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美贸易战不仅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经济力量和影响力发生变化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逆全球化背景下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地位下降的必然结果。中美贸易战反映的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遏制和反遏制的逻辑。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制裁和反制裁中善于运用规则将不合法和不合理的诉求合法化。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不仅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制定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而且通过美墨加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意图通过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中国排挤出自由贸易体系之外，以规则的方式对中国形成合围和遏制之势。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 帝国特惠制 美墨加协定 毒丸条款
【中图分类号】D99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1.005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修昔底德”逻辑
“修昔底德陷阱”[1]是指崛起大国与守成霸主之间的争夺必然会通过战争解决。在武力威胁为《联合国宪章》[2]明令禁止之当下，大国博弈更多地表现在贸易和金融等经济领域的角逐和竞争。[3]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就是中美两国面临的修昔底德之困，展现的是遏制和反遏制的逻辑。贸易战逐渐升级，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正从贸易延伸到投资、政治和军事等各个方面。
所谓贸易战，是指在两国贸易状况不平等的状态下，一国利用提高关税等手段试图制裁和遏制对方国家以期达到一定政策目的，而对方国家也通过对应的惩罚和其他措施实行反遏制的一种方式。[4]尽管从中国在中美贸易中出现较大贸易顺差时起，两国就已产生过多次贸易摩擦，但是贸易摩擦发展成贸易战还是第一次。经过两国政府的沟通、协商，总体来说之前的这些贸易摩擦都没有上升为贸易冲突。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奉行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与主要贸易伙伴打贸易战，[5]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更上升为直接的贸易冲突，发展为相互制裁，甚至延伸到其他经济领域，影响到贸易之外的经济活动。中美的矛盾已经从简单的经贸矛盾扩大到政治、战略等方面的全面矛盾。两国之间的矛盾如果得不到控制，极有可能进一步激化，成为“新冷战”。中美贸易战的修昔底德之困显而易见。
美国从2017年4月起发起232条款国家安全调查，对华发起两起贸易保障措施，并针对中国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措施发起301条款调查，[6]最终正式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中国列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7]之后，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北京时间2018年7月6日12时01分，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迅速对等反击，对美国34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生效；[8]8月23日，美国对中国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也随即发布《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宣布对美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于8月23日12时01分正式实施；9月24日，美方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2019年1月1日关税将提高至25%）正式实施，中方予以反击，对自美进口的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10%的关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同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系统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9月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布会上，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表示，美方的意愿是中美之间经贸谈判进程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不仅在经贸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还在军事和政治上展露压制姿态。一方面，中国的技术转移问题被美国指向军事领域。美国不仅在军事指导思想上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还采取军事行动挑衅中国。2018年7月，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福特指出，中国刻意规避美国出口管制，通过民用核合作等途径合法或非法获得美国核技术，并通过军民融合将其转用军事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7月19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毫无根据和不负责任的指责，[9]并强调中国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一贯严格履行国际防扩散义务和相关国际承诺，全面完整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另外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旨在有效整合军地资源，促进国防与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根本不存在所谓通过军民融合“窃取”或“转用”国外技术的情况。[10]
2018年5月23日，美国撤回允许中国军队参加多国海军演习的邀请。5月27日，美国两艘驱逐舰驶入西沙群岛12海里以内。9月下旬，美国派遣B-52轰炸机飞经南中国海上空。9月20日，美国国务院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9月30日，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中国派出“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对此进行警告驱离。[11]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台湾动作频频。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8月12日和13日，蔡英文过境美国洛杉矶，获准发表公开演讲。9月24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3.3亿美元的军售案。9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法案支持美国维持与台湾密切的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2018年9月26日，特朗普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控中国企图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呼吁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第一时间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此作出了回应，阐明中方立场，强调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有学者认为，这是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信号，标志着中美贸易战扩散到政治对抗。[12]美国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无端指控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直接体现中美政治对抗升级。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和扩大是多种原因作用的结果。美国的核心诉求是实现所谓的“公平贸易”，削减贸易逆差。按照美国的统计，目前中美贸易逆差大约有3000亿美元。但是，按照中国的统计，两国之间贸易逆差大约有2000亿美元，[13]达到2009年以来的峰值。据美方统计，2018年1～8月，美国的贸易逆差为5739亿美元，同比增长8.4%，其中对华贸易逆差2611亿美元，同比增长9.0%，贡献了同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幅的48.1%。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总逆差的45.5%，同期增长0.2%。自2018年6月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后的三个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均维持了同比正增长，分别为增长2.8%、9.6%和10.2%。[14]由此可见，中国目前已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美国主动发起对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不约而同地认为，美国政府多年来的对华政策没有实现把中国改造成与西方国家一样的预期，中国的迅猛发展使美国产生深刻的挫折感、失败感和恐惧感。[15]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普遍认为美国长期支持并主导的全球化使得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16]美方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是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主因，希望中美贸易逆差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得以解决。[17]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减少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改善美国的出口环境。[18]
美国国内制造业“空心化”严重，特朗普政府力图使制造业重返美国。[19]金融业是美国第一大产业，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和垄断化。经济金融化是金融危机和“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1980～201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20.5%降至11.6%，美国制造业除了在国内保留部分高端产品或者高价值生产环节之外，其他大部分转移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一逐渐“去工业化”的过程，使得大量制造业工人转移到金融、零售等行业，导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中国凭借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使消费制成品出口更具有价格优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美贸易的失衡。特朗普提出复兴美国制造业，承诺把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带到美国，赢得了铁锈带选民的大力拥护。铁锈带的选民帮助了特朗普逆袭成功。对中国加征关税，对内减税，一方面可以打击竞争对手的制造业，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制造业的回流。从美国的关税清单看，关税措施大部分指向了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美国通过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使得美国制造业更加具有竞争力。
