系以及经济学说对此的认识均随着时代特征的不同而变化。但是，市场从诞生的时刻起就有管理的市场，这一事实却是始终不变的。而且，在法币体系下的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行为一定会影响到市场行为和经济表现，政府与市场之间根本就无法割裂。因此，当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解决市场需不需要管理的问题，也不是解决市场需要何种管理的问题，而是如何突破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出包含政府行为在内的有管理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以解释和指导现实经济发展。
【关键词】经济学说史 城市及经济史 现代经济社会特征 市场与政府 市场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3.010
市场需不需要政府协调和管理？这是一个经济现实和经济思想不断交锋和碰撞的问题。2014年，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讨论会上，林毅夫和张维迎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此后，国内经济学家就相关的话题，如国家需不需要产业发展政策等问题又进行了数次激烈的辩论。这些可能被写入历史的辩论，引起了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参与和讨论。这些讨论极有可能诱发对中国改革开放绩效评估的分歧与偏差，甚至诱发对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分歧及质疑。为促进对重大根本性问题认识的思想统一，以消弭对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分歧及质疑，本文将从经济学说史、城市及经济史、现代经济社会特征等角度，对市场与政府间关系进行正本清源。
经济学说史中的市场与政府
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源泉有两个，金银矿的开采及对外贸易顺差。金银矿储量匮乏的国家或地区，无法以开矿的方式增加财富。此时，对外贸易顺差成为积累国家财富更重要的源泉。重商主义指出，国内贸易活动的结果，只会带来国内一部分人与国内另一部分人手中财富的转移，并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该国的总体财富。相对的，对外贸易则是国家财富和利润的源泉。对外贸易过程中，本国产品通过贱买贵卖的形式，输出到国外，再换回金银运回本国，只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国家就可以防止贫穷，并迅速积累充足的国家财富。
因此，重商主义积极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流通政策方面，政府应出台奖励出口及限制进口的政策措施，必须努力做到商品的输出总值大于输入总值，同时禁止金银输出并增加金银输入，以尽可能多地积累金银货币。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应大力支持国际畅销品生产厂商的发展壮大，并促使国内商品生产服从商品输出的需要。同时，政府应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重商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西欧社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西欧经济得以迅速繁荣。同时，西欧社会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得以逐步建立并日趋成熟。此时，只停留在流通领域的重商主义财富观已不再适应当时的经济社会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人们在寻求富国强民途径时，不再停留于流通领域，而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在此背景下，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
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提出了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人假设下，尽管每个人都无心促进公共利益，都只追求个人安乐和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也促进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对外贸易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各国根据自身自然禀赋和后天生产条件的相对差异，对本国的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进行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各国的劳动生产率，促进总体社会福利的增加。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主张，不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经济运行都由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政府履行守夜人职能即可。
新古典经济学。1929～1933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促使人们开始更加坚定地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此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等重大变革之后，进入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张伯伦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摈弃了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个例的斯密传统，构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凯恩斯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创立了有效需求理论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理性预期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创立了政府失灵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问题上存在非常鲜明的差异。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市场机制的调节，也离不开政府的宏观干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则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会妨碍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机制作用的发挥，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这两派观点由于均有较强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证据，因此，时至今日依旧争锋相对，争论不休，尚未形成统一观点。
总的说来，从经济学说史的梳理中可以发现，某一时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无不以当时经济社会条件及前人理论为基础，并以当时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为导向。随着这些时代特征的不同，经济学理论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由经济理论衍生的政策主张也不同。因此，从经济学理论发展史角度看，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与政府间关系并不存在唯一解。
