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大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转型，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型，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型。这些转型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也是解释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是判断未来经济走向的基本依据。但这些转型仍有不彻底的地方，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只有实施供给侧改革，才能使这些转型向着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变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制度的深层问题，核心任务还在于通过制度改革解决要素的最优配置。通过制度改革，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这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举措，更是未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 经济转型 改革红利 供给侧 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3.009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致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模式（1957～1978年）和市场经济模式（1978～2018年）。两种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同结果也显而易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下，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束缚了经济效率，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效率快速提升，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奇迹。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分界点，中国经济发展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2008年，各项市场化改革迅速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2008～2018年，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中国经济增长进入调整期，1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降到8%以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新的瓶颈。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来突破这些瓶颈，是中国经济由中等收入国向高等收入国转变的关键。
中国经济的四大转型
回顾40年改革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历史性的转型是多维度的。概括来说，中国社会经济在这40年中经历了四个根本的转型。这些转型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也是解释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是判断未来经济走向的基本依据。只有实施供给侧改革，才能使这些转型向着有利于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变化。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实施了多项重要的改革措施。第一，市场化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价格改革，中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并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随着扭曲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得到纠正，市场机制逐渐取代政府意志及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权利下放。从政府层面讲，权利下放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发展经济，以提高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机制中，地方经济发展占有很大权重，这种制度激励着地方政府官员努力发展经济。从企业层面讲，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的放权让利激发了企业的生产活力，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从个人层面说，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自由地选择行业和工作，同样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率。这种分权的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更为充分地发挥、利用地方性的知识和信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第三，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使中国经济由单一公有制走向多种所有制。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对促进市场竞争、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经济效率与绩效起到重要作用。尤其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90年代以后个体、私营、外资和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
第四，私有企业的发展。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首次在法律上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合法权益和合法发展。2004年，中国宪法进一步明确“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样的制度安排促使中国私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达2726.3万家，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吸纳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的占比超过90%。
第五，产权的改革。中国的产权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保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合约的方式将农村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民，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和积极性。同时，政府不断强化该制度安排，打消农民对承包经营稳定性的疑虑，于2008年规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转型。改革开放前，除与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有贸易往来以外，中国几乎是完全封闭的经济体。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仅为9.7%。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相互交织。从80年代创办经济特区到21世纪初加入WTO，中国经济逐渐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之中，同时广度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加深。
第一，深化国际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决定生产效率，但是分工深度同时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反过来说，分工会随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加深，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使中国全面加入国际市场和全球价值链之中，加速了其分工的深化，进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第二，充分利用优势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中国借鉴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依靠其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益。在20世纪后期中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的“人口红利”的时代背景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三，携手共进并彼此强化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以后，尤其在历时15年的“入世”谈判中，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不断对内推行政策改革，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例如，对贸易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了审查和修订，以消除与世贸组织在国民待遇方面的不一致之处；取消了对外贸易许可的外贸审批制度。这些改革和政策调整大大提高了经贸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透明度。与国际经济的互动竞争，促使中国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另外，随着内部经济主体的不断崛起，强化对外开放形成社会共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配合的合力作用，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型。二元经济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中国也不例外。它描述了一种传统低生产效率农业与现代高生产效率工业并存的局面，国家转型的过程便是从传统二元经济转到现代一元经济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7.9%，远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38.5%，8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虽然中国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迅速，但快速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乡结构的转型。1949～1978年，中国工业产出增加了近30倍，但其城市化率仅上升了8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劳动力流动不断扩大，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高了生产效率。2017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8.5%，一半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从事现代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生产活动，中国城乡结构有了根本性的转型。
