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这并不是一个宁静愉悦、让人们沉浸于玫瑰色梦想的温馨时代，而是一个冲突迭出、风险四伏的变革时代。逆全球化的经济态势、后冷战的对峙格局、风险社会的广泛延展构成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基本挑战和宏大命题，而所有这些命题都可以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到其时空位置和相关关系。观察世界秩序的演变逻辑，国际社会可以被描述为长期经历着伦理与实力交互主导的波浪行进、理想与现实之间替代呈示的螺旋演化。就中国而言，要旨在于抓住中美关系这个纲举目张的枢纽，秉持谦和大度的交往心态，在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方面稳健发展，通过自身的持续向好发展来促动世界格局的再全球化。
【关键词】逆全球化 后冷战格局 全球风险社会 再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1.003
2018年的世界格局可以用“云诡波谲”来形容。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使得人们对于世界所处的状况充满疑惑。而各种现象之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的系列举措。[1]美国不仅宣布退出数个重要的多边国际机制[2]，而且在2018年反复宣布对中国施以高关税，并对中国的外贸方式和生产政策提出诸多怀疑和指责[3]。所以，学者们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忧虑。[4]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律？又应当如何研判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显然是学术界都广泛关心和密切关注的问题。本文拟结合国际关系的历史事件和基本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简洁的展开。
世界格局的基本研判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不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思想暗潮涌动，而且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政治博弈风起云涌。一系列重大挑战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注定不会是平和愉悦的“岁月静好”：不是像19世纪末期的欧洲那样，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制度构建，人们沉浸于人类无所不能、和平的阳光将永远照耀世界的玫瑰色梦幻之中；而是展现出一幅冲突迭起、风险四伏的景象，将国际关系推向一个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
全球化进程受阻。我们正经历着一个逆全球化的世界变局。如果说全球化意味着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方面在全球的维度内进行更为自由的流动，从而产生全球效果的话，那么，逆全球化就是对这样一种趋势的反向推动。具体表现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揭示。
第一，开全球化的倒车。主要表现为对于多边主义国际关系处理方式的放弃以及对于单边主义的热情。[5]比如，在以往已经进行经济贸易自由流动的世界市场加入一些拦截因素，使这个市场变得不再自由。其中包括设置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由此回到原来关税较高、整个经济因素流动受到很多遏制的时代。再比如，在相当长时间内，邮政相对自由的流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通行惯例，但是到了21世纪，有的国家对这种安排产生了怀疑，进而建议改变原有的付费方式和结构。
第二，对全球化予以减速，放弃一些全球化的努力。例如，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人权领域、海洋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突出的全球治理成就，但是一些主要大国退出这些领域，全球性努力由此失去动力。
第三，对全球化的先前努力进行转向，即主导全球化的行为体在行为方向和方式上发生改变。例如，原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大量的经济合作，转变为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大范围的跨区域合作转变为小范围的合作；跨区域合作转变为区域内合作。
第四，全球化的原有主张者从多边主义转为单边主义，从开放转为保守。主要体现为那些本来对于全球化采取积极应对、积极引领方式的国家和组织，开始唱衰全球化，进而对全球化的现状和未来持较为消极的态度，甚至出现了被很多人视为“退群”的方式：某些国家曾经是全球化的积极促动者，现在则对全球化安排产生不同的认识，或者采取与原来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是英国退出欧洲联盟，美国主张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一系列条约。
后冷战对峙明显。人类正处在一个后冷战的世界之中。这里的“后冷战世界”，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予以界定。
首先，冷战已经终结。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1年，持续了40多年的美苏两个大国集团之间的冷战状态告一段落。[6]冷战期间的两极争霸、整体对峙和局部热战的情况消失，代之以一种相对和平的局面。
其次，虽然冷战结束，然而意识形态这个作为冷战基础的国家间对立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7]如果深入探究美国与西方诸国对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就不难理解，虽然冷战的阴云退去，但是冷战的气候并没有彻底离开我们的世界，基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心理隔阂仍未去除。特别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异己的体系，共产党领导对于它们来说很难理解和接受。
再次，大国之间的对立和纷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尤为明显和剧烈，对于西方大国而言，它们很可能并不直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批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从包括市场经济、人权、民主等方面予以批评、嘲讽，在它们认为必要的时候，甚至予以干涉、打压。[8]
最后，冷战思维很多时候会通过文明冲突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很多时候会转化为基于文化的对立，进而通过武力、政治、经济等手段表达相关国家格格不入的文化心理，表达这种国家之间彼此的不接受和不认同。[9]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主动性可能更强，它们的进攻性也会表达得更为明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中国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接受还是不接受，都自然而然地处于“被冷战”的状态。[10]
