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时间：2019年1月25日—2019年2月11日
调查方式：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公众平台渠道发布网络问卷进行调查
样本构成：此次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809份。其中，男性受访者占60.83%，女性受访者占39.17%。样本年龄覆盖全部人口，18岁及以下占6.38%，18－25岁占28.25%，26－30岁占36.70%，31－35岁占16.62%，36－40岁占6.27%，41－45岁占2.78%，46－50岁占1.81%，51－55岁占0.55%，56－60岁占0.32%，60岁及以上占0.32%。受访者的学历情况为，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占11.71%，硕士研究生（含在职）占26.49%，本科占36.86%，专科占13.23%，高中及以下占11.71%。受访者中，日常居住地为城市的占67.89%，乡镇的占19.85%，农村的占12.26%。所在城市为一线城市的占17.96%，新一线城市的占40.96%，二线城市的占17.48%，三线城市的占12.84%，四线城市及以下的占10.76%。受访者的收入分布为，5000元以下的占28.83%，5000－10000元的占41.74%，10000－15000元的占19.53%，15000－20000元的占5.75%，20000元以上的占4.15%。
主要发现：
·城市的垃圾处理情况好于乡镇，乡镇又好于农村。
·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垃圾处理情况越好，一线城市递次好于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及以下城市。
·公众在垃圾减量上的表现并不突出，一定程度上源于公众并未意识到垃圾产量较大。
·超九成公众对垃圾分类比较认可，但目前公众在处置生活垃圾前分类回收率不高，在垃圾回收方面互联网回收前景可期。
·公众认为当前在垃圾治理中政府发挥的作用最大，企业和社会参与有待进一步加强。
·虽然我国在生活垃圾治理上仍存短板，但公众对当前垃圾治理的包容度和满意度还比较高。
·新的垃圾形态将成为未来治理的重点，超七成公众认为未来垃圾治理能力跟得上垃圾产生的速度。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国家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创新频出，各类社会团体也踊跃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将迎来更多机遇。
垃圾处理作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绕不过去的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更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直接感受，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随着生活方式的日益现代化，生活垃圾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能否对这些快速增长的垃圾实现有效治理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感受。生活垃圾治理作为民生领域的重要课题，具有长期性、共治性，既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可能把责任推给一方。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立足公众视角，对当前时期的生活垃圾治理的新表现新特点、公众对垃圾治理的认识、各主体在垃圾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调查，为进一步提升垃圾治理水平提出对策建议。
公众对垃圾治理的认识与参与情况
近七成公众认为当前的垃圾处理情况非常好，但有二成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城市存在一定程度的垃圾围城问题
当问及“您日常生活所在地的垃圾处理情况”时，认为垃圾处理情况“非常好”的公众占68.68%，“比较好”的占17.12%，“一般”的占10.55%，“比较差”的占2.81%，“非常差”的占0.84%。交叉分析显示，城市的垃圾处理情况好于乡镇，乡镇又好于农村；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垃圾处理情况越好，一线城市递次好于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及以下城市。与此同时，在“您认为所在城市是否面临垃圾围城的问题”上，60.46%的公众认为所在城市“完全没有问题”，19.06%的受访者认为“相对没有问题”，16.22%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问题”，4.25%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垃圾治理问题上任何一个死角都会使治理成效大打折扣，当前合计超过二成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城市存在一定程度的垃圾围城问题。交叉分析显示，城市的垃圾围城问题少于乡镇，乡镇又少于农村；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越没有垃圾围城问题，一线城市递次好于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及以下城市。整体来看，我国公众对当前的垃圾治理情况认可度较高，但垃圾治理水平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还存在一定差异。
公众对垃圾治理认识比较全面，能够正确看待洋垃圾问题，主要通过媒体和学校教育获得对垃圾治理的认识
垃圾作为人类生活代谢的产物一方面是城乡发展的负担，尤其随着我国城镇化规模的迅速扩张，给城市治理增加了不少挑战；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十三五”规划中提到，要实现我国垃圾处理向垃圾治理转变，强调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创新动力、多元治理，节约集约、共生循环，平稳运行、绿色环保，将治理理念引入垃圾处理中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公众对于垃圾治理的认识比较全面，65.03%的公众认为是“城市管理现代化的表现”，60.41%的公众认为是“环境治理水平的一方面”，58.39%的公众认为“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27.20%的公众认为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12.13%的公众认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