城市及经济史中的市场与政府
古代城市中的市场与政府。古代城市有两种起源：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其中，因城而市指，先建城而后发展出市场。这样的城市往往位于战略要地和边塞重地，建城目的以防御外敌为主。相应的，因市而城则指，先有市而后建城。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常见的城市起源类型，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其建城目的以管理市场为主。事实上，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犁、锄等新石器的发明和使用，农业生产率得以大幅提高。于是，人类获得了脱离粮食生产，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木匠、渔夫、猎人、铁匠等社会分工不断涌现，市场交换也随之出现。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与市场交换的日趋频繁，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地的商品集散交换固定场所中，发展出了世界第一批城市。
因市而城的古代城市，市场力量薄弱，经济发展主要由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政府主导。具体的，政府的主导作用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第一，农业生产要素管理方面。在古代城市中，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而组织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耕地、谷仓、晒场、水利工程等生产要素，均受政府主导。第二，保障稳定生产环境方面。在脆弱的古代城市经济中，任何形式的矛盾冲突都可能对经济生产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而保障稳定生产环境所需的内部统治制度、对外外交活动、军事力量建设等均由政府主导。由此可以看出，在因市而城的古代城市中，市只作为固定交易场所出现，而城则突出管理市场主体人的职能。也就是说，在城市诞生之初，市场就是有管理的市场。
中西封建城市中的市场与政府。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前，中国与西欧古代城市之间的差异还相对较小。但进入封建社会后，中西封建城市却走入了不同的发展轨道。
在中国，封建城市的建设主体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府，建城目的在于以城市为中心，实现所辖区域的高效统治。为此，在建城时，就依据其最高行政长官的级别划分了较为严格的等级，并在道路宽度、城墙高度、官府面积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规格设定。同时，为了更好地实施纳贡和税收，为统治阶级提供更好的消费和娱乐，中国封建城市的政府在市场建设和市场发展方面也进行了较大投入。受限于发展和建设市场的目的，中国封建城市中虽然也出现了不少具有经济中心地位的经济繁荣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繁荣，不过是商业繁荣，属于典型的消费型经济繁荣。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城市中，市场始终处于从属于政府的地位。
在西欧，封建城市的建设主体主要是不愿再接受封建领主盘剥的农奴，其目的在于争取自由和自治，获得自由身份，呼吸自由空气。不同于中国封建城市，西欧封建城市不能支配辖区内的农村地区，无法索取税收或者贡品，而只能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交换农产品。为了生存下去，这些获得自由身份的被统治者，往往从事手工业经营和商业贸易活动，成为手工业者和商人。此时，市场和生产成了西欧封建城市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基石，经济功能也成为这些城市的首要功能。同时，为了避免竞争，提高效率，并防止封建势力的侵犯，这些手工业者和商人组织了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在这些行会和公会的基础上，通过武力或赎买等方式，西欧封建城市纷纷获得自治权，组织了自治政府，以履行市场管理职能。随着王权的加强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城市的自治权逐渐消失，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则进一步加深了。由此可见，在西欧封建城市中，市场始终是有管理的市场。
欧美近代经济史中的市场与政府。与前两小节不同，本小节选取欧美近代经济史作为研究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考察对象，而没有选取欧美近代城市或西欧近代城市作为考察对象，理由如下。首先，当生产力水平较低时，城市与城市之间仍处于相对孤立、隔绝的状态。此时，城市是研究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合适考察对象。但是，当生产力水平较高，特别是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较高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经贸往来也日益频繁便利。此时，研究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合适考察对象不再是城市，而是经济社会整体。其次，独立战争后，美国的诞生对世界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应纳入考察范围。最后，直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封建城市才逐步演化为近代城市，历史相当短暂。故本文对此不作分析。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西欧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广泛的跨洋活动和殖民活动，这些活动在开辟了众多新兴贸易路线的同时，也为西欧强国开辟了众多殖民地。此后，西欧列强通过殖民掠夺和对内剥削，积累了大量财富，奠定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与发展的坚实基础。随着西欧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成为社会主流生产方式，并逐步推翻了封建生产方式。至此，相互孤立的西欧封建城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相互联系和开放的西欧近代经济史逐步展开了画卷。独立战争后，美国的诞生又将西欧近代经济史的画卷拓展为欧美近代经济史画卷。
欧美近代经济史中，市场与政府间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由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大约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为止。该阶段初期，重商主义仍是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此时，政府对市场采取了强干预政策。后来，产业资本替代了商业资本，重商主义随之破产，在新的经济思想建立之前，欧美社会经历了一定的危机和衰退。第二阶段，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大约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为止。该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思潮。在此思潮作用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所减弱，但是，政府仍然通过关税、特许状、对外军事开拓等形式，对市场进行频繁的干预。由此可见，即使世界经济进入近代经济史发展时期，市场是有管理的市场这一事实并未改变。