中国崛起对美国造成极大压力。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两个摆脱被孤立状态的节点。第一个是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第二个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和美国1979年签订贸易协定，协定实施要遵循美国贸易法的规定。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美国给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的产品提供最惠国待遇应当采取年审的方式。从1990年开始，最惠国待遇成为中美之间谈判最耗时耗力的问题。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正常贸易关系法，规定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对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规模大，美国认为中国从多边贸易体系获利是绕过世贸组织规则的结果，对美国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造成了威胁。[20]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产业基础、知识产权和技术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全面、长期的产业政策”是一种“经济侵略”。[21]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问题表面是贸易逆差问题，深层次的是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是国家制度之间的竞争问题。[22]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在过去五年里从11%上升到15%。[23]中美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中国的发展已经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了现实挑战。和以往不同的是，美国政经学界达成共识，制约中国。有学者认为，贸易战的时机有利于美国。美国经济已经复苏，而中国金融改革正进入深水区。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达到2.3%，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失业率降到了3.8%，达到18年来的最好水平。中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过去10年里从140%左右攀升至250%以上，增幅超过美国30年的杠杆增长过程，特别是企业和家庭部门的总体债务额增加逾120万亿人民币。中国金融部门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去杠杆”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金融改革获得成功，中国的经济结构将更为健康，经济就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24]美国如果不制约中国，再过十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全面超过美国。因此，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定位和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完全不同。现在美国发起的301调查，矛头指向“中国制造2025”，[25]目的是遏制中国崛起。[26]
中国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意欲在高端制造业、科技创新方面全面赶超美欧先进水平。中国2018年的研发总投入预计将首次超美，未来如在产业方面实现赶超，中美分工就从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从而形成与美国产业的正面对抗。[27]所以，美国对华贸易战并非针对中国中低档产品，而是针对《中国制造业2025》中的主导产业，如高性能医疗器材、生物制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和高铁装备。美国对这些领域产品征收预防性关税，对中国未来要发展的高科技、高精尖产业设防，遏止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不允许中国制造对美形成水平竞争力。[28]特朗普希望通过此次中美贸易战打压中国，保持美国对中国的长期经济优势和创新优势。
从美墨加贸易协定分析美国的规则遏制策略
美国时间2018年10月1日，加拿大宣布加入美国和墨西哥已经达成共识的新版北美自贸协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USMCA），标志着特朗普竞选时声称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诺言得以兑现。USMCA不仅在名字上做出了改变，而且还加入了大量对美国有利的条款。相比NAFTA，USMCA显现出特朗普政府要挟墨加、锁定盟友、打击中国的目的。其中，非市场经济条款，又称毒丸条款，禁止与美国有自贸协定的贸易伙伴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
美墨加贸易协定第32章例外条款的7条规定，针对被缔约方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任何对象，如果与缔约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中的任意一方，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其他两方有权退出现有协定，缔结一个双边协定，排除该方。[29]2017年10月，美国商务部出台备忘录，裁定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30]这意味着，如果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签订协定的一方很可能被美国和另一方用重新缔结双边协定的方式排除在外。
美墨加协定第32章第10节主要内容包括：缔约方不仅应在启动谈判前提前三个月通知其他缔约方，还应该尽早将缔约目标尽可能告知其他缔约方；[31]另外还需要在签署前至少30天将拟签署文本提交给各缔约方审查（review），以评估该文本对美墨加贸易协定的影响；[32]在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的六月内，允许其他缔约方终止并替换美墨加贸易协定相关条款。[33]这意味着，加拿大和墨西哥与中国签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文本草案、拟签署文本等都要送美国政府审查。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加、墨两国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有不利己的影响，还可以美墨加贸易协定为后盾要挟墨加两国，为中国与墨加两国贸易带来更多阻碍。美国一旦有能力审查并阻碍或有效否决中国与加拿大或墨西哥之间可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就可以阻止中国产品通过其邻国进入美国市场，并削弱中国在未来贸易谈判中的能力。中国是加拿大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加两国在2016年开始研究自由贸易的可行性，该条款实际上阻断了加拿大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可能。[34]
USMCA引入了以往在贸易协定中罕见的歧视性条款，对其单方界定的非市场经济体进行限制，表明了美国在中美贸易战期间联合其他贸易伙伴对中国形成围堵的态势，对中美经贸谈判和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形成了空前的压力。美墨加贸易协定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歧视性规则，很可能被移植到美国与欧盟、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官员曾多次公开表示，美国下一步会将上述条款作为模板推广到美国与其他国家今后的自贸协议之中，这将导致中国在全球贸易系统中处于孤立地位，中国在客观上可能面临第二次入世的困境。
毒丸条款所针对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和欧盟没有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案件中，美国和欧盟法律允许它们使用自己认定的第三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要素为基础决定正常价值。[35]《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规定，反倾销调查中对中国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计算方法必须于中国加入WTO的第15年后终止。[36]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反倾销调查中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地位，不是取决于中国是否达到基于其他成员国国内法的市场经济标准，而是取决于议定书中15年截止期限的规定。换言之，美国用国内法规定来限制其他贸易伙伴的选择自主权是极其不合理的。[37]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原先“非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反倾销领域中使用的一个技术性概念，美墨加三国协定将此概念扩大化，衍生到具有政治意义的其他贸易伙伴经济制度的属性是不合适的，是国内法问题国际化。美墨加协定中的毒丸条款体现了特朗普政府贸易策略的一种转变，即改变原来的向所有国家发起保护主义贸易攻势，转为联合贸易伙伴打造贸易联盟，在贸易问题上重点打压和围堵中国。[38]
美国在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嵌入的“毒丸条款”不仅将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国内法议题国际化和条约化，[39]而且将中美两国推上了直接竞争的境地，迫使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都必须在中美之间选择一方站队，将整个国际经贸规则推向政治化，破坏了二战后国际经济治理的法制化和多边化进程。
从英国“帝国特惠制”到美国的规则遏制
美国频频发动贸易战，背弃多边主义，通过双边主义绕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强加对美国有利的条款，企图重塑全球贸易格局，改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在贸易领域的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实践，以20世纪30年代英国实行的“帝国特惠制”为典型代表。
19世纪70年代，美、德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大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相比较而言，英国经济总体趋势不断下滑，其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受到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英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英国的航运和国际贸易大为削弱，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40]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使英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英国意识到，面对危机所带来的困难，必须加强帝国的经济联系，逐步抛弃自由贸易，走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使国内生产和市场得到保护。[41]“帝国特惠制”是多国在20世纪30年代在“渥太华会议”上制定[42]的一种以英国为核心的，旨在对内实行优惠税率，对外实施较高关税壁垒的帝国内部贸易特惠制度。这种特惠制以英国与英帝国成员之间的紧密经济关系为基础，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向全球扩展，将世界贸易体系割裂成两个部分。以此为依托，英国实践和推行一种全新的对外经济战略，即把一部分国家纳入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封闭的贸易体系，维持英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权。英国的构想是，实施“帝国特惠制”一方面使得英国可以帝国为依靠，以国家集团为势力范围，巩固和增强自己的核心经济地位；[43]另一方面，由于英帝国庞大的内部市场，其他国家只能通过与英国谈判的方式以获取英帝国的市场准入，英国可以在谈判过程中利用“帝国特惠制”这一筹码占据更有利的谈判地位，迫使美国和非集团国家通过降低贸易壁垒、给予更优惠的出口条件等方式打开本国商品的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展英国在贸易方面的影响力。[44]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关注本国利益优先的核心考虑，还是采取形式上具有显著指向性的排他安排，2018年美国在USMCA中加入的对“非市场经济体”限制条款，与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安排非常相似。