2018年1月，我国正式施行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的废纸、废纺织原料等在内的4类24种“洋垃圾”。对此，公众首先认为禁止进口“洋垃圾”能够“避免洋垃圾携带境外细菌病毒破坏生态平衡”（74.17%）和“避免洋垃圾的存放和处理造成二次污染”（66.16%），同时，公众对“我国再生行业受到冲击和挑战”（46.42%）表示认同，此外还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日益加强”（30.66%）和“我国实力增强有能力抵制‘污染转移’”（13.81%）。进口“洋垃圾”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具有一定意义，我国也随之形成了垃圾处理的相关产业，而禁止进口“洋垃圾”是我国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禁令实施以来，部分企业的生存确实受到影响，但是这些企业技术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低、污染控制能力差，不仅不符合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还会影响经济结构。
调查显示，公众对垃圾治理的认识主要来自媒体宣传（43.76%）和学校教育（41.53%），社区引导（14.70%）还有待加强。
公众并未认识到生活垃圾产量大的问题，垃圾减量意识不突出，希望通过鼓励性措施推动垃圾减量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指出，2017年我国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20194.4万吨，比上年增长了7个百分点。但调查显示，公众并未意识到当前我国在生活垃圾问题上存在基数大、增速快的问题，认为自己每天生活产生的垃圾量并不多。当问及“您认为自己每天生活产生的各类垃圾量”时，43.19%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少”，19.06%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少”，23.92%的受访者认为“一般”，8.43%的受访者表示“比较多”，5.4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多”。
垃圾减量是垃圾治理中的源头性措施，能够有效的节约资源、减少后续垃圾治理的工作量，如近年来反映良好的“光盘行动”。谈到是否会有意识减少垃圾时，25.70%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会”，10.58%的受访者表示“很少情况下会”，24.21%的受访者表示“看情况会”，16.12%的受访者表示“大多数情况下会”，23.39%的受访者表示“通常会”。整体而言，公众在垃圾减量上的表现并不突出，一定程度上是受公众并未意识到垃圾产量大的影响。
具体到垃圾减量的措施上，公众更偏好鼓励性措施。34.60%的受访者更喜欢“奖励环保币、积分兑换礼品”的方式，16.49%的受访者喜欢“包装回收可以直接消费抵现”。也有一部分公众支持惩罚性措施，27.41%的受访者更认同“提高垃圾处理费用”，21.50%的受访者更支持“提高使用成本”。
超九成公众对垃圾分类比较认可，但目前公众在处置生活垃圾前分类回收率不高，在垃圾回收方面互联网回收前景可期
垃圾分类制度关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是关乎人民群众生活的小事，更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事。我国于2000年6月正式开启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首批试点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8个城市。19年来，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深入人心，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分类垃圾桶配齐了，家庭分类率却不高、不能正确投放，清运车运输时又混到一起的问题比较普遍。调查显示，在对垃圾分类的态度上，40.59%的受访者表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30.43%的受访者表示“可以顺带手帮个忙，但不是义务”，23.68%的受访者表示“应该为社会做贡献，具体看是否方便”，只有5.30%的受访者表示“交了垃圾处理费就应该由专人来做”。然而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公众在处置生活垃圾前分类回收率并不高，会先分类的受访者占37.10%，会先回收的占25.52%，不分类不回收的占20.22%，既分类又回收的仅占17.17%。
除了垃圾分类，垃圾回收也是公众参与垃圾治理的重要一环。当问及公众是否会对可回收物（如空瓶、纸箱、旧衣等）进行专门回收时，42.69%的受访者表示“会使用互联网渠道等待上门回收”，41.8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附近有回收站的话会”，15.49%的受访者表示“不会专门回收，和一般垃圾一起丢垃圾桶”。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回收行业正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转型发展，如杭州虎哥回收就以“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模式在精细化垃圾分类处置上形成了良好的模式。虎哥回收以“简单的事情让百姓做，复杂的事情让虎哥做”为宗旨，简化了分类标准，居民只分干湿两类，回收和利用进入后端的企业，并通过环保金奖励鼓励居民参与，打通了市场和居民两大主体。此外，互联网以上门服务的方式有效地消除了公众走向回收站的“最后一公里”，很多电商布局回收行业，衣物、图书回收已经非常普遍，“双十一”期间菜鸟裹裹就推行了“回箱计划”来回收快递包装箱。