不确定因素增加。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世界之中。虽然自古以来风险就存在，但是当今社会如此复杂多样的风险是以往的人类从未经历的。在20世纪的后期，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1]就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12]这个概念强调社会事务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至今尚有很大的启示。[13]当今社会的风险就有可能由三个方面引发。第一，自然风险，由于火山、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而导致的风险。自然界的风险时常会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突发情况经常作为不可抗力而改变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第二，技术风险，由于人类行为，如在军事行动中使用技术、金融交易、互联网病毒等引致的风险。[14]第三，决策风险，由于政府决策而引致的风险，其中包括为应对风险而产生的新风险。自21世纪启幕以来，我们经常会把一些状况称为“黑天鹅事件”，其中就包括很多国家未能预料到的英国脱欧、美国退出一系列多边安排的境况。由此，全世界都处在一种对于未来不完全确定、对于前景很难预期的状况。可预期性是人生活的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确定性的欠缺就难免使人们陷入对于现实的焦虑，以及对于那些不知未来会不会发生的事件的进一步焦虑之中。
时代演变的逻辑分析
当今的伟大时代虽然看起来对立和斗争紧张激烈，各种矛盾冲突错综复杂；但是如果我们细致冷静地分析，就不难看出，其实每一条线都有其历史渊源、时代情境，表面上的繁复杂芜并非真的混沌混乱，而是有其各自的发展规律和必然性。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的自然延展。如果在一个以500年为维度的历史区间内观察国际格局，那么当今的全球化境况适于被看成一个波浪曲线中的部分。也就是说，从西方的大航海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关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起伏变化。如果将15～17世纪的大航海、海上贸易视为第一轮全球化的话，那么这轮以贸易和掠夺为核心的全球化在美洲独立革命的推进下进入终点。而第二轮全球化则在工业化大幅度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出一种以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为标志的新局面。进而，以全球分工和资本渗透为特征的全球工业体系，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残酷的经济、政治、军事措施而烟消云散。在世界各国反思以往的战争、斗争教训之后，基于冷战期间的经历，国际社会又一度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调动经济因素，形成第三轮全球化的新格局。这轮全球化大体上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理论内核，以资本、商品、科技、互联网各方面的因素全球流动为特征。这轮全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增进了全球的繁荣，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发展的不公平，对于弱势群体盘剥较为严重，甚至导致了财富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境况。[15]加之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甚嚣尘上，梦想着“历史的终结”，这显然超越了客观现实。因而，这轮全球化是存在着一些先天性缺陷的。[16]审视这种全球化，对这种全球化进行重整，是一种必然趋势和明智选择，唯一的差别在于何时、何地、由谁来调整这种全球化。[17]
据此可知，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逆全球化并不是严重到不可克服的危机，而是一个在各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充分研讨之下有可能妥善解决并逐渐改善的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世界事务经历了几百年的淘洗历练，各国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积累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有理由相信他们是有可能理性、妥善地处理好本次逆全球化状况的。
后冷战意识形态冲突历史根源深刻。后冷战格局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回顾19世纪的历史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传统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就已经对共产主义呈现出非常强烈的恐惧。所以，欧洲各国政府才会采取各种手段对共产主义进行封锁和围堵。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对苏联、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甚至利比亚、叙利亚）采取的诸多行动，其实也无非是19世纪那些应付手段的变形或升级，并没有什么新的立意。因而，可以说，冷战的出现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延伸。[18]既然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消亡，那么冷战时期存在的对立情绪和对立方式就会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冷战的思想根源并没有被真正挖掉。一些国家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那些崇奉资本主义信条的国家，所不乐于接受的事实。因而，它们会高举“民主和平”的旗帜[19]，进而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去遏制非属西方阵营的国家的发展。美苏争霸结束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并没有冰融雪消。[20]而且当美苏争霸告以终结时，中国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地走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很多西方大国的眼中钉、肉中刺。与此同时，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国家之间的争斗会体现得更为深刻和复杂。如果说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的、处于上升势头的大国都必然会面临着处于控制地位的大国（也就是顶级大国）的忌惮甚至遏制的话，那么意识形态的差异显然会增加这种忌惮和遏制的烈度。因而，中国在上升之路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意识形态和大国上升的维度考量，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后冷战时代并不是一个全球高唱《欢乐颂》的美好时代，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深刻存在的艰难时代，是一个以文明冲突、社会紧张、人权矛盾为表象的镀金时代。[21]正义战争理论再度浮上水面，“保护的责任”等理论试图为国际军事干涉涂上道德的光环。[22]