在渥太华会议上与会国尽管摩擦不断但还是彼此达成妥协，本着“己国生产者第一，帝国生产者第二，外国生产者最后”的原则，与会国之间共签订了12份双边贸易协议，合称《渥太华协议》，目的在于减少或消除帝国内部的贸易障碍，通过增长帝国购买力的方式刺激世界贸易，从而实现世界贸易的增长。[45]作为英国殖民地国家之一的加拿大与英国达成“英加协议”，其中达成一条针对苏联的反倾销条款。当时，苏联已经在粮食、木材等初级产品市场上对英国及自治领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威胁。英加协议第21条规定：“如果任何外国采用国家行为直接或间接在英国市场上对某类商品制造或维持低价，并有可能导致英国给予加拿大该类商品的特惠受到损害时，英国就必须直接或间接地禁止从那个国家进口该类商品，以保证有效地维持特惠。”[46]虽然该条款并未明确提到苏联，但加拿大在渥太华会议上已多次对苏联的倾销活动进行抨击。英国虽然没有同意彻底将苏联商品驱除出英国市场，但是承诺，如果苏联的供应破坏了自治领在英国市场上的利益，英国政府将会采取行动。英国政府之后正式声明废止1930年的《英苏贸易协定》。[47]不难发现，根据第21条的规定，英加通过禁止从苏联进口以保持特惠的理念与如今美墨加协定对非市场经济体的贸易限制极其相似。此外，《渥太华协议》的内容还包括：英国对来自英国以外国家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优待来自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进口商品；英国为了保证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农产品在英国的销售市场，限制从帝国以外的国家输入农产品；英国对输往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工业产品给予优惠待遇，等等。[48]这些内容与如今美国对外贸易战略如出一辙。
帝国特惠制从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美德的压力，保住了帝国市场。由于自治领的民族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发展，同时美国对帝国市场的冲击，帝国特惠制的作用显著减弱。二战后的美国通过主导新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有效对冲并削弱了帝国特惠制的影响。美国发起并主导的关贸总协定和之后的世界贸易组织主导了多边贸易体系。[49]
另外，美国以《互惠贸易法案》为标志，在20世纪30年代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对外经济战略。美国以消除传统的双边主义和歧视安排为基础，由高关税保护政策革命性地转向支持降低关税和取消贸易壁垒，选择以贸易为突破口，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谈判实现多边开放，最终构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50]1933年6月，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美国针对限制性贸易措施提议达成一个国际协定，要求在协定中“禁止引进新的贸易壁垒”、“进行双边或多边消除贸易限制和减少关税的谈判”，在所有正式谈判达成的协定中将“加入无条件和非限制形式的最惠国待遇原则——适用于各种形式的进口控制，而不仅仅适用于进口关税”。[51]可见，美国反对并且通过对应的法律手段消除“帝国特惠制”等歧视性贸易政策，通过建立“非歧视原则”下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改变了当时不利于自己的世界贸易体系。英美两国于1945年启动了建立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的实质性谈判。英国在二战中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国内投资总额大幅缩减。[52]英国在财政压力之下，为了争取美国贷款，与美国达成共识，签署了《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讨论建议》，[53]其中包含了针对特惠制的三项条款，这是英国对帝国特惠制作出的让步。[54]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规定不得再扩大特惠幅度，并对参加1932年会议的自治领都有约束力。英国和自治领在与其他国家之后的谈判中继续被迫缩小他们之间的特惠幅度。由于各殖民地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斗争，一些新独立的国家也停止给予英国商品特惠待遇。但是，英国仍然意图继续维持特惠制度，并且在1958年改称“联邦特惠制”。1961年及1967年英国两次申请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中的最大障碍就是联邦特惠制。英国在1971年达成加入欧共体的协议时，同意自1973年1月1日正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起5年内废除特惠制。特惠制于1977年底宣告终结。[55]
“帝国特惠制”的出台是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和战略的重要转折点和标志，其目的是通过贸易保护措施拓展商品出口，进而恢复和保持日渐衰弱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但是，“帝国特惠制”并没有扭转英国自一战以来经济不断衰落、工业生产日渐落后的趋势，其贸易逆差仍在继续。原因在于，“帝国特惠制”本质上就是关注短期收益，拒绝通过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适应持续走向开放的世界经济的整体诉求。从对外贸易来看，由于实施了“帝国特惠制”，英国商品在英帝国市场上享有特权优惠，排挤了其他国家的商品。但是，这种做法不能逆转贸易逆差，因为特惠制只是在局部地区削弱他国对英国商品的竞争力，但是无法改变与其他国家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状况，整体上限制了英国出口的大规模增长。从英国自身产业发展来看，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英国工业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国内工业生产机器设备已经陈旧，资本家唯利是图，不愿另耗巨资更新设备和技术，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工业的进步，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强国，但是英国并未推出相应政策以调整经济结构。
20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总体下滑趋势明显，英国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仅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削减工资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应当将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投入到新的生产部门，对传统行业的陈旧设备和技术进行更新。但是，由于依赖于贸易联盟和依靠19世纪技术养成的食利性，英国对经济发展的深层次转变缺乏必要的敏感度，主要政党也不愿冒着失去选票的风险而暴露真相。最终，这种以减缓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损人不利己”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反而获得一致赞同。随着英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日益衰弱，整个国家更加倾向以保护主义方式逃避经济中的结构问题。[56]从国际背景来看，美国在二战期间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经济优势和经济扩张能力的国家。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拥有巨额的黄金外汇储备和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完全具备构建自由贸易体系的实力和能力。英国客观上成为守成大国，是作为后发大国的美国最重要的谈判对手，美国为了瓦解“帝国特惠制”，既宣布和英国清算租借账目，又提出给予英国大宗贷款以恢复战后经济，最终迫使英国做出妥协，接受多边自由贸易体系。[57]总言之，尽管“帝国特惠制”是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扩大商品出口、巩固自身经济地位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柄利器，但是无力扭转英国从国际经济霸主宝座上下滑、并最终走向衰落的命运。
在美国的战略中，对目标国家的遏制政策和对其他国家的扶持和拉拢政策往往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两国及其盟国展开了数十年的“冷战”斗争。美国在经济方面利用贸易管制、经济制裁和拉拢盟友的方式，阻碍苏联贸易发展，断绝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在技术领域，联手西方国家实施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的管制政策；此外，美国根据苏联是粮食进口大国以及对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点，针对性地对苏联经济贸易的痛点及弱点进行突破。虽然苏联也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例如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并通过“莫洛托夫计划”[58]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59]但是整体效果并不显著，经济结构的失衡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制约了其反制美国的能力与空间。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两大集团的较量中，苏联仍占上风，其经济总产量相对美国缓慢但稳定增长，西方世界却陷入动荡，布雷顿森林体系陷入混乱，滞胀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政策困境。但正是这段时期相对的繁荣掩盖了苏联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包括重工轻农、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和过于依赖石油的外汇收入来源。苏联继续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星球大战”中去，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松动，走向解体。[60]因此，无论是“帝国特惠制”时期的英国还是“美苏争霸”时期的苏联，霸权衰落的根本性原因不是与美国的对抗中遭受美国政策的压制，而是对本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缺乏敏感度或因政治风险而怠于解决。
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现状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转变为“规锁政策”，即通过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综合手段塑造或试图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61]该政策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即通过建立联盟、孤立或隔绝等方式等待苏联因内耗与低效而停滞以致解体，原因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产业链相互交织，产业发展高度融合，一个将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区由于无法将全球产业链完全割裂而不具有可行性。在现有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货物出口额的40%，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额的2/3都是在华外资企业实现的。[62]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在不同程度上必然转化为对美国国内企业的“制裁”。很多美国企业因中美贸易战引起的成本上升已经开始筹划把生产线迁出美国、减产或裁员。美国商会发出警告称，共计26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可能面临风险。[63]