公众认为当前在垃圾治理中政府发挥的作用最大，企业和社会参与有待进一步加强
垃圾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作，既要从垃圾产生到处置全流程实现治理，又要全社会各主体协同合作。在当前垃圾治理中，以5分制量表评价各主体发挥的作用，其中1分代表“非常小”，2分代表“比较小”，3分代表“一般”，4分代表“比较大”，5分代表“非常大”。结果显示，政府发挥的作用最大（3.87分），社会组织和公众次之（均为3.81分），企业再次（3.74分）。垃圾治理问题涉及全社会的福祉，政府理应承担重要责任，但垃圾治理问题牵涉面广，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难以高效且全面地解决问题，因此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企业、社会组织、公众也应该在垃圾治理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在垃圾治理的环节上，不仅包括源头减量、提高中间环节效率、末端循环利用，还包括制度设计、监督管理、违法惩治等，在这当中公众认为垃圾治理最应该在“提高垃圾处理能力”（60.75%）方面发力，其次是“提高废物利用水平”（56.79%），“源头减量”（43.00%）。此外，还有部分受访者表示应该“加强监督管理”（33.71%）和“加大违法惩治力度”（12.05%）。对比来看，呼声最高的“提高垃圾处理能力”和“提高废物利用水平”更多需要企业承担责任，而“源头减量”则主要依赖公众的参与，可见企业和社会参与有待进一步加强。
公众对当前的垃圾处理水平评价较高，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垃圾处理水平更好
每个人都是生活垃圾的制造者，也应当是垃圾治理的参与者，而具有垃圾处理意识则是参与垃圾治理的前提。当问及“您认为身边人的垃圾处理意识如何”时，公众对身边的垃圾处理意识评价较高，其中52.14%的受访者认为身边人的垃圾处理意识“非常高”，19.19%的受访者认为“比较高”，20.98%的受访者认为“一般”，5.59%的受访者认为“比较低”，2.10%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低”。进一步问及“与其他人相比自己处理垃圾的水平如何”时，公众对自己的评价又高于身边人的评价，其中27.28%的受访者认为“远超于绝大多数人”，37.12%的受访者认为“稍好于绝大多数人”，25.78%的受访者认为“和绝大多数人差不多”，8.19%的受访者认为“稍差于绝大多数人”，仅1.63%的受访者认为“远不如绝大多数人”。上升到整体层面，当问及“您认为当前我国公众的垃圾处理水平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水平”时，以0-10分打分，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公众的垃圾处理水平均分为7.2分。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理想，公众在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回收方面参与度不高，垃圾治理仍然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贡献较弱。这反映出，虽然我国在生活垃圾治理上仍存短板，但公众对当前垃圾治理的包容度和满意度还比较高。
新的垃圾形态将成为未来治理的重点，超七成公众认为未来垃圾治理能力跟得上垃圾产生的速度
随着一些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新的垃圾形态也呈现井喷式发展。电商行业和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包装物，“双十一”过后快递收发点变垃圾场的新闻年年刷屏；近几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餐饮外卖量最大的国家，随之产生的餐盒包装、厨余垃圾问题不断加重；还有随着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而淘汰下来的电子垃圾、废旧衣物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出了更多种类和数量的垃圾，公众认为，快递包装（67.37%）、外卖垃圾（64.37%）、废旧衣物（53.71%）、电子垃圾（37.36%）将成为未来垃圾治理的重点。与此同时，对于未来垃圾治理公众持乐观的态度，74.90%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垃圾治理能力能跟得上垃圾产生的速度，而认为垃圾治理能力和垃圾产生的速度差不多的受访者占17.20%，认为垃圾治理能力跟不上垃圾产生的速度的仅占7.90%。
进一步提升垃圾治理水平的建议
理顺政府的治理机制，为垃圾治理打好基础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各方面的目标要求，垃圾治理也不例外。调查显示，当前的垃圾治理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相关部门间管理职能权限受限制”（56.87%），垃圾治理不仅是一家单位的问题，还需要多部门协同执法，这就需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并建立联防联动机制。其次是“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来约束企业和公众”（52.77%），在生活垃圾治理中，除了收取垃圾处理费用外，基本都是依靠公众的自觉，并未形成刚性的制度要求严格执行，对此可以渐进式地增加一些约束性要求，出台针对性的细则，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先试先行，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治理意识。最后还有“监管缺位，治理工作处于被动地位”（46.57%）的问题，垃圾问题的产生很难预测，监管存在被动现象在所难免，但如果能在事前防范、监管技术、处置效率上进行提升，就能有效减少被动产生的影响。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唐伟尧在介绍兰州垃圾治理经验时讲到，政府在城市垃圾治理中，一要建成一批现代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垃圾处理设施，提升垃圾处理的水平和能力；二要积极推进生活、建筑、餐厨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建立完备高效的垃圾收运体系，为垃圾处理工作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三要建立健全垃圾处理法规、机制，特别是对于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使得垃圾持续处理能力得到有效的增强和保障。