全球风险社会的现实植根于现代性。当今国际社会的这种风险广泛存在的状况，实际上与信息的全球高速流动、技术能力的提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除了自然界的诸多风险像以往一样发生外；人类社会交通通信电力网、信息网的广泛铺开，在很大程度上使自然界的风险危害扩大。与此同时，人类社会设计制造的一系列设施，如核电设施、全球即时通讯的互联网络，以及全国性的电力、煤气、供水网络，也导致了相关风险的增加。上述设施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并不存在，或者规模和影响很小。人类社会治理风险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的高速流动导致人们不可能对于远处发生的事物一无所知。由此，国家之间就很有可能因为一个与自身关系并不大的外来政策而改变自己的选择，大量民众的非理性选择会导致社会动荡。所以，管理风险也是在信息全球化的基础上衍生的一个负面后果。自然与技术的叠加放大了风险的烈度。例如，包括中国的雪灾、日本的福岛地震等来自自然的风险，如果出现在50年前或者更早，则不会出现特别大的负面影响。但是21世纪就完全不同。就雪灾对于中国所造成的主要影响而言，表现为对交通运输线路特别是以电力为基础的高铁的影响，大雪压断了空中架设的电线，从而导致高铁不能正常运行；而在50年（甚至20年）前，高铁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这种负面效应就无从说起。类似的，日本的福岛地震主要导致的问题是核电站的核泄露与核辐射。如果没有作为新一代技术代表的核电站，也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现代社会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单纯的人类之外的因素所导致的不可控事件，而是人类技术与制度参与其中的混合、叠加风险。
总体上说，世界格局的发展逻辑就是既不能过于理想化，设定过高目标，使国际社会的成员无法在实践中跟进，或者在参与交往的过程中真正受益；也不能完全抛弃伦理道德，在实力的竞争中停滞不前，从而任凭国际关系呈现为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23]放远历史的观察维度，国际关系的进程可以被描述成一个伦理道德理想不断呈现，同时也反复被拉回到残酷现实之中的波浪曲线，国家之间经历着促进合作和增加矛盾之间反复地螺旋，这也正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基本方式的论断。[24]
中国发展的道路探讨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胸怀。只有对人类的历史与未来有着全盘的认知，有通观世界大势、洞见社会规律的视野和气度，才能够“乱云飞渡仍从容”。伟大时代需要伟大韬略。胸怀仅仅是思想观念的表现，还要具体化为国家建设和国际合作的蓝图，唯此才能真正作用于世界秩序。伟大时代需要伟大举措。战略作为指导方针，要进一步具体和细化，演化为以一个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才算是真正落地，切实开花结果，形成现实生活中的国际秩序。思想指引战略，战略细化为举措，由此构划了一个引领型大国的发展道路；伟大胸怀、伟大韬略、伟大举措只有紧密契合、有机整合，才能造就伟大国家。
中美关系是世界格局与中国发展的纽结。既然世界秩序的演变逻辑可以被描述为伦理与实力波浪行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螺旋演化，那么具有引领地位的大国就特别有必要看准规律、抓住重点、妥善行动。[25]在这个紧要关键的时代里，对于中国的上行和发展道路而言，最考验智慧的就是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换言之，无论我们把当今的世界理解成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还是一个后冷战的世界，其核心的行为体都是美国。如果能处理好中美关系，则整个国际格局、全球事务就都有可能得到良好的解决；如果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就很有可能使得整个局势混乱而不可控制。所以，中美关系是中国走向大国的核心、枢纽和关键。在试图梳理中美关系的时候，首先应当理解美国的心态。美国如何认识中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于解决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美国都没有把中国看成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其关键因素就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速度没有那么快，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引人注意。但是，2010年之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增长、军事方面的强化以及国际政治上的表现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中国GDP排行世界第二，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都不无忧虑地表示，在某个时点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等一系列国际场合所发出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和明确，其中不仅包括对美国所支持的提案予以否决，也包括积极倡导一系列双边、区域、跨区域的多边经济合作或其他方面的机制，其中引人注目的既包括“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安排，又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组织机构的推进，以及中非合作论坛、20国集团会议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发展，这些让美国感受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强势上升。在军事领域，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装备改善和提升，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公开渠道向世界展示了其军事技术和军事能力，对于美国而言这无疑构成非常重要的挑战、严峻的威胁[26]，意味着其领导力的弱化[27]。面对这样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美国作为一个笃信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既存大国，是不可能甘于仅仅看到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的。
