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以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对外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等内向型经济政策，主动挑起与多国贸易争端。日益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给两国经济带来创伤，也给多年形成的世界产业链带来严重冲撞；不仅强烈冲击以WTO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制，也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激烈冲撞。本文将就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作出个人分析和判断。
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
总体来看，近年来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存在着曲折性和波动性，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推动中美大国博弈日益加剧，成为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机制中的话语权也有所增加；发达经济体整体经济实力下行，但美国作为世界体系中心国家，依然对外围国家经济发挥着重要影响。
中美博弈愈发突出。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中大国博弈趋势日益突出，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推动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竞争和博弈烈度升级，引发国际经济格局重构。中美贸易竞争背后更多的是科技水平之争、发展模式之争和经贸规则之争。
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经贸战”抑制中国产业升级，赢得先进科技竞争。近些年来，中国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先进科学技术，引发美国关注和警惕。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301”调查直指《中国制造2025》，征税清单也涉及《中国制造2025》中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高铁装备等高科技产业。此外，美国还通过了旨在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以及《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这两项法案的生效将为中国赴美投资高科技行业以及从美进口高科技产品带来更大阻力。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努力遭到美国“阻截”凸显了中美大国之间激烈的科技竞争。
另一方面，美国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维护以美为核心的国际经贸体系。此轮中美经贸冲突中，美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及其幕僚在多个场合攻击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是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破坏者，“国家资本主义”盛行，背离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产业政策、政府补贴、优惠贷款、贸易壁垒、技术转移等对外国企业形成“歧视”，这种发展模式将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威胁。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引起美国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关注，美国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实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偏离了包括透明性、债务可持续性与社会和环境责任准则的一致性在内的商业标准，可能加剧一些国家的腐败问题、降低国家治理质量。为此，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计划向印太地区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1.13亿美元，并以其高质量、透明性和债务的可持续来抗衡“中国模式”，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通过重塑美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和安全架构，制衡中国日益上涨的经济及地缘政治影响力。
经济秩序变革加速。随着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呈现出新特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试图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占据先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加速向前。
第一，特朗普政府“以退为进”，施压国际贸易秩序改革。虽然上任伊始，特朗普即宣布美国退出TPP，但是美国政府对国际贸易规则变革的总体诉求并未改变，只是方式和手段有所变化。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稳步推进双边贸易谈判战略，致力于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公平且对等”的双边自贸网络。美韩FTA、北美自贸协定重谈相继完成，美国还试图同欧盟、英国、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国开启新的贸易谈判。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多次威胁“退出”WTO，但又先后与欧盟、日本召开四次贸易部长会议，讨论WTO改革事宜，“以退为进”施压WTO改革。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试图“先破后立”，利用双边FTA谈判及WTO改革达到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以及重掌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双重目的。
第二，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在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欧日等通过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推动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为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奠定基础。2018年3月，在日本主导下，亚太11个国家签署《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保留了95%的TPP条款，是最具进步意义的自贸协定，对日本争取亚太经济秩序主导权及经贸规则制定权有积极意义。同年7月，日本和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不仅大幅削减关税，还广泛消除非关税壁垒，例如机动车产品采用统一的安全和环保标准、医疗器械采用质量管理体系国际标准，加强日欧双边标准和技术规定的相互认可。这对维护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利益，保护双方的价值和标准，捍卫双方在国际经济规则方面的领导地位意义重大。
第三，发达经济体在WTO改革问题上非常活跃。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政策违背WTO互惠互利原则，WTO争端解决机制也濒临瘫痪，WTO改革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正式列入各主要发达经济体议事日程。去年以来，欧盟发布关于WTO现代化的概念文件，美欧日举行四次贸易部长会议讨论WTO改革并计划于2019年推出改革方案，加拿大则召集包括欧盟等经济体在内的12国贸易部长开会商议WTO改革，此外，欧盟和中国也同意建立WTO改革联合工作小组，G20贸易部长阿根廷会议就WTO改革达成共识。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看来，WTO作为一个令发展中国家普遍受惠的国际贸易机构早就有改革的必要，因此，发达经济体对该问题的讨论明显更为活跃，设置议程、提出方案占据改革先机，以此重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重塑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体系。