从未来发展看，一方面，特朗普的全面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在利用各国希望避免贸易战的心理，从而让渡一定利益与美国达成协议。一旦其他国家采取强硬反向制裁措施，美国也未必能获得实在好处。截至2017年末，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美国出口份额占比8.7%、中国占比13%、德国占比8.2%，若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美国发动同等贸易制裁，将对美国经济与就业产生负面冲击，同时还会推高其通胀水平。[64]“帝国特惠制”后期的英国就曾遭遇过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反向制裁，最终走向衰落。另外，旧版北美自贸协定（NAFTA）带来的经济利益总是通过美墨加三国不断加强的经济一体化得到落实。美墨加协定与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背道而驰，它限制了地区贸易和投资，抑制了经济增长的潜力。[65]汽车行业在美墨加三国都是扩大生产和促进高薪制造业领域就业的重要推动力，美墨加协定是美国谈判达成的第一个规定提高而非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的自由贸易协议。汽车生产商必须遵守该协议里层层叠加的新规定，[66]以符合北美自贸协议规定的低关税。这些新规定无疑会抬高消费者购买汽车的成本，还可能导致美国汽车行业失业率上升。
另一方面，不论贸易战结局如何，美国的贸易逆差必将进一步扩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对于贸易战结果的预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永远是宏观经济：如果美国的国内投资仍然高于其储蓄，就必须进口资本，并产生巨额贸易逆差。由于美国2017年年底出台的减税政策，财政赤字将创下新高——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估算，预算赤字到202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不论贸易战结局如何，美国的贸易逆差几乎必将进一步扩大。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方式是，特朗普把美国带入经济萧条，收入大幅降低造成投资和进口急剧下降。[67]北京时间2018年9月2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初步报告，8月美国商品贸易赤字758亿美元，连续三个月增扩，不但比市场预期的706亿美元高出50多亿美元，而且接近2008年7月760.25亿美元的纪录高位。有学者认为，8月商品贸易逆差是因为出口不利：出口环比下降1.6%，进口增长了0.7%。进口主要受到汽车进口增加3.2%的推动，出口主要是由于食品、饮料和工业用品的出口大幅下降。出口萎靡部分反映了美国大豆等商品受关税的影响，8月对华食品、饲料和饮品出口大跌9.5%。[68]因此，美国贸易赤字大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
综上所述，特朗普推行单边贸易政策，企图要挟他国、锁定盟友、打击中国、建立以“美国第一”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的是注定无法实现的。美方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处于后工业时代的美国搞保护主义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特朗普将目光狭隘地聚焦于美中贸易逆差，可能产生的“最佳”结果是改善美中双边贸易平衡，[69]但等量赤字将转移到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上，对美国经济会产生更多负面影响。西方史学界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美国选择的单边主义，代表了对经济全球化内生规律的某种本能的排斥，如同“帝国特惠制”一样，必然会走向衰落。
中国应对贸易战的国际法依据和措施
特朗普政府在实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时频频加码，从多个方面对中国施压，本质上是一个改变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基本规则的过程。由于美国当前整体实力的优势、美国处于经济长周期相对有利的位置、减税与放松管制等短期刺激政策以及美国在全球舆论场占据的话语权优势，中国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美国可以使用和透支的资源在总体上仍然有限，经济全球化作为市场经济内生的固有基础不会完全满足特朗普政府的需求而发生改变，美国的施压政策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充满考验和挑战的机会窗口。[70]
虽然美墨加协定（USMCA）是美国企图架空WTO、建立排他性和替代性国际贸易秩序的产物，但是USMCA是以TPP文本为蓝本建立的。[71]中国仍然可以以规则为基础积极应对，提出中国在WTO改革中的方案。2013年，TPP谈判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在争取加入谈判未果的情况下，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标当时的TPP文本标准，在投资、服务贸易、货物贸易、金融等领域进行更为主动地改革开放。这些改革成果成为中国参与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基础。对于国有企业、劳工、数字贸易等条款，可以通过管理例外的规定，逐渐接受。当年入世的工作组报告中就有对国有企业的专门规定，国有企业基于商业考虑参与竞争也是中国当初的承诺。[72]
“毒丸”条款是特朗普政府试图实现孤立中国的手段之一，中国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应对。一方面，中方应加强论证的专业性和逻辑性。国内媒体关于中美贸易战的社论和一些专家的简单解说，也许可以影响不明真相群众的观点，但是对在国际社会上阐述中国的立场观点，反驳美国的逻辑，并被国际社会认同，毫无帮助。[73]中国政府在面对美国针对中国的不实报告和无端指控时，应当组织国内智库和高校的贸易专家，撰写严谨的研究报告，以“白皮书”等官方文件表达中方立场和态度，并翻译成英文在国际社会上广而告之；[74]另一方面，中国应结合国内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加大国内有效供给不足领域产业的对外开放。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直与相关国家进行完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截至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164个成员国中，只有80多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占中国进出口总额45%的前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没有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不利于中国应对和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美欧日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在电信业务、保险、银行、音像、教育行业等方面没有完全兑现“入世”承诺，向外资放开准入。[75]中国落实对外开放举措，有双重必要性：一是吸引外国投资，提振经济活力；二是做大利益共同体，形成国际性的统一战线。当前在对外开放中，存在突出的“进门容易经营难”的现象，要切实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国家层面的协调统筹，克服部门利益的掣肘，通过主动对外开放赢得改革开放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走向全方位开放。[76]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于2018年10月14日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我们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77]“竞争中性”原则最早由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其目的在于确保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平等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后来将“竞争中性”原则发展为：在国企与非国企并存的情况下，确保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间的联系不给国有企业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78]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第17章对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环境经营做出详细规定，试图全面解决国有企业商业活动问题，即国有企业同私营企业在国际贸易与投资方面的竞争，并对国有企业竞争中性进行了规定。[79]另外，美墨加协定（USMCA）在第22章——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中规定了关于竞争中立的条款，如第22.11条技术合作的（b）项要求缔约方应当同意分享包括竞争中立规则在内的以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最优做法的信息。[80]第22.5条第2款也有关于监管中立规则的约定：“每一缔约方应当确保缔约方设立或维持的监管国有企业的任何行政机构，以公正的方式对由其监管的企业，包括非国有企业，行使监管裁量权。”[81]然而，竞争中立的实体内容或核心原则至今还没有在国际经济或贸易协定中形成一个对国有企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
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公平竞争体系，关键是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的具体要求。现有国际上某些国企竞争规则的制定过于偏重限制国企，在有些方面矫枉过正，甚至在某些国家出现有针对性地限制特定国家国企的现象。例如，欧美一些政府对跨国收购和经营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实施歧视性政策，采取了“将企业行为政府化”（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市场行为视为政府行为）和“视所有权同一化”（将所有的中国国企都视为同一家企业）。这种看法和随之衍生的政策，可能构成中国企业走出海外经营的体系性障碍，偏离了“竞争中性”的标准。[82]因此，在制定有关规则的过程中，制定机构应强调政府对不同企业的公平对待。另外，政府在按照“竞争中性”原则监管企业的同时，不能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行歧视。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法的规范本质是“所有制中性”，其规范对象是政府行为，不允许各成员政府专门针对其他成员的特定所有制的企业采取歧视措施。[83]我国要真正实现国企的“竞争中性”，一方面要在电信、电力、铁路、能源等领域，采取明确行动向民企和外企开放，允许各类企业获得公平的准入资格；另一方面要淡化国企的行政色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推动国企管理层的“职业化、市场化”。[84]
以1947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基础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至今，为世界贸易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框架。从工业革命以前到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家之间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出现，贸易壁垒逐渐减少，贸易摩擦能够得到有效协商和解决，世界贸易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世界贸易增长率相较以前增长200多倍。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全球贫富差距局部拉大的背景下，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中的问题逐渐暴露。例如，由于WTO成员众多，成员国在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过程中难以达成共识。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抬头，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外日益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各国利益分歧逐步显现，多边议题推进放缓。作为曾经任职8年的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曾表示，治理全球化唯一有效和公平的做法是多边参与，尽管它有时是耗时的、痛苦的、复杂的。这是因为需要多方坐下来讨论协商。但是，从长期看，多边赢家的价值远高于双边赢家的价值。多边协作可以通过区域或双边的协作进行补充完善，但是不应该以双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这将走倒退之路，也不是正确的选择。[85]
