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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新时代的发展逻辑与改革选择

【摘要】40年来,通过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我国在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释放了发展的活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从一个典型的短缺经济社会进入到一个丰裕的消费新时代。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消费潜力的释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日益影响了世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再平衡的重要大市场。这是未来发展的新逻辑。进入“消费新时代”,重在抓住近14亿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此破解消费需求增长与消费供给短缺的结构性矛盾,释放近14亿人的巨大消费潜力;在国内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同时,需要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打造服务贸易新高地;还要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着力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关键词】经济转型升级 消费新时代 服务业 消费结构 消费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2.00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0年来,通过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我国在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释放了发展的活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从一个典型的短缺经济社会进入到一个丰裕的消费新时代。从消费上看,城乡居民的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贡献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消费的这个趋势还在持续之中。尽管某些领域的消费出现波动,但从物质型消费需求向服务型消费需求升级的基本趋势仍然明显。这不仅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形成重要支撑,而且对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再平衡有着重要影响。适应这个趋势,加快释放消费结构升级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迫切需要加快推进相关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变革。

我国开始进入消费新时代

目前,各方对消费有比较多的议论。有人认为出现了消费降级,有人认为消费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有人认为有些领域的消费甚至在下降。如果放在40年的大背景下,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可以得出一个总的判断,即:我国开始进入消费新时代。

消费规模较快增长。十余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强劲,购销活跃,消费总量持续扩大,“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18.1%,“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3.8%。2009~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3.3万亿元提高到36.6万亿元。仅2017年一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量就达到3.4万亿元,约合5200亿美元。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3.6%。2018年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保持9.2%的增速。

消费主体稳步扩大。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30%,至少是在4亿人左右。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约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10.5亿人)的30%,而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已经初步接近有些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消费水准。再以老年人为例,2017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11.4%,按照国际标准,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27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14%,2047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7%。这将会带来老年人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初步估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消费规模至少将达到8万亿元,到2030年有可能增加到22万亿元,2050年可能达到48万亿元。

消费业态不断丰富。在传统消费得到满足后,新型消费业态不断丰富。比如,在绿色消费上,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80万辆,保守估计到2020年可能会达到200万辆;在信息消费上,2017年,我国的信息消费规模达到了4.5万亿元,估计到2025年,将达到12万亿元;在健康消费上,估计到2021年我国健康消费规模将超过医疗消费的总规模。这从这几年“双11”的消费增长态势中可以看到。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具体看有三个方面。一是食品支出占比明显下降。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9.3%,首次低于30%;2018年前三季度,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到28.5%。二是耐用品基本饱和。我国城镇居民90%以上家庭都已经用上了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等耐用品,现在每个家庭平均拥有2.4部手机,耐用消费品基本上进入饱和阶段。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到,乘用车等耐用品的销售增速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三是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我国居民家庭中旅游、电信、医疗、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2018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表明,全国居民人均家政服务支出增长38.7%,交通费支出增长24.1%,旅馆住宿支出增长38.6%,体育健身活动支出增长36.5%。初步估算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占比在2016年为45.5%左右,预计到2020年将接近或达到50%左右,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

进入消费新时代的发展新逻辑

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数十万亿级消费需求与不断开放的国内市场相结合,意味着消费不仅将拉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消费升级将成为我国经济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从2014年开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高于投资的贡献率。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58.8%。2018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2个百分点。[2]从未来趋势看,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将达到48万亿~50万亿元,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0%以上。未来几年,我国保持6%以上的增长,有条件,有可能。

同时,消费还将对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消费升级将引领投资结构变化。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投资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投资趋向于高新技术。2018年第一季度,我国新兴服务业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已占到全部独角兽企业数量的56%,这些领域包括电子商务、大健康、文化娱乐等,其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的上升使得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再比如,服务型消费的增长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依赖下降,有助于我国走向绿色发展。

消费升级将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比如,现在人们不但能够出去旅游,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还能到国外去过节度假。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达到50亿人次和45661亿元,比1994年分别增长8.5倍和43.6倍。此外,消费升级也带动了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变革。比如,过去人们难以想象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等,现在移动支付将引领我国进入无现金社会;共享经济丰富了人们的消费业态;电商快速发展,迅速缩小了城乡的数据鸿沟。

消费升级为企业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当前,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老百姓更加注重服务,更看好有比较好的服务标准、服务供给体系的产品。比如,海底捞、珠海长隆公园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成功案例。这表明,企业只要能够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在服务标准、服务质量上多下功夫,就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进入经济全球化,进入发展新时代,尤其是在消费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制造业服务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如从3D打印机到工业用机器人,再到家庭用机器人。总之,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服务标准、服务产品、服务体系的创新,将决定企业的成败。

同时,消费结构升级也对企业提出新的要求。企业如果还是生产原来那些虽然有一定市场占有额、但不适合新消费结构变化的产品,那么可能就要被市场淘汰。从发展趋势看,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消费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要赢在转折点,谁能够适应经济转型大趋势,谁能够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谁就能有好的发展前景。