第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受制于户籍制度管制，计划经济时代绝大多数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改革后，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1985年，农村就业人员总数达到3.7亿人，转移到乡镇企业的只占18.8%左右，仍有3亿多劳动力以务农为业。据估算，当时农业中有30%～40%的剩余劳动力，绝对数达到1亿～1.5亿之多，形成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大量低成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转移到城市。到2000年，农村转移到非农业的劳动力总数为1.1亿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3.6%，其中在城镇就业的数量为7500万人，占65.8%。无限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推迟了资本收益递减的出现，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Cai et al. , 2018）。
第二，劳动力资源转移效应。在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当传统农业部门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时，现代工业部门就可以以相当低的成本吸引劳动力的转移，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确存在着接近无限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要素被强制地束缚在特定的生产部门（集体农业和国有企业），户籍管制的制度安排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市场化的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农民从农业土地中解放出来，再加上乡镇企业的崛起，劳动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现代工业部门，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第三，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对此后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农产品价格的改革，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1978年到1984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出增加了42%，年均增长率达到6%。大量农业剩余（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其中资本表现为储蓄）不断转移到现代城市部门中，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效率。
第四，工农业交换比率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交换时设置了价格“剪刀差”，人为压低农业产品价格，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工农业“剪刀差”不仅限制了农业技术投入，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限制了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1978年以后，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1979年开始的价格改革逐步纠正了扭曲的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工农业产品交换比率趋于减小，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
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型。在40年的改革历程中，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人口状况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人口逐步从高生育率走向低生育率。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报告（2015），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2.5～3下降到90年代上半叶的2，并在90年代后半期以后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往往需要60年。此外，中国比其他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先进入低生育率阶段，成为“未富先老”的国家。
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口死亡率趋于平稳并略有下降，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这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下降，尽管在80年代有所反弹，但并未改变总体下降趋势。1998年以后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2004年以后进一步达到低于6‰的水平。可以预期，长此以往，中国人口结构必然发展实质改变。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2015），中国劳动适龄人口（15～59岁）由1965年的3.73亿人达到2010年的峰值9.41亿人，此后连年下降，2017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下降到9.02亿人。此外，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4亿，占人口总数的17.3%；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1.58亿，占人口总数的11.4%，从数据上看，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红利出现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超过抚养人口的阶段。人口抚养比直接影响劳动力投入数量，并间接影响居民储蓄，进而影响投资。1978～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的快速增长、较低且逐年下降的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人口窗口期”或者“人口红利”。2010年是中国人口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自2010年以后，劳动适龄人口不断减少，抚养比不断攀升，人口红利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也迅速消失（Cai，2018）。
三是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工资的上升。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由过剩供给向相对稀缺，劳动工资从长期不变向普遍上涨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有研究表明（蔡昉，2010），从2004年开始中国出现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尤其在2010年以后，劳动力短缺现象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劳动力工资显著提高，近年来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近年来，不少外资企业开始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这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关系。
四是就业结构的变化。当前大学毕业生占了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半壁江山”，劳动力的素质和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力市场难以再提供大量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需的简单劳动力。一边是过剩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一边是旺盛的低素质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形成了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奇怪现象，亟待经济结构的转型化解就业结构失衡的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未跟上人口结构变化的步伐。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的错位，容易加剧国民经济的波动，制约经济增长的稳定与协调发展。
主要比例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政策含义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关键生产要素之间比例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及政策含义。这些比例的变化与中国改革进程密切相关，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土地劳动比。在农业生产部门，土地和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土地数量是相对固定的，而劳动力数量是可变的，所以每个等量增加的劳动数量，所能带来的边际产出增加却是递减的，即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当劳动力增加到一定数量，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零（甚至为负）。改革开放前，户籍制度的管制使农村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无法实现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再加上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土地劳动力的比值很小，受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作用，农业生产率很低。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放松了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生产部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土地劳动力的比值和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与此同时，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力成本很低，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加速，进而加速了经济的发展。
资本劳动比。与土地劳动比不同，资本劳动比中的两个要素都是可变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具有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此时资本的回报率是规模递增的。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储蓄和投资不断提高，理论上资本劳动比率会不断提高，不过同一阶段，中国劳动力数量也在不断攀升，所以资本劳动比率趋于平稳，这表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和较高的资本回报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人口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劳动力供给数量趋于减少，如此会提高资本劳动比率，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趋于降低，从而导致资本产出比的上升。