针对当前的贸易冲突，世贸组织副总干事艾伦·沃尔夫（Alan Wm. Wolff）提出了八项命题提议，[86]指出任何单边行动不可能缔造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一些区域性协定可能对经济和体系带来好处，例如TPP、TTIP等，但同样会对未来多边层面的改革形成障碍。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基石。[87]目前许多规则都是几十年前谈判达成，然而当前世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贸易模式转型、贸易措施发生急剧变化。在管理贸易冲突方面，最好的方式不是报复和反报复，而是需要更新国际贸易体系规则，以使所采取的措施能够被规则囊括。[88]在地缘政治中，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有效管控。中美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国际规则。[89]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会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行为准则产生调整的压力。但是这种调整和变革必须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进行。[90]WTO作为国际经贸领域最重要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多边规则体系必须得到维护。WTO的缺陷应该通过新的谈判加以弥补，而不能在完成新一轮WTO谈判之前，用单边、双边甚至地区性的解决办法代替WTO的解决办法，事实上瓦解WTO机制。否则，国际贸易体系将处于失序状态。[91]
对于中美贸易战，中方采取了中美双边谈判与WTO磋商和争端解决机构（DSB）解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92]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响，中美是否会重开谈判不得而知。但是，中美贸易代表团进行的双边谈判，如何尽可能把博弈导入WTO框架内，让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中美贸易战中发挥稳定的平衡作用，对于消除贸易战的影响，维护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具有现实意义。[9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委会主席容克于2018年7月25日在华盛顿会晤后宣布，美欧双方就致力于消除关税和贸易壁垒达成一致，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关系，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此外，双方还将努力在服务贸易、化工、医药产品以及大豆等领域减少贸易壁垒并增加贸易量。[94]“无关税、无壁垒和无补贴”的“三无”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脱离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来空谈自由贸易，反映的是“丛林法则”而非公平原则。因此，中国必须坚定维护多边体制，以开放、平等的方式与各国结成经贸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多边体制的协商与改革，最大限度赢取其他国家的信任，削弱美国霸权，减小特朗普通过美欧以及欧日自由贸易协定削弱和割裂多边贸易体制的可能。[95]
我国可以建立自由贸易统一战线，通过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开放国内市场的策略，加大开放的力度和深度，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起更为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布了中国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中国推出众多对外开放措施，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强化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等。[96]尤其是要逐步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降低关税壁垒，加快金融服务业开放进程，尽快与国际接轨。
寻求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农产品、资源能源类产品、技术类产品方面都应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以农产品为例，我国是世界大豆第一大进口国，占世界大豆总进口量的60%以上，其中从美国进口的大豆约占我国大豆进口总量的35%。[97]如今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我国政府可以大幅度降低从美国进口大豆为战略性条件，在后期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中赢得主动性，但前提是不对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和农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既要通过寻找并鼓励使用替代产品来影响居民对大豆的消费需求，又要培育新的大豆进口来源国，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资源禀赋优势主动推进东亚、东南亚经济合作，营造稳定的睦邻经贸环境。另外，对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在加快推动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应寻求替代国或者自主研发。
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关系，需要给其他国家以预期，尤其是中国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时，只有维护多边体制，维护国际法治，才能给世界其他贸易伙伴提供预期，这样其他国家也容易接受中国释放出的合作意愿。[98]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主要是以政策为基础，通过项目执行和推动政策。项目的执行是由相关国家政府间以签订备忘录等形式进行，参与的企业需签订合同，并在必要时与政府签订协议。以项目作为切入点的国际合作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各参与国政策上的支持和协调，亦需各国法律上和行政层面的配合。当“一带一路”沿线国之上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时，各国各自修改和制定的法律法规必然会有差异、冲突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构建“一带一路”多边规则。首先，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需要具有法律拘束力文件的规范；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其他国际规范，这些国际规范仅适用于其所规范的经济领域和事项，无法适用到“一带一路”项目。这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有必要相互签订关于待遇标准的协议，确保不会违反其他条约下的义务，此任务很难由相互不紧密衔接的备忘录等完成；最后，特朗普政府废止已签署的协议，拒不遵守多边组织的规则，严重威胁了以“条约必须信守”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权威性和多边规则的法律拘束力。与美国退出多边机制相比，[99]中国构建一套适合“一带一路”的多边规则不仅可以彰显对全球化和多边机制的实质性支持，证明各国对“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的坚持，而且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切实需要。[100]
在新工业革命变革的时代，全球分工从产业间向产业内及产品内演变，世界各国从传统的产业分工演变为价值链的合作，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投资贸易自由化共同推动世界各国深化开放合作。但是，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美国试图绕开WTO规则标准，同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谋划构建全球经贸合作新规则、新标准和新体系，WTO面临着如何改善争端解决机制（DSB）、解决全球经贸合作的不平衡问题、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问题、提高成员谈判决策效率的问题等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推动WTO改革方面需要有清晰定位，促使自身在WTO改革过程中能够切实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促进世界各国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进一步积极推动WTO改革创新和变革。[101]同时，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对外投资，使“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与全球化的趋势高度吻合，既可以满足沿线国的需要，又能符合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在坚持风险可控的原则的前提下使收益最大化，建立国别风险评估评价体系，巩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结语
中美贸易战受制于世界政经局势、社会意识形态和中美关系的演化。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实质上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反映的是美国致力于改变现有国际贸易、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政策。中国有妥协也有斗争，总体上是化压力为动力，走向更加开放。[102]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经济体，两国的经贸关系不仅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也会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面对中美贸易战，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努力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正常关系的实现，归根结底要靠中国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暴露了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103]我们只有意识到短板才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和技术创新，同时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自身权利、提出中国诉求，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建。
注释
[1]“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原因的描述，认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后来这一概念被广泛推广和应用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即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该理论用来描述和揭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现象。
[2]参见《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3、4项。
[3]王悦：《“一带一路”助推中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法制与社会》，2018年5月刊（下），第118页。
[4]《中美贸易战，一起梳理来龙去脉！》，百家号，2018年3月2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6140714871523418&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18年4月16日。
[5]楚树龙、周兰君：《特朗普政府外交特性及其对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
[6]Dan Prud' homme, Max von Zedtwitz, Joachim Jan Treaen, Martin Bader,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ies: Workings in China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Sept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18.05.022.