第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在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中发挥作用。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推进务实经济合作。近年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厦门会晤提出的“金砖+”模式加强了金砖国家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联系，为应对全球经济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还有利于提升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代表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构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的伙伴关系，对促进金砖国家经贸、科技、金融等领域合作及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有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争取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FTA网络，例如中国已经和包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在内的1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FTA，越南也同东盟成员国、中、日、韩、印、澳、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签署FTA，等等。此外，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也在继续进行，RCEP涵盖全球近一半人口，成员国GDP和贸易额接近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RCEP在规则上更加适应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且更具灵活性，若达成协定，将对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带来重要影响。
多极化趋势有所放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可小觑，过去10年新兴经济体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50%，汇丰银行预测到2030年该比率将会达到70%。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全球经济形成“东升西落”局面。不过，近几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逐渐增多，尤其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加上美国经济延续强劲的复苏态势，“东升西落”局面似乎被打破，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缓慢发展。
从经济表现来看，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危机。尤其是2018年以来，美国经济稳步增长，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疲弱。具体来看，在特朗普政府减税、放松监管等措施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复苏保持强劲势头，二季度GDP增速达到4.2%，制造业整体保持活跃发展态势，9月份失业率仅为3.7%，创下1969年以来新低。相比之下，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制造业PMI均呈下滑态势，消费表现乏力，IMF也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下调了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增长预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遭遇更多危机，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全球金融和货币市场风险上升，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且面临较大的资本外流压力；一些国家面临国内大选，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等等。
从全球价值链及国际分工来看，发达经济体依然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仍有较大提高空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和资金上依然占据优势地位。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聚焦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全球经济动态，有望推动经济体获得未来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成为重要考察指标，包括企业活力、创新能力等，而发达经济体在这类指标排名中名列前茅。以美国、德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持续对高端制造业增加投入，美国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吸引海外企业回流美国本土投资，重振国内制造业。相比之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位置，一些资源密集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更易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
美国“新政”是国际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背景
国际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同特朗普政府密切相关，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转变对华政策，推动中美大国博弈不断升级；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政策直接冲击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在强化本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风险和挑战，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冲击。
美对华战略转变导致中美博弈不断升级，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华政策也呈现全面遏制态势，无论是经贸还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均动作频繁。在国内民粹主义情绪上涨及“建制派”精英对华疑虑加重之际，特朗普政府愈发将中美关系看作零和博弈，全方位“围堵”中国，为中美关系增加不确定性因素。
从根本上来看，中美大国博弈取决于中美力量对比变化，这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最直接因素。新兴大国经济规模接近或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通常被视为美国将打击新兴大国的临界点。日本即典型案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飞速增长，成为挑战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日本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及大规模投资同样引起美国警惕，美国通过对日本发动“贸易战”、加强外资监管限制日本投资、主导国际金融合作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等，全方位打压日本。如今，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的经济份额不断扩大，与美国的GDP规模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外化成具体政策行动，推动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关系面临转型。
当前，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认知发生颠覆性转变，逐渐形成一种新共识，美国精英阶层及战略界认为，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接触加遏制”政策失败，加强中美经贸、外交、文化等关系并未改变中国的发展路径及外交行为，中国也并未如美国所愿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体系中。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和“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将中国看作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型大国，正在一步步推动中美关系陷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形成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将对国际经济格局带来重大冲击。
一方面，中美经贸争端愈演愈烈，加剧逆全球化趋势，拖累贸易增速，导致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经贸冲突不仅关系到两国国内经济发展，更涉及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的其他经济体，高关税推高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损害消费者福利，并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冲击，拖累世界经济增长。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近期，IMF、WTO等国际经济机构纷纷调低世界经济贸易增速，IMF将2018年至2019年的全球增长率预测由3.9%下调为3.7%，WTO将2018年进出口增长率预期从4.4%下调为3.9%。