虽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所主张的霸权稳定理论[28]、霸权衰落理论[29]、霸权转移理论[30]未必有那么真实可靠的科学根据，但是这类观点却是很多国家都乐于认同和接受的，甚至可以说，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其思想观念中的基本原理都是现实主义。也就如现实主义集大成者汉斯·摩根索早就阐述过的，每个国家都在为权力而斗争。[31]国家之间，无论在政府组成、意识形态上有多大不同，本质上也都要在国际上争取其优势地位。这也是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学者肯尼思·沃尔兹已经明确指出的。[32]因此，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无可置疑地会具有深深的忧虑和高度的警觉。即使中国是一个表面上俯首帖耳的国家，美国也会对其实行打压政策。在这方面，只要看一看美国曾经对日本的作为，就非常清晰。而中国又是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个具有东方文明的国家，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异质性，就使美国有更充分的理由和心理的正当性对中国采取较为严苛的手段。所以，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科技、人才等领域的遏制措施，从国际关系的心理角度而言都是非常自然的。对于一个不可逆转的、要走向崛起的大国而言，这些是必须有战略认知和应对预案的因素，而绝不是一个可以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或者侥幸躲过的风险。
谦和大度的心态是中国当前发展的根基。在当今这个风云激荡的世界格局里，中国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可能是绝大多数人高度关注的。数年前，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的国际担当豪情万丈[33]，当今，则有很多人对于美国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的高压态势表示恐惧，甚至认为中国可能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认识：困难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34]近170多年来，中国遇到的困难很多。无论是1842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还是与俄罗斯之间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使中国失去大量的领土；亦或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确立的外国船舶可以驶入中国内河，还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辽东和台湾、澎湖（后来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辽东半岛并未割让出去，但增加赔款3000万两白银）；以及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丑条约》赔偿4.5亿两白银，这些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丧权辱国、影响深远的事件。至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则更是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极大威胁。上述事件很多都远比贸易战更复杂、更沉重、更影响深远。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开始之后，中国确立了持久战的思想，同仇敌忾、团结一心，所以迎来战争的胜利。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之后，很多西方国家直接对中国采取了制裁的态度，但是邓小平同志带领中国人民沉着应对，中国与西方关系逐渐回暖。中国人民在前述更为严重的情况下都能够逐渐发展，并进而找到自己的胜利之路，故而，2018年美国启动的贸易战可以在历史的大视野内被充分地消化和认知，我们不至于过于忧虑地看待这一事件。
尽管历史发展可能有一些粗略的规律，但是具体环节却因为系统的极端复杂而无法预测和控制。而且，像中国这样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过非常辉煌成就的文明古国，再度走向繁荣、走向发展、走向国际事务舞台的中心，这在世界历史的经验之中是很难找到其他例证的。历史上的文明古国，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还是古埃及、古波斯，乃至于南美的那些国家，都有过自己的繁盛时期，但是也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走向衰落。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衰落之后就没有进一步地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21世纪的大国之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下应当如何进行选择，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也没有什么良好的范例，必须由中国政府和人民自己观察、自己思考、自己总结、自己探索。
中国古代哲人老子说“大国者下流”，这一观点可能最有解释力和说明力，最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与顶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的是，在中美关系上，中国是一个被动者。也就是说，美国在采取一项又一项对中国进行阻止的措施，而中国并不是一个主动出击的国家。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点表面上是不利的，但根本上却是有利的。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洞察美国的战略目标，澄清自身的整体设计。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之所以在很多方面对其进行围堵、打压、阻碍、控制，其根本原因是对自身的地位和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正是这样一种危机感，正是对于中国的忧虑和恐惧，使美国积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避免中国强劲的上升势头和扑面而来的竞争力。理解到这两个方面之后，中国就应当进一步将自身定位在宁静而有效地发展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在表面上与美国进行争锋。中国如果能通过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来达到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就能够对其他大国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反之，如果过早地展现国家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强大势头，就有可能给自身发展带来过多的压力，阻碍各方面赶超的步伐。在主观上，中国如果盲目自大，失去了小心谨慎的态度，也有可能因小失大，带来全局性的系统风险。根据风险社会的理论，在这样一个各种因素彼此深刻联系的境况下，一个小的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良好的控制，就有可能变成大问题，这就需要领导者和操作者的恪尽职守和冷静态度。所以“韬光养晦、积极作为”仍然是近一个阶段中国在国际社会发展中值得重视的基本信条。