[7]王玫黎、武俊松：《中美贸易摩擦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防范》，《人民法治》，2018年第10期，第55页。
[8]王江雨：《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冲突是宿命吗？》，《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第3页。
[9]《外交部：美国官员对中方“通过民用核合作获得美技术”的指责毫无根据》，新华网，2018年7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7/20/c_137336620.htm，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7日。
[10]《外交部：中方为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尽了最大努力》，新华网，2018年7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7/19/c_1123151296.htm，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6日。
[11]《美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我外交部和国防部齐发声》，东方网，2018年10月3日，http://news.eastday.com/w/20181003/u1ai11868149.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6日。
[12]朱颖：《中美贸易战扩散到政治对抗》，2018年10月4日，http://www.uzbzw.com/mon/keji/20181004/49644.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3日。
[13]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中美贸易顺差为创纪录的2758亿美元，而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为3759亿美元。中美统计差异的原因包括统计方法、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方面认为，现行的统计方法不适用于全球化生产时代。此外，贸易差额也与美方高技术对华出口管制有关。参见赵广彬：《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影响》，https://www.pwccn.com/zh/research-and-insights/publications/china-us-trade.pdf，访问日期：2018年9月5日。
[14]《中美经贸摩擦第一阶段盘点：11张数据图读懂局面》，百度新闻，2018年10月1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002258866911878&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0日。
[15]李文：《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的深层客观原因》，《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8月下（总第152期），第21页。
[16]Peter Navarro, 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and How They Can Be Won, FT Press, 2007; Glenn Hubbard and Peter Navarro, Seeds of Destruction: Why the Path to Economic Ruin Runs Through Washington, and How to Reclaim American Prosperity,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1, pp. 106-124.
[17]任泽平：《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本质、应对和未来沙盘推演》，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xODAzMQ==&mid=2652677688&idx=1&sn=fa0674173e5d8f5c7071f2f73700ff38&chksm=bd4011188a37980ea3da3c03fd0b39b7bff687f5422c85fdf5270693dab32ad15c619440cd03&mpshare=1&scene=1&srcid=0918IlLV2DxC17cKK94xDkkt&pass_ticket=McdPOie8KGZrtUQBpg5r3c7Eu%2F%2BG0VSJtsOzPEbMUaWTTeOFL0QBtBXun3Lq3HYi#rd，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日。
[18]《社科院专家：解读中美贸易战的演进脉络》，2018年4月4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1,20180404853142249.html，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9]孟亮、梁莹莹：《中美贸易争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多阶段动态博弈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18年9月第32卷第9期，第92页。
[20]Mark Wu, "The 'China Inc.' Challenge to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Harva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 57(2), pp. 262-324.
[21]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June 2018.
[22]韩立余：《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贸易战？》，2018年10月13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k2NTU4NA==&mid=2247483669&idx=1&sn=2ae987cf4a46b3ffb48394e1741ecade&chksm=f981912acef6183c525a5ee6a5afdffdc7180f0285142d9e3690851b7a5baec0ba2e972beed2&mpshare=1&scene=1&srcid=1015MTRyG6eLdHdEfRJpBHTM&pass_ticket=mg6i3pjK9TJS5ZLeX8HATWxf4yZ7w4J9inqnFtWbTC6L1MkjPDAo9e%2B3uu0rFyB4#rd，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5日。
[23]《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2018年3月5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8lh/2018zfgzbg/mobile.htm，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7日。
[24]缓缓君：《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2018年6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A2NTc3MQ==&mid=2669174203&idx=1&sn=620b657cb7a8bae748678982b0c65904&chksm=f0f1ebffc78662e96dc04ead7f80d3cb50a65edaac58fd2b9b591900cb44ff6112a667a8a63a&scene=21#wechat_redirect，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日。
[25]《社科院专家：解读中美贸易战的演进脉络》，2018年4月4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1,20180404853142249.html，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6]《专家学者聚南开研讨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4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ODAyODAzNA==&mid=2648767196&idx=2&sn=39137962616cfe7a260fee30eaf1a17b&chksm=f04c6131c73be8278e47a4e60403c3e77a21c418c97ba69e5d40a74cfae3490b5af3dda68b96&mpshare=1&scene=23&srcid=04115JJjeLfHvx7G8rLe4cWf#rd，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7]王玫黎、武俊松：《中美贸易摩擦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防范》，《人民法治》，2018年第10期，第55页。
[28]赵晓、任泽平：《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板块级冲撞与中国出路》，2018年7月7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Q0MDQ0Nw==&mid=2652935178&idx=1&sn=94190070056d77434e7c02bae2692be2&chksm=8496869ab3e10f8c209327392fedb0850f692aef0c8aab226141bdf01a67f703060d500eddc0&mpshare=1&scene=1&srcid=10026s9QElycZZn2jjOBWSrZ&pass_ticket=GDJ5YFTdPGM%2B68MkiRpYIHdnvZgvJ72wv7b74YsS5mvsgnWr1n%2B8asX9Wl7D3mvM#rd，访问日期：2018年10月4日。
[29][33]USMCA Article 32.10.4: Entry by any Party into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a non-market country, shall allow the other Parties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on six-month notice and replace this Agreement with an agreement as between them (bilateral agreement).
[30]《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6点标准》，华府网，2018年4月17日，http://www.chineseindc.com/article-104216-1.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2日。
[31]USMCA Article 32.10.1:At least 3 months prior to commencing negotiations, a Party shall inform the other Parties of its intention to commence free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with a non-market country. For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a non-market country is a country that 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of this agreement at least one Party has determined to be a non-market economy for purposes of its trade remedy laws and is a country with which no Party ha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32]USMCA Article 32.10.3: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no later than 30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signature, that Party shall provide the other Partie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full text of the agreement, including any annexes and side instruments, in order for the Parties to be able to review the agreement and assess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his Agreement. If the Party involved requests that the text be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the other Parties shall maintain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e text.
[34]《美墨加贸易协定：又一次针对中国的降维打击？》，观察者网，2018年10月3日，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349695889798144112%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访问日期：2018年10月4日。
[35]United States – Measures Related to Price Comparison Methodolgies, WTO Doc. WT/DS515/1, G/L/1169 (adopted on December 15, 2016) and European Union – Measures Related to Price Comparison Methodologies, WTO Doc. WT/DS516/1, G/L/1170 (adopted on December 15, 2016).