总的说来，从城市与经济史的梳理中可以发现，不论城市能否索取税收或贡品，市场均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而且，政府的主要职能均是管理市场，不论是为了更高效的生产，还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统治阶级。而且，市场与政府间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生产力水平、经济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的不同而变化的。但是，市场从诞生的时刻起就是有管理的市场，这一事实却是始终不变的。正因为如此，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才叫市长而不是称为城长。这也说明，城市管理者的很多职能在于市场管理，而非城的行政管理。亚当·斯密从自己的理论得出其经济思想时，要求政府尽量少干预市场，而不是要求政府和市场分离，就说明现实中的市场是政府管理的市场。
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市场与政府
黄金美元本位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为了筹集足够的军费，纷纷发行了不能兑换黄金的纸币，宣告了金本位制的结束。但是，一战结束后，不少国家企图回归金本位制，实行了没有金币流通的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但由于金本位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然较弱，加之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于是，这些国家又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并实行了取消黄金保证且凭借国家信用发行和流通纸币的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币种依据自身当局宣布的含金量与美元挂钩的黄金美元本位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事实上，黄金美元本位制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在该制度下，国际汇率由黄金平价决定，并在黄金平价上下1%的范围内波动。若国际汇率超出此范围，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不仅如此，在该制度下，许多国家失去了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兑换自由和对外支付自由，美元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最主要外汇储备。此时，当面临国际收支平衡压力时，失去了汇率杠杆的各国不得不对国内市场采取管制措施，以内部效率的牺牲换取对外收支的平衡。而且，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元价值下降时，各国政府要想免遭外汇储备贬值带来的损失，也不得不进行市场干预。
法币体系时期。自黄金美元本位制建立之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逐步增加，而美国的黄金储备则日益减少。此间，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特别是，在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之后，财政赤字严重，加之国际油价上涨，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元的信誉受到严重冲击，各国政府或央行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使得美国黄金储备更是急剧减少。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拒绝履行向外国政府或央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同年，美联储拒绝向国外央行出售黄金。1973年，欧洲多国宣布对美元的浮动汇率，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垮台。至此，黄金美元本位制时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正式进入法币体系时期。
在法币体系下，法币的名义价值远高于其实际价值。也就是说，发行法币可以带来巨大的铸币税。为了保证法币顺利发行，也为了保证铸币税归政府所有，政府通常会通过严格的立法，保障法币的无限法偿能力，并垄断法币发行权。而法币的发行，必须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和保证。而政府信用又以政府行为为基础。因而，政府行为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政府信用的变化，并通过法币体系带来国内货币有效供给量以及国际市场汇率的变化。进一步的，这些变化作用于国内市场时，会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引起国内经济波动；作用于国际市场时，则会导致本国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引起国际经济波动。
因此，在法币体系下的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行为一定会影响到政府信用，进而通过法币体系影响到市场行为和经济表现。只要经济社会仍在法币体系下运行，政府与市场之间根本就无法割裂，没有脱离政府而存在的市场，也没有离开市场而存在的政府。任何主张割裂两者联系的极端思想和理论，都是不切实际的。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实时出现的无能为力，都因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市场是由政府参与管理的市场，政府的价值取向会通过市场制度由市场交易者的交易行为在市场上表现出来这一事实（李绍荣，2017），我们不要纠缠于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是否需要政府管理市场这样的问题，现实中政府行为（还不一定是政府的经济行为）确实影响市场，所以需要我们发展能分析和说明政府管理市场的经济学理论。
结论性述评
在经济学理论中，围绕市场是否需要政府管理进行了思想的碰撞和交锋。由此发展和区分出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和非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在经济学理论结构方面，则出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不同。文中从经济史的角度，说明市场从其诞生的时候开始就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而是政府或多或少对其进行管理的市场，这些现象在解释现实的经济思想史中都有所表现。研究发现，在经济学说史中，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与政府间关系并不存在唯一解，随着时代特征的不同，经济学理论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在城市与经济史上，市场与政府间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生产力水平、经济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的不同而变化的。但是，市场从诞生的时刻起就是有管理的市场，这一事实却是始终不变的。而且，在法币体系下的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行为一定会影响到市场行为和经济表现，政府与市场之间根本就无法割裂。