鼓励企业创新，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我国垃圾处理行业起步晚、底子薄，面对垃圾产生量的激增和环保要求的升级，垃圾处理行业亟需转变发展思路，向产业中高端迈进。对此，企业一是要“重塑治理理念，从低端产业走向绿色高端”（66.34%）。传统的垃圾回收处理行业技术水平落后、低产值、高污染，从业人员素质较差，可以说是“落后产能”和“低端人口”。面对新时代对垃圾处理行业提出的新要求，企业应当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找准发展定位，将发展理念与绿色、循环、可持续相结合。二是“产业转型升级，以公益捐赠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48.65%）。企业除了在产业链上要实现转型升级，还应当引入运营思维，在运营模式上加大创新，如支付宝新增的垃圾回收板块就可以通过回收员上门回收的方式，将可回收垃圾直接兑换成现金或环保积分，极大地带动了公众的积极性。三是“加大科技创新，提高垃圾处理技术”（43.4%）。企业应当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转型升级，切实提升垃圾处理的专业能力。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会长王金祥认为，要加快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和长期的持续的发展能力，重中之重是人才，要建立更加包容的环境和氛围，给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切实保障人才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进而带动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创新发展。
除了垃圾处理行业的企业要尽好自己的职责外，消费场所制造垃圾的企业也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在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方面做出表率，如餐馆、酒店应当建议客人适度消费，对产生的垃圾依规处置。
采用正向鼓励措施，引导公众参与垃圾治理
垃圾治理这个议题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取得更高的效率，公众作为最直接的垃圾生产者和治理受益人，应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引导公众参与到垃圾治理中，首先要增强公众的生态意识，使其重视垃圾治理并愿意参与其中。其次，要大力推行垃圾分类。有研究表明，垃圾成功分类可降低至少50%的处置成本。垃圾分类作为源头处置，公众参与率的高低对处置效率影响很大。江西农业大学教授赖发英指出，对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可加强宣传、教育或培训等，让村民明白分类方法并正确开展分类。同时，还可以采取积分奖励、垃圾袋身份明示、星级评比、红黑榜单等奖惩模式，有效提升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水平。调查显示，利用媒体宣传传递理念，指导实践和学校教育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当前还需要强化社区的示范带头作用，身体力行引导居民参与到生活垃圾治理当中。当问及“您认为如何引导公众更好地参与到垃圾治理中”时，选择“清洁卫生环保评优奖励”和“建立有奖举报制度”的占比最高，分别为57.92%和56.26%，可见公众更喜欢正向鼓励措施，而非限制性、惩罚性措施。因此，要将正向鼓励的思路贯穿于引导公众参与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公众的参与习惯。
加强社会组织作用，体现共建共治共享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提到，过去环卫1.0时代是垃圾的集中处理，2.0时代追求无害化处理，现在是环卫3.0时代，要求垃圾的资源化处置，与公众、社会、环境融合为一体并产生价值。这体现了对垃圾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首先要转变治理理念，从政府一肩挑到多主体共同参与，这意味着在多元共治的格局下，社会组织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社会组织在垃圾治理中，最突出的优势是“具有群众基础，带动更多人参与垃圾治理”（66.82%）。对此要发挥优势，鼓励社会组织牵头开展生活垃圾减量和分类宣传动员活动，共同推动生活垃圾减量和分类工作。其次是“有回收捐赠渠道，对接废弃物与公益”（43.29%）。社会组织中很大一部分是公益组织，许多回收项目可以直接对口公益，如捐旧衣、旧书，经过公益组织科学地回收处理后再进行公益捐赠，让“垃圾”可以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再次是“分担政府的职能，专业人做专业事”（40.64%）。北京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提到，作为开展青少年环保教育的全国性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零废弃校园建设中提供课程支持，让孩子们通过参与式活动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激发他们的环境责任感，践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此外，社会组织还能发挥“协调各方，化解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矛盾”（16.41%）的作用。社会组织以公共福利为追求，是政府和企业之外的补充力量，既连接二者又相互补充，从而形成治理合力，对此要加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创造更多的合作空间。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王 虹】
责编：杨 阳 / 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