[36]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5.(a)(ii): The importing WTO Member may use a methodology that is not based on a strict comparison with domestic prices or costs in China if the producers under investigation cannot clearly show that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s prevail in the industry producing the like product with regard to manufactur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that product.In any event, the provisions of subparagraph (a)(ii) shall expire 15 years after the date of accession.
[37][38]柯静：《国际所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美墨加三边协议’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研讨会》，2018年10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c1OTU4MA==&mid=2247486093&idx=1&sn=4e98a1fc77695a4727e5dc71e99cefc5&chksm=96cbc03ea1bc4928dc7af8b696d78adc58a63757902f965834d0c6ec3545efe121f7481e26d0&mpshare=1&scene=1&srcid=&pass_ticket=108npLOydUiRHKTYZWPXXMXzhJ9mRUCOqQdT0%2F1QFrRzruc5g5uD0uuy93rY8xHv#rd，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0日。
[39]James J. Nedumpara & Weihuan Zhou (eds), Non-market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The Special Case of China, Springer, 2018.
[40]欧阳萍：《从关税改革看英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学海》，2011年第5期，第167页。
[41]董国辉：《〈罗加——朗西曼条约〉的签署及其评价》，《史学集刊》，2013年9月第5期，第77页。
[42]1932年7月至8月，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爱尔兰、纽芬兰、印度和南罗德西亚等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了一次帝国经济会议，史称“渥太华会议”。与会国共签订了12份双边贸易协议，正式建立起了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制度，即“帝国特惠制”。
[43][44]孙莹：《历史学派帝国特惠思想和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学海》，2018年第2期，第158～164页。
[45]倪宏忠：《1932年渥太华会议前后英美在加拿大的经济博弈》，《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9月第29卷第9期，第105页。
[46]CAB 24/ 234. Imperial Economic Conference at Ottawa, 1932. United Kingdom- Canadian Agreement.
[47]刘楠：《1921～1939年英苏外交关系研究》，2013年4月15日，http://kreader.cnki.net/Kreader/CatalogViewPage.aspx?dbCode=cdmd&filename=1013236850.nh&tablename=CMFD201402&compose=&first=1&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kVWEyZnAyYk9OYzNqbXVTaVhyYmxYWUZn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2日。
[48]欧阳萍：《从关税改革看英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学海》，2011年第5期，第170页。
[49]胡天阳：《20世纪30年代英国“帝国特惠制”探析》，2013年4月，http://www.docin.com/p-783747473.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4日。
[50]尚彦军：《经济援助的力量——评英帝国特惠制衰败过程中的一个外在因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增刊《世界历史研究》，第196页。
[51]William B. Kelly, "Antecedents of Present Commercial Policy", in William B. Kelly, Jr. (ed), Studies in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Polic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 64.
[52]萨本仁：《评邱吉尔到希思的欧洲联合的构想与实践》，《史学月刊》，1986年第3期，第93页。
[53]赵柯：《试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欧洲研究》，2014年第4期，第72页。
[54]《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讨论建议》中针对特惠制的三项条款内容包括：第一，英国与其自治领的现有协定不应阻碍对特惠关税的调整；第二，降低和削减特惠关税；第三，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提高特惠水平或增加特惠内容。
[55]沈逸：《中美贸易战观察（四）：毒丸计划神似帝国特惠制，表面强势难掩霸权颓势》，2018年10月8日，https://m.guancha.cn/ShenYi/2018_10_08_474682.shtml?s=fwrphbios&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3日。
[56]徐煜：《论一战后英国与自治领关系的变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月第26卷第1期，第123页。
[57]舒建中：《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与美国对外政策》，《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第33页。
[58]莫洛托夫计划（Molotov Plan）是指1947年苏联为了防止东欧“离苏倾向”，加强与东欧经济联系，援助东欧经济发展而与东欧各国签订的经济协议总称。1947年7～8月，苏联分别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以此来抵制和反击“马歇尔计划”。
[59]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协定。英国经济在二战中遭到严重削弱,传统的以英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难以维持。1944年，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国家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内容包括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国际货币事务进行磋商，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融资支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取消经常账户交易的外汇管制等。
[60]叶桢：《以史为鉴：冷战时期的大国经济博弈》，2018年10月19日，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2035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1日。
[61]易宪容：《中美贸易冲突的理论反思及未来展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8月下（总第152期），第80页。
[62]《与世界携手共赢——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新华网，2018年7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7/23/c_1123165927.htm，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7日。
[63]《中美贸易战：挑战和机遇》，《学习时报》，http://inews.ifeng.com/59573313/news.shtml，访问日期：2018年8月25日。
[64]沈建光：《中美贸易战演化路径与前景分析》，《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https://mp.weixin.qq.com/s/FWTph4JvPwwb_U4Ux619mw，访问日期：2018年8月7日。
[65]［美］杰弗瑞·斯考特：《美墨加协议：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倒退》，2018年10月19日，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mexico-canada-and-united-states-step-backwards-trade-and，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1日。
[66]根据美墨加协议规定，一辆轿车或卡车要免税进口，必须有75%的零部件由北美地区生产。这一比率现在是62.5%。另外，70%的钢和铝也必须由北美地区生产。每一辆轿车或卡车40%的零部件必须由每小时工资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制造，这被视为抑制企业向墨西哥转移汽车组装线。所以，汽车生产商只能选择服从该协议的新规定或放弃地区关税优惠。轿车生产商很有可能选择后者，因为他们依然可以使用产自世界任何一国的零部件，并且只需支付较低的最惠国待遇（MFN）关税（2.5%），而无需重新调整其零部件供应链。卡车生产商则截然相反，因为美国对卡车征收25%的最惠国待遇关税。
[67]《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面临输掉贸易战的危险》，https://m.guancha.cn/SiDiGeLiCi/2018_08_02_466563.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访问日期：2018年8月8日。
[68]《对华出口大跌！美8月贸易逆差逼近历史最高，特朗普又怒了：加息导致逆差增加》，搜狐财经，2018年9月28日，http://www.sohu.com/a/256686826_557006，访问时间：2018年10月3日。
[69]《美经济学家：贸易战美国一定输，但特朗普可能赢》，观察者网，2018年8月2日，http://news.sina.com.cn/w/2018-08-02/doc-ihhehtqf2800925.s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7日。
[70]沈逸：《中美贸易战观察（四）：毒丸计划神似帝国特惠制，表面强势难掩霸权颓势》，2018年10月8日，https://m.guancha.cn/ShenYi/2018_10_08_474682.shtml?s=fwrphbios&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3日。
[71][72]贺小勇：《WTO视角下的USMCA》，2018年10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ODM1OTcyMA==&mid=2247484415&idx=1&sn=e611ef08838a32fdfda6a2140d88144a&chksm=97eaf138a09d782e911928800f0c01ddb3ea9c7975cf8af6b2baa0c94a229477259fce0e69ec&mpshare=1&scene=1&srcid=1003QUB0j1Y4S9yxdJWVeSSN&pass_ticket=vfQuAYusQMhsYCz0dgJzgo1VKYXwQIS47m0UXZqcyvdEv7B6MnLmAO7tcgW0RSYb#rd，访问日期：2018年10月4日。
[73]邢予青：《中美贸易战的辩论：美国先胜一筹》，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78379?adchannelID=&full=y&archive=，访问日期：2018年7月17日。