资本产出比。它刻画了一个经济体为获得单位产出所需要投入的资本量，较低的资本产出比表明用相对较少的资本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经济产出。资本产出比与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同样的资本，高效的资本使用率会带来更多的产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资本劳动比率趋于上升，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也趋于不断提高，从而拉低了资本使用效率，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已经降到1980年和1990年的1/3。
产出劳动比。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产出比的上升，这时需要提高产出劳动比。产出劳动比用来衡量单位劳动的生产效率，较高的比值反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反之则反映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要改变现阶段中国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而导致的资本产出比上升的趋势，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选择便是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这也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面临的问题
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剖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和提高，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供给侧看，按照经典的生产函数，产出由资本（K）、劳动（L）和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决定。改革开放早期，通过一系列改革，劳动力从较低生产效率的传统农业部门流动到了较高生产效率的现代工业部门，部分资本从较低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部门流向较高生产效率的乡镇、民营等企业部门，这种资源的再配置效应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但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上升，TFP趋于不断降低，再加上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劳动适龄人口不断减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不断下降的。
从需求侧看，经济产出由著名的“三驾马车”组成，即投资（I）、消费（C）和净出口（NX）。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的贡献率较为平稳。具体来说，一方面，目前随着资本产出比的不断攀升，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初期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凭借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取得了突出成就，但长期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造就了国际贸易摩擦。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工资的上升，中国的外贸结构在发生根本性改变，正在由出口依赖向内需驱动的模式转变。
目前来看，很多因素的叠加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制约作用。首先，长期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抑制了消费，再加上对外贸易的疲软，导致了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其次，高投资率和较低的投资回报带来了高杠杆和高债务问题，尤其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持续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造成金融杠杆不断提高，债务不断攀升，提高了银行的不良债务，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再加上环境问题突出、收入不平等加剧等，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亟待实现再平衡。
中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力量，使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美国挑起“贸易战”，让本就增长疲软的全球贸易遭受了冲击。受此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增速也可能出现放缓。全球贸易增长趋缓，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让中国经济面临着不小的外部压力，也增加了应对中国经济下滑的不确定性。
第二，长期的投资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较高的金融杠杆率，以及大量的债务问题。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和货币的持续扩张，中国实体部门债务率不断攀升。政府、企业和家庭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由2008年年底的157%上升至2016年年底的231%。潜在的不良债务，加上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增加了金融性风险。
第三，中国在1992年以前的经济改革以增量改革为主，私人经济部门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得到一定发展，积累了巨额资本。此后，在国有经济部门战略性退出式改革中，私人资本也不断扩大。然而，2010年以后，私人部门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尤其2016年以后，私人部门投资增速下滑迅速。作为补充，宽松刺激政策使政府投资迅速增长，这导致压缩或挤出私人资本，从而使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大大低于潜在可能的贡献。而由于制度激励等原因，政府投资的效率往往低于私人投资，由此可以预见，这在短期内可能会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但长期看会使经济效率低下，并不可持续。
第四，多轮国企改革之后，目前，国有企业虽然在数量、吸纳就业和产出中所占比例较小，但在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2017年，国有企业资产占工业资产总额的近40％，并在银行业、金融业和其他战略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和财务绩效虽有所提高，但在过去10年中，其部门整体表现一直在下降，落后于私营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这种低效的经济安排必将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五，偏紧的政府管制，降低了政策的灵活性，限制了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激发社会创新力量，最终限制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和经济绩效的改善。同时，企业税负也是一个问题。总税率（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用来衡量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中国企业总税率高达68%左右，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仅略低于巴西。较高的税负会影响企业发展，并限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
第六，面临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收入和资源在城乡、部门、区域之间的不公平分配，阻碍了社会的流动性和经济活力的提高。在未来发展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公正这一两难选择，是政策上的一个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及具体做法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开发改革红利、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制度的深层问题，核心任务还在于通过制度改革解决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在促进生产率增长方面的贡献度。这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尤其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使这些生产要素能够按照市场的机制充分流动起来，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制度变革，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效应得到显著的发挥，尤其是劳动力要素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到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流动，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率。但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仍有提高的空间，尤其在人力、资本、资源和土地要素等方面，这就需要推进供给侧制度性改革，破除资源流动性的阻碍。
第二，政府扮演好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关键是要明确政府的定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哪些是政府要做的（如提供公共服务、指导社会经济改革等），哪些是政府不该做的，不能与民争利（如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另外，政府部门作为制度的供给方，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制，提高政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激发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因此，必须加快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的配套的国有企业和金融制度的改革，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规制改革、企业破产体制改革和银行体制以及监管体制的改革。同时，也应指出，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与通讯部门以及许多创新领域的投资，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回报，影响着经济的总体运行。
