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李细珠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曾国藩与倭仁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主于外，一立于朝，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洋务新政的首领，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因此，从曾国藩与倭仁比较考察，可以看到晚清学术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诸多面相。
早年相交于师友之间
曾国藩与倭仁都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交往与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直接相关。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皆从其问学。就在此时，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得识倭仁，他在日记中写道：“(唐鉴)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此后曾国藩与倭仁订交，终生交谊介于师友之间。
道光末年，曾国藩与倭仁同官京师，过从甚密。此时，他们的交往主要是相互切磋理学。他们共同崇信程朱理学。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曾国藩在与弟书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他们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学问，均成为继唐鉴之后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
所谓晚年“绝交”说辨误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颇遭物议。有人以为倭仁因此而“贻书绝交，中有‘执事媚献，朋辈之羞，即士林之耻’”。倭仁是否与曾国藩“绝交”了呢？这里有必要略作辨析。
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秉承清廷与总理衙门的旨意，依从崇厚，将天津守令张光藻、刘杰送交刑部治罪，此举颇为朝中“清议”所非难。倭仁很熟悉曾国藩办理津案的内情，他也曾上疏抗议，“相国倭文端屡接曾公手书，深知津务崖末，以天津守令解交刑部，恐二臣入于冤狱，抗疏论之”。然而，人们忽视了倭仁奏疏中关键的一段话：“曾国藩为我朝重臣，始参守令系误听崇厚之言，后蒙举世清议，中心自疚不可为人，屡次函商总署，深自引咎，竟不推过于人，惟乞恩免解。我皇上之待大臣有礼，岂有因其一时误听人言而忍其终身之大耻，而使天下称冤，令曾国藩不可为人，即国家亦将耻不可为国也。”倭仁此疏说出了曾国藩不得已的苦衷，这与其说是为“矜全良吏”，更不如说是为曾国藩求情。在倭仁看来，朝廷“矜全良吏”正是为曾国藩求得天下人的理解。时人论曰：“文正公之调停津事，孤诣苦心，初尚不理人口，而文端昭雪之于前，津民感戴之于后。”可见，是倭仁为曾国藩“昭雪”鸣不平，而不是与曾国藩“绝交”。
事实上，他们此后也并未“绝交”。曾国藩办完天津教案后进京晋见时，还专门拜访过倭仁。次年，倭仁去世后，曾国藩在唁函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惟念太保中堂名德硕望，讲求正学四十余年，存养省察未尝一息少懈。即历载日记，已为海内士大夫所同钦守之正轨，戒宗旨之稍偏。凡有志学道者，皆仰为山斗而奉为依归。至夫黼座论思，讲筵启沃，皆本致君尧舜之心，以成中兴缉熙之业，洵属功在社稷，泽及方来。”曾国藩在致友人私函中也称倭仁“不愧第一流人。其身后遗疏，辅翼本根，亦粹然儒者之言”。曾国藩还与老友吴廷栋谈及倭仁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并为“昔年故交零落殆尽”而“黯然”神伤。此种暮年怀旧真情之流露，足证曾国藩与倭仁终生交谊至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