消费升级将对全球形成重大利好。当前,全球关注中国消费大市场。有研究预测,2016~2021年这几年中国的消费增量将达到1.8万亿美元,相当于2021年英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在全球经济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我国几年的消费增量就将相当于一个英国市场,这一市场开放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3]从实际经济生活看,近些年,出境旅游成为部分中产家庭的首选,由此也成为一些经济体重要的增长动力。2017年,我国出境游人数突破1.3亿人次[4],消费额达2580亿美元,居全球首位,是排名第二的美国(1350亿美元)的近2倍[5]。

中国消费规模已经成为拉动世界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近几年,中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消费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贡献力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16年,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中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年均贡献率达到23.4%,高于美国的23%、欧元区的7.9%和日本的2.1%。[6]

总的来看,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消费潜力的释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日益影响了世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再平衡的重要大市场。这是未来发展的新逻辑。

推进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消费新时代”,重在抓住近14亿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此破解消费需求增长与消费供给短缺的结构性矛盾,释放近14亿人的巨大消费潜力。

抓住“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消费结构变化以及消费升级,使“有需求、缺供给”在日常生活中逐步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比如,我国老年用品市场需求规模当前已经达到1.6万亿元,但有效的市场供给规模仅为4000亿元,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7]服务型消费供给难以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当一部分购买力外流。比如,我国越来越多的中等以上收入者到日本去做医疗健康检查。据日本的统计显示,2016~2021年,到日本做健康检查、医疗检查的中国游客的花费将达到350亿美元。此外,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人数由2011年的31.48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54.13万人,年均增长9.7%。[8]以人均支出10万元保守估算,相关支出超过540亿元人民币。同时,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比较明显。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0.84万人,同比增长11.74%,首次突破60万人大关,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国。[9]因此,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

之所以出现“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根源在于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得很快,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制造业领域或者是工业领域,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市场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开放度同制造业领域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服务业市场开放严重滞后,具体表现在“三低一高”,即服务业市场化水平低、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低、服务水平低、服务价格偏高。要解决这个突出矛盾,关键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把这一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中扩大服务供给规模,优化服务供给结构,推动供求动态平衡。争取到2020年,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升,达到70%左右。

着力打破垄断,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一是尽快破除服务业领域比较严重的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在一般竞争性的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原则性退出,为社会资本留下更大的市场空间;将更多国有资本配置在公共服务领域;在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有效做大公共服务业的社会合力。全面推进垄断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打破服务业市场分割和区域壁垒。二是全面推进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凡是对外资开放的服务业领域,均应对国内社会资本同等开放;对社会资本开放的,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三是尽快形成市场决定服务价格的新机制。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实施差别定价机制。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仍保留定价权以保障公益性;对非基本公共服务,全面放开价格管制。[10]

加快服务业相关政策调整。一是在用地政策上实现服务业与工业的平等。加大现代服务业用地供给,鼓励地方试点,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服务业在供地上予以倾斜,以大幅降低服务业的用地价格,逐步缩小服务业与工业用地价格差距,争取尽快实现服务业与工业“同地同价”。二是在人才政策上实现体制内外平等。推动职称制度与用人制度有效衔接,实现民办机构人才在户籍、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机构同等的人才待遇。加快改革科研体制,鼓励事业单位人员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创新创业。三是在政府采购上实现体制内外平等。出台政府采购负面清单,清单外的项目均向社会资本开放,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现同等待遇。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打造服务贸易新高地

在国内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同时,需要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尤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背景下,应积极主动扩大以金融为重点的服务领域开放,这既是满足国内老百姓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一个重要举措,更是我国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适应消费需求升级主动扩大进口。加快建立与主动扩大进口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体系。随着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所形成的进口结构在多方面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脱节,进口不适应城乡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型消费的现实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2018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在我国进口总额中,消费品比重不足10%。如果消费品进口占比提高到20%的水平,将不仅有利于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而且给其他国家带来年均约400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以药品为例,2017年关税税率最新调整后,我国进口药品最惠国税率为2%~4%,进入销售环节还需要再征收16%的增值税,使进口药品价格上升30%左右。[11]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减免了药品的进口增值税,欧洲平均税率为8.8%。[12]建议在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的同时,下大力气降低或取消药品、常见病医疗器械、重要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增值税;尽快实现以癌症治疗为主的医疗器械进口零关税;有条件引进欧美国家的药品质量安全标准,扩大医疗技术等服务进口,倒逼国内医药企业提高质量,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

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13]从实践看,以金融业为重点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滞后于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也滞后于产能合作的实际需求。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8.2%。[14]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以服务贸易合作提升产能合作水平。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实行服务业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独特优势出发,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教育、健康、医疗、旅游、文化、金融、会展等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试点。