第三，尊重和保护产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和相关制度安排的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到宪法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中国的产权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但当前中国产权保护状况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和公平公正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还有一定距离，尤其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平等保护和企业家、居民对自己的财产财富的安全感上，尚存在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在没有稳定预期的情况下，企业家投资兴业的意愿会降低，从而进一步制约经济的发展。其中的关键正是中国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问题的解决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推进独立司法体制改革，加大司法对产权的保护力度，充分保障企业和居民的合法产权。这关乎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和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第四，企业家精神。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市场并不是自我创造的，它需要企业家通过他们的风险与创新行为去发现甚至创造。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源的增长和重新配置效应拉动，而今后的经济增长需要靠创新驱动，这需要靠企业家发挥作用。整个社会需要营造一种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环境和氛围，从而推动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管理上的创新、新技术的采用和新市场的开发。而企业家精神来源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需要自由公平的市场、健全的法治、稳定的政策预期和产权的法律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的认同。
第五，扩大开放。中国经济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取得了数十年的长足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依赖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以价格换取市场等粗放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未来，中国必须更加充分地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以及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国政府公布的大幅度放宽包括金融在内的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都是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措。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深化内部改革也大有裨益。随着与外部优质的商品、服务、技术和思想的交流和交换，市场竞争机制将倒逼国内相关行业加强内部革新。
第六，去杠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提出要防范和化解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和降低经济中的杠杆率，即“去杠杆”。中国目前的高杠杆是结构性的，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家庭部门杠杆率近几年上升也比较快。其中，企业部门的杠杆也是结构性的，国企杠杆率总体高于民企。因此，“去杠杆”的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已经没有盈利能力、只能靠贷款输血的“僵尸企业”，对此需要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防止大量资金被无效使用，使资金由低效企业向高效企业转移。同时，要防范包括隐藏债务在内的地方政府债务的攀升，以及由此增加的金融性风险问题。去杠杆的核心是要提高投资效率，即降低资本产出比，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完成去杠杆的任务。同时，政府要通过实施公共政策，降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如提供有效的教育培训、失业补贴和市场信息等）。
第七，开放人口政策，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由于劳动人口逐渐减少，老龄化趋势加速等问题，2015年中国已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进入调整阶段。但全面放开二胎的人口政策仍然不能满足中国应对快速老龄化、少子化进程，人口的压力制约了后续的经济发展动力。因此，全面开放人口政策势在必行，要适时实施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如延迟退休年限、增加劳动参与度和人力资本投资等。
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的机会窗口
以美元计价，2017年，中国全年人均GDP为8836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有一段路要走。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迎来了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历史性重要机会窗口，一方面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深化改革的“改革红利”仍有待释放。若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窗口期内完成发展的转型，实现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
4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大转型，但这些转型仍有不彻底的地方，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中，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时，计划思维依然存在，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仍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中，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高，特别是对金融等部门的开放，以及知识和思路的开放等；在从二元到现代的转型中，一些不公平的制度安排亟待完善，如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城乡分割等；在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型中，政府部门的政策反应略显迟钝，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窗口。
可以看出，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仍是深化改革的主旋律。通过“把价格搞对”和“把政策搞对”，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期，而进一步的经济转型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把制度搞对”，这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经济系统运行和发展的关键是适应性，制度也要随环境的变化不断做出适应性的调整。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其变迁必定是渐进的，所以要遵循内生变迁的逻辑，“顺水推舟”，而不是“逆水行舟”。通过制度改革，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Song and Simpson, 2018），这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举措，更是未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本文根据作者在澳大利亚中国经济研究协会2018年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感谢张坤领在文章整理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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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刁 娜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ng Ligang
Abstract: In the l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ina's economy has undergone four major transformations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from closed economy to open economy, from binary economy to modern economy, and from high fertility rate to low fertility rate. These transformations are the source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cline in economic growth. They are also the basis for judging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y are still incomplete, with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Only the supply-side reform can make them advance in a direction that is conducive to sustainable growth. The key to supply-side reform is to solve the deep-rooted institutional problems. The core task is to ensur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 Continuing to reduce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s adaptive efficiency are the fundamental measures for China to achieve furthe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avoi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They are also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form dividend, supply-side, new normal
宋立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导，中国经济项目负责人。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主要著作有《Chan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Evidence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Private Enterprise in China》《China's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