[74]占豪：《中国这招高明，贸易摩擦白皮书有六大作用，给美国只留一条活路！》，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M3MzQzOA==&mid=2651743193&idx=3&sn=073bf05045da01f2aa08a5770c9c4145&chksm=8b4bdc08bc3c551ee284495f6e14fa79189fa9786c38cd99d5b017323fb1fa482eacfbfd0308&mpshare=1&scene=1&srcid=0926dO15tmsoOMWAulxqeJS7&pass_ticket=McdPOie8KGZrtUQBpg5r3c7Eu%2F%2BG0VSJtsOzPEbMUaWTTeOFL0QBtBXun3Lq3HYi#rd，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日。
[75]小微群众：《“毒丸”条款有多毒？》，2018年10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Tg0NjA5Mg==&mid=2247484380&idx=1&sn=5c30fb0003201c45e48f546d96d436d8&chksm=f96c307fce1bb9695e05bd90ca6cdf99bd5011cbc0f2209076e49db8c8173b943ae22af19e52&mpshare=1&scene=1&srcid=1014SXvxiV6rKN6bzOtNhMUn&pass_ticket=89kJg5gYWCBaBon7%2B%2FjucwbAwvybTVjAmIZJ8mrjjTzPhYIrwL8lSTMDVx2T%2FgPe#rd，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4日。
[76]俞建拖、卢迈：《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与中国的应对》，2018年9月11日，http://www.sohu.com/a/253165244_611499，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4日。
[77]《易纲行长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答问》，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10月14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643836/index.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5日。
[78]《重要：评易纲首次对国企竞争中性原则表态》，国际经贸在线，2018年10月15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81015/16528101_0.s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5日。
[79]《TPP协议的五大要点》，环球网，2015年11月6日，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11/7928511.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0日。
[80]USMCA Article 22.11: The Parties shall, where appropriate and subject to available resources, engage in mutually agreed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b) sharing best practices on policy approaches to ensure a level playing field between state-owned and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policie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neutrality.
[81]USMCA Article 22.5.2: Each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any administrative body that the Party establishes or maintains that regulate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exercises its regulatory discretion in an impartial manner with respect to enterprises that it regulates, including enterprises that are no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82]王江雨：《权力转移、模式之争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第3～17页。
[83]《重要：评易纲首次对国企竞争中性原则表态》，国际经贸在线，2018年10月15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81015/16528101_0.s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5日。
[84]刘胜军：《国企与民企关系之争一锤定音：竞争中性》，2018年10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8-10-16/doc-ifxeuwws4906080.s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7日。
[85]刘思悦：《在贸易谈判上，日本为何与美国“作对”？》，http://m.haiwainet.cn/middle/3542940/2018/0810/content_31372962_1.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访问日期：2018年9月5日。
[86][美]艾伦·沃尔夫（Alan Wm. Wolff）提出的八项命题提议是：（1）文明（Civilization）必需基于法治，可持续的贸易关系需要以遵守规则和承诺作为根基；（2）自律是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首要方式；（3）自律一般能够被贯彻实施，但却并不总是如此；（4）通过多边协定营造一个和平、积极的世界商业环境；（5）为了全球和各国的经济福祉，营造一个积极的全球商业环境，这符合所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符合所有公司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而这需要对当前的体系进行投入；（6）有效管理国际贸易体系需要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规则制定（立法职能）、争端解决（一种可以诉诸调解和裁决的协商程序）和执行机制；（7）维持当前贸易体系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这需要领导力；（8）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
[87]崔晓静、丁颖：《WTO非歧视原则在国际税法领域的适用——评阿根廷金融服务案》，《国际税收》，2016年1月，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c3df6fa2107439c8318947a18e7f9386.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4日。
[88][89]［美］艾伦·沃尔夫（Alan Wm. Wolff，现为世贸组织（WTO）副总干事）：《冲突时代的法治》，彭德雷编译，https://mp.weixin.qq.com/s/9aXiJHTrC0xjgQcuPeN1OA，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4日。
[90][91][92][93]余永定：《贸易冲突或成常态中国如何应对？》，https://mp.weixin.qq.com/s/okNdqxqKlaVO4718u4ju-g，访问日期：2018年8月6日。
[94]《初步贸易协议致力于零关税、零壁垒美欧后续谈判变数犹存》，《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7月27日，https://finance.qq.com/a/20180727/012684.htm，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4日。
[95]王晋斌：《特朗普为何强推“三无”自贸政策？跳出“贸易战”来看清楚》，https://mp.weixin.qq.com/s/1KzkkRyM8nx4qbYZs8an6Q，访问日期：2018年8月8日。
[96]张长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4月24日，第5版。
[97]魏浩：《中国反制美国大豆进口的应对战略与启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8月下（总第152期），第34页。
[98]彭德雷：《十问中美贸易战》，https://mp.weixin.qq.com/s/i6aAKyk7SVAT4mnhw9eMgA，访问日期：2018年7月16日。
[99]于恩锋：《特朗普冲击与美元同欧元货币竞争》，《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4期。
[100]王贵国：《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第25～32页。
[101]《WTO改革发展新动向及中国的战略定位》，全球技术地图，2018年10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ExNDY1NQ==&mid=2651534155&idx=1&sn=5e69ab6fa7b30e44f5393359d3c97ea0&chksm=f18240bbc6f5c9add1a5f4c062599ffbf6589f5696abd17551728c2fcbb85699cbe605406dfd&mpshare=1&scene=1&srcid=1012Nta86qcFqCPi0JYKdF8y&pass_ticket=lSRFdxbC32KTt0ctQ2PVHUR8H2%2FQ%2FFKaPCGvEPGkD3qGzh3AfGab%2BIjIyzeHKpTG#rd，访问日期：2018年10月14日。
[102][103]任泽平：《中美贸易战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https://mp.weixin.qq.com/s/NyQycKJeF4jcJTpdrY1J-w，访问日期：2018年8月18日。
责 编／马冰莹
The "Thucydides" Logic and Containment and Anti-containment Through Rule-making
—The Underlying Reason Behind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
Shen Wei
Abstract: The Sino-US trade war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power and influenc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cline of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based 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e-globalization. The Sino-US trade war reflects the logic of containment and anti-containment of the Thucydides Trap. The United States is good at maneuvering rules to legitimize its unlawful and unreasonable demands when it sanctions other countries and deals with their countermeasures. In the Sino-US trade war,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restrict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companie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but also intends to exclude China from the free trade system with the "non-market economy" clause in the 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thus encircling and containing China by means of rule-making.
Keywords: Sino-US trade war, imperial preferential system, 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poison pill clause
【作者简介】
沈伟，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和国际经济法。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秩序是如何形成的——法律、市场和全球化》《Rethinking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A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