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高地。[15]一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试验区的转型升级。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国内自贸试验区需要在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上先行探索,更好发挥对外开放压力测试的重要作用。二是以服务贸易一体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好粤港澳大湾区这张牌,重要的是尽快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实质性突破。这不仅将对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有益探索,也将为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重要平台。三是尽快形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新高地。海南应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目标,以自由贸易港为主题,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为主导,以开放为先、制度创新为核心,以顶层设计、顶层协调为保障,利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契机,加快形成海南服务贸易新高地。四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构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网络。在主动大幅降低关税的同时,务实推进与欧盟、日本、东盟等经济体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

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着力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

释放消费潜力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居民收入,也涉及消费环境等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总的看来,至少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快落实,尽快取得突破。

保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适应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需求,需要将继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比如,通过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员工持股、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调整利益关系,形成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适应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这对我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从当前实际看,关键在于扭转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防止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异常波动冲击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这就需要加快振兴实体经济,促进虚拟经济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同时保持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2017年,我国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规模相当于2.23个农民的消费规模。我国农村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目前尚未有效释放出来。其中的最大掣肘在于农民土地财产权未得到完全落实,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太低。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全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11%,而农民仅为2.26%。这就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着力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为此,需要在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限制的前提下,尽快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及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在法律上明确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改变农村土地流转限于集体成员内流转的相关规定;尽快统一城乡用地市场,打破城乡建设用地的市场分割。与此同时,加快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制度尽快退出历史,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创造条件。由此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出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

加快税收结构变革,降低居民税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16]合理的税收结构能够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并且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当前,我国税制仍以间接税为主,这既加大了企业税收负担,90%的税从企业征收;同时也带来了税收的逆向调节,中低收入群体实际承担的流转税税负要高于高收入群体。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培育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尽快提高直接税比重。

以市场监管创新优化消费环境。近几年来,我国整个消费环境都得到明显改善,过去比较突出的消费不安全问题、消费安全隐患问题,现在都有所改善。但消费环境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通过市场监管改革来优化消费环境仍然至关重要。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利于统一市场监管,并提供重要的监管力量。与此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有可能通过各种现代技术,如建立大数据,通过各种信息手段,实现社会普遍参与监管。同时,需要加强相关立法,依法严厉打击消费领域的各种犯罪行为。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1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网,2018年7月16日。

[3]阿里研究院、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中国消费新趋势:三大动力塑造中国消费新客群》。

[4]《2017出境游大数据:中国公民出境游突破1.3亿人次》,中国网,2018年4月27日。

[5]《世界旅游组织:2017年中国游客对国际旅游市场贡献最大》,新华网,2018年4月25日。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平稳增长降低了世界经济波动风险》,中国新闻网,2018年4月12日。

[7]《养老产业迎来全面开花 养老日用品市场前景广阔》,前瞻网,2017年10月26日。

[8]《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人 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 2017年出国留学、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国家教育部网,2018年3月30日。

[9]《教育部:2017年出国留学、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央视网,2018年3月30日。

[10]中改院课题组:《释放内需的巨大增长潜力——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经济参考报》,2018年8月22日。

[11]《下月起抗癌药等28项药品零关税,从税率调整看患者受益多少》,凤凰网,2018年4月25日。

[12]任泽平、贺晨、甘源:《中国对外开放的进展评估与变革展望——中美贸易战系列研究》,2018年5月29日。

[13][15]迟福林:《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赢得未来》,《经济日报》,2018年11月6日。

[14]根据商务部数据测算。

[16]迟福林:《在转型升级中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经济参考报》,2017年3月29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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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房汉廷、程锦锥,2017,《市场决定的历史突破——中国市场发育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40年》,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王燕、吴蒙,2016,《我国是否已进入经济服务化时代——判断标准及目前所处阶段》,《经济问题》,第2期,第62~68页。

赵昌文、许召元、朱鸿鸣,2015,《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第44~54页。

国家统计局,2018,《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质量明显改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国家统计局网,8月31日。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阿里研究院,2017,《中国消费新趋势——三大动力塑造中国消费新客群》,5月。

中国国际商会、德勤中国研究中心、阿里研究院,2018,《持续开放的巨市场——中国进口消费市场研究报告》,10月。

责 编/刁 娜

The Development Logic and Reform Choice of the New Era of Consumption

Chi Fulin

Abstract: The Chinese societ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 from a typical shortage economy society to one with abundant consumption in the new era. The evolving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unleashing of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have not only profoundly changed China, but have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the world.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rebalanc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is is the new logic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ntering the "new era of consumption", we will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upgrading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volving nearly 1.4 billion people, deep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mak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supply system the top priority, so as to address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growth of consumer demand and shortage in the consumption supply, and unleash the hug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nearly 1.4 billion people; expand the open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bring service trade to a higher level; and enhanc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bility to consume by mainl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income earners in the whole population.

Keyword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new era of consumption, service industry, consumption structure, consumption capacity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转轨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著作有《第二次改革》《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等。

[责任编辑: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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