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理论不能是对某一派某一家之言的固守和传承，也不能只局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特征及现实需求，而要以服务现实经济发展为导向，博采众长，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同时，当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解决市场需不需要管理的问题，也不是解决市场需要何种管理的问题，而是如何突破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出能够分析和说明政府管理市场的经济学理论，以解释和指导当前及未来时期的现实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宾燕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江飞涛、李晓萍，2018，《产业政策中的市场与政府——从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说起》，《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第33～42页。
姜达洋，2017，《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兼论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议》，《商业研究》，第11期，第127～132页。
李树、许峻桦，2017，《基于经济法学理探究“林张之争”中政府与市场的“博弈”》，《经济法论坛》，第18卷第1期，第3～11页。
朱富强，2017，《为何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第44～61页。
《经济导刊》编辑部，2017，《从产业政策争论到意识形态的交锋——从“林张之争”看当下学术舆论环境》，《经济导刊》，第2期，第42～51页。
朱富强，2016，《政府的功能及其限度——评林毅夫与田国强、张维迎的论争》，《政治经济学报》，第7卷第2期，第3～56页。
宋磊，2016，《被忽视的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对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再反思》，《文化纵横》，第6期，第58～63页。
曹和平，2016，《林毅夫与张维迎：政策见解差异背后的认识论思考》，《经济导刊》，第11期，第28～31页。
田国强，2017，《争议产业政策——有限政府，有为政府？》，《领导决策信息》，第5期，第18～19页。
林毅夫，2017，《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9卷第2期，第148～153页。
顾昕，2017，《协作治理与发展主义：产业政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学习与探索》，第10期，第86～95页。
姚开建，2003，《经济学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佳菲，2016，《正确认识和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系列论述》，《经济研究》，第51卷第3期，第46～48页。
周天勇，2003，《城市及其体系起源和演进的经济学描述》，《财经问题研究》，第7期，第3～13页。
[美]阿瑟·奥沙利文，2003，《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
张南、周义保，1991，《中西古代城市起源比较研究》，《江汉论坛》，第12期，第56～61页。
刘文明，1997，《中西封建城市经济结构差异之比较》，《史学月刊》，第3期，第105～110页。
赵建民，1983，《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剖析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第4期，第77～80页。
顾銮斋，1997，《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地位与市民权利的比较分析》，《世界历史》，第5期，第80～88页。
厉以宁，2015，《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荷］扬·卢滕·范赞登，2016，《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胡斌，2015，《“被妖魔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历史教学》（上半月刊），第11页，第51～55页。
高海红，2015，《布雷顿森林遗产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第4～29、156页。
李绍荣，2017，《有管理的市场中商品价格机制及其效应——对市场经济中政商关系的理论分析》，工作论文。
责 编／马冰莹
On Why the Market Need Government:
Thinking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ies
Li Shaoro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and government and how economic theories look at it have chang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However, the market is a managed market from the moment of its birth, which is an unchanged fact. Moreover, in the modern economy and society under the legal currency system, government acts will definitely affect market behavior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cannot be separated at all. Therefore,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ies is not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market needs to be managed, no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hat kind of management the market needs, but to build on the traditional market economic theories and develop a theory of managed market economy that includes government acts, in order to explain and guide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ies, urban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economic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market and government, market management
李绍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研究、公共财政、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主要著作有《转轨经济中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合著）、《经济学：原理、问题与政策》（译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