稳健促动再全球化有利于世界走出低谷。“全球化进程既有可逆属性，也有通过变革持续发展的潜质。……逆全球化可被转化为全球化转型的动力，通过观念更新、机制规范调整、注入新动力以及整顿运行环境等，实现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35]虽然世界经济现在进入了长周期衰退阶段，不过前一轮产业革命为中国带来的开放发展红利尚未结束。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渐趋成熟，此时，融入全球创新链中有利于推进技术的显著进步。有效化解逆全球化浪潮可能的风险和挑战，需要秉持互利共赢、开放发展的理念，为经济领域的共商、共建、共享而努力，最终实现真正的互利，实现各个国家的和谐发展。[36]
具体而言，在经济方面，中国一方面应当巩固和开拓国内市场，提升国内消费者的成熟程度，培育良好的消费信用体系；另一方面在制造水平上不断提升，通过高质量、产品与服务创新、尖端科技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整体经济实力。在文化方面，中国有必要不断促进创造和创新，通过高水平的文化产品让中国自身的民众喜爱和满意，进而让其他国家对中国产生兴趣。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状况。如果没有良好的产品，没有形成声誉，则无论如何宣讲也不会有效果。反之，如果有了良好的作品，还有妥善的推广方式，则非常容易得到世界性的影响和传播。由此，在国际政治上，中国应当借鉴既有大国的成功经验[37]，在后冷战时代积极倡导尊重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文明观，秉持一种谦和大度的态度，以平等、包容的精神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确立与各国平等对话、积极沟通，面向未来的“人类共处之道”[38]，共同建设一个良好妥善的国际秩序。若以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国内政治秩序为基础，中国就会有较大信心去参与国际事务的磋商和处理，提升影响和话语权，对全球秩序作出更大、更积极的贡献。
结论
在当今这样一个逆全球化、后冷战的时代,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引领性大国，在世界上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增长自身的能力，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压力、阻碍和挑战。[39]既有态势显示，中国正积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且在全球治理中起到越来越主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具体可以有哪些作为，能够达到何种水平，并不单纯由中国一方来决定。这是一个多方互构、动态发展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既有可能顺利地复兴，在没有任何类似于“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国家之间冲突的状态下崛起；也有可能遇到强势的压力，在顶级大国对中国发展充满警惕甚至仇视的状况下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阻碍。然而，这些挑战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避免盲目自满、促动健康发展的危机感，是一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成长促进剂，而非毁灭性因素。
故而，可以说，中国在走向顶级大国的航程上，纵然万难一帆风顺，也并非绝无机会。从竞争的视角看，如果中国能够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像一个高明的弈棋者那样，绵密地建设和完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让其发展处于一种稳定而乐观的状态，那么，静待其他博弈者出现错漏而获得发展和提升的机会，并非没有可能。而从合作的视角看，中国如果能够确立良好的世界未来图景和实现路径，则有可能逐渐获得更多参与者的认可、合作和追随，实现与世界各国的协同发展。[40]无论遇到何种情况，中国都只能有一个选择：小心谨慎，以不变应万变，以谦和低调的方式处理矛盾，在化解和谋求自身提升的过程中提炼智慧、增长能力，并以这些智慧和能力为进一步化解矛盾、应对挑战提供基础能力。中国这艘巨轮在前行路上要注意绕开那些危险的礁石，同时也要准备迎接狂风恶浪，在认真筹划和谨慎航行的观念和行为引领之下，克服重重困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研究专项“维护海洋权益军民融合的制度供给和法律保障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提升中国话语权与国际法律制度变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VHQ006、16JJD820010）
注释
[1]刘国柱、史博伟：《在“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大战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7～86页。
[2]美国先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等国际协定。徐贻聪：《特朗普会让美国“退出地球”？》，《北京日报》，2018年6月21日，第10版。
[3]张伟：《中美贸易战的演变历程、经济影响及政策博弈》，《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3～82页。
[4]薛力：《中美关系的性质：“冷缠斗”而非新冷战》，《世界知识》，2018年第21期，第73页；凌胜利、郦莉：《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历程、经验与启示——兼论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第166～173页；赵明昊：《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第26～48页；何达薷：《新保守主义视角下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特征与中美关系》，《学术探索》，2018年第10期，第26～32页；钟声：《应当客观准确认识中美经贸关系事实》，《人民日报》，2018年9月26日，第3版。
[5]Walden Bello, Capitalism's Last Stand?: De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London: Zed Books, 2013, pp. 181-188.
[6]Odd Arne Westad, "The Co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vol.1, pp. 3-6.
[7]凌胜利：《联盟之后——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新形式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1期，第1～17页。
[8]Micah Zenko, Between Threats and War: U.S. Discret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7-27.
[9]R. Ferguson, The State, Identity and Violence: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3.
[10]杨震、周云亨、王萍：《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制约》，《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4期，第3～14、117～125页；林精华：《中国和平发展之艰辛与冷战遗产及其合法化》，《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第159～175页；李德俊：《试论中国应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对策》，《文化软实力》，2017年第1期，第79～84页；晓政、赵继珂：《美国新闻署针对中国开展的文化冷战研究》，《党史博览》，2017年第9期，第29页。
[11]Ulrich Beck, Ulrich Beck: Pioneer in Cosmopolitan Sociology and Risk Society,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12]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ark Ritter tra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 19-84.
[13]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eds.),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14]Mikkel Vedby Rasmussen, The Risk Society at War: Terror,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3-90.
[15]Walden 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2nd ed., London: Zed Books, 2004, pp. 32-58.
[16]高柏、草苍：《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逆全球化现象的因果机制分析》，《文化纵横》，2016年第6期，第22～35页。
[17]黄仁伟：《从全球化、逆全球化到有选择的全球化》，《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第40～42页。
[18]Ralph B. Levering, The Cold War: A Post‐Cold War History, 3rd ed.,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pp. 60-64.
[19]张胜利：《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后冷战时代“民主和平论”再审视》，《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6～43页。
[20]张仕荣：《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演进》，《学习时报》，2014年11月3日，第2版。
[21]冷战与后冷战阶段的总体态势是大战未发，小战未断。参见Glenn J. Antizzo,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ow to Win America's Wa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28.
[22]“借由武力的民主”是对这种情况的很好描述。参见Karin von Hippel, Democracy by Forc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35.
[23]Thomas Hobbes,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l and Civill, Mineola, 2006, orig. 1651, pt. 1, ch. 14, p. 72; p. 1, ch. 13, pp. 21-70.
[24]黄军甫、孙泽锟：《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叙事的范式转换及其动因》，《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第122～125页。
[25]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
[26]孙海潮：《美国的战略焦虑与国际形势》，《北京日报》，2018年4月24日，第10版。
[27]常健：《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弱化了吗》，《人民论坛》，2018年第24期，第26～27页。
[28]樊勇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9期，第20～23页。
[29]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
[30]门洪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
[31]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1948, p. 13.
[32]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39-41.
[33]庞中英：《全球治理的转型——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
[34]任平：《贸易战悲观论调不靠谱》，《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7日，第2版。
[35]徐坚：《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5页。
[36]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经济学家》，2018年第1期，第70～78页。
[37]李新烽、冯峰、张萍：《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国际话语权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第69～91页。
[38]杨胜荣、郭强：《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思想中的文明观刍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4期，第12～19页。
[39]曹帅、许开轶：《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理论探索》，2018年第6期，第69～74页；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经济学家》，2018年第1期，第70～78页；郑永年、张弛：《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当代世界》，2017年第8期，第4～7页。
[40]“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理念”与“中国方案”，旨在确立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和秩序理念，它根源于当今人类的现实处境，同时包含着面向未来的“人类共处之道”。杨胜荣、郭强：《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思想中的文明观刍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4期，第12～19页。
责 编／刁 娜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Pattern and the Choice of China Road
He Zhipeng
Abstract: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has brought mankind into an era of greatness. This is not a quiet and pleasing era immersing people in the warmth of rosy dreams, but one with conflict and risk. The anti-globalization economic situation, the post-Cold War confrontation pattern,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risk society constitute the basic challenges and grand theme of this great era, and all these themes can find their temporal and spatial posi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istory. Observing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world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be described as having long made a wavy progress dominated by ethics and strength intermittently and having experienced a spiral evolution manifested alternatively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it should be aimed at focusing on the key link of the Sino-US relations, adhering to a modest and generous attitude, developing steadily in the areas of the economy, culture, politic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ostering re-globalization through its own sustainable good development.
Keywords: anti-globalization, post-Cold War pattern, global risk society, re-globalization
何志鹏，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人权法。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法治：全球变革与中国立场》《国际法哲学导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