另一方面，中美大国博弈还将加速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演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加速变革，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弱化，欧日及新兴经济体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态势日趋明显，美国经济霸权的衰退弱化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进一步降低了美国驾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能力，这同中国的积极作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方略，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协同解决全球发展难题，并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欢迎，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提高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投票权、话语权的共同诉求。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大国博弈升级，两国还将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上继续展开竞争。
“单边主义”深度破坏全球产业链，引发国际经济格局动荡。第一，冲击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所谓全球产业链即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不同公司，利用不同的工序和功能，实现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最终使用的顺序。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些国家专业化于“生产”知识与研发，而另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业，或者品牌营销。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整条价值链上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一杯羹。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政策，其“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不单单指向中国，也指向了包括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在内的贸易伙伴国，试图以高压措施攫取更多利益。进入2018年，美国同包括中国、欧盟等贸易伙伴国在内的“关税战”激烈上演。特朗普政府依据USTR发布的对华知识产权“301”调查结果，先后对价值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此外，还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分别对美国的加征关税举措作出相应反击措施。此外，美国同欧盟、加拿大等贸易伙伴国的关税博弈也在持续进行。3月，特朗普政府分别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和10%的关税，同时给予欧盟、加拿大等盟友临时豁免权，临时豁免权到期后，包括欧盟、加拿大在内的美贸易伙伴国纷纷出台对美贸易报复措施。欧盟、日本、印度等国还就美钢铝关税举措向WTO起诉。这一做法在相当程度上为刚刚走向复苏的世界经济带来了负面冲击，从而引发国际经济的急剧动荡。
第二，自由贸易体制受阻。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外保护主义、对内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带来刺激效应，使得美国经济复苏维持强劲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然而，特朗普经济政策也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其“外溢”效应不容忽视。减税、加息、放松监管等政策推动美元持续走强、促进资本大幅回流美国，使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压力加剧，具体来看，有以下不利影响。
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拖累国际贸易投资增长，破坏以WTO为核心的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无益于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前三季度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总计约4452亿美元，同比增长10.1%，还会增加美国企业进口成本，提升通胀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保护主义将破坏现有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对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打击将更为直接，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下行风险。
另一方面，贸易保护政策打击投资者信心，拖累全球投资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在2018年上半年下降41％。美国为维护其对高科技行业的主导权，通过出台《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对外资的审查权限，这将导致对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投资下滑，也使得国际投资环境呈现恶化趋势。
此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对自由贸易体系也形成冲击。二战以来，GATT/WTO在推动成员国开放市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也为解决成员国贸易争端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手段，对国际贸易稳定发展意义重大。特朗普政府大力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违背了WTO的最惠国原则、限制关税税率原则等，还掣肘WTO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行，使WTO面临的治理困境进一步加剧。
第三，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特朗普减税加息等国内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逐步显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直接冲击。特朗普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然而却扰动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随着美联储稳步推进加息缩表，今年以来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持续走高，全球流动性紧缩导致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遭遇抛售危机，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发生大幅贬值。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遭遇重大打击，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也不断加剧。根据彭博数据统计，今年以来，投资者从印度、印尼、菲律宾、韩国、泰国、台湾等地区或国家的股票市场撤出资金已经达到190亿美元，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资金外逃速度。美国的税改也有助于增加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吸引力，可能促使资本进一步“逃离”新兴市场。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还将延续下去，2019年美联储有望继续加息三次，这对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双高”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将是重大考验。
美国“退群”给传统格局带来的“撕裂”和“颠簸”显而易见。特朗普上台以后，只管“美国第一”，不管世界现有秩序，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覆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份全球减排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美国的这种极端做法不仅在国际关系历史上罕见，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有专家认为，美国政府针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挑起了贸易争端，并屡屡以关税措施为“大棒”进行威胁，这种在贸易问题上的好战姿态，不仅伤及双边层面的正常经贸关系，也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隐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于2018年6月警告说，笼罩世界经济的乌云正越来越多，其中最大、最重的乌云是那些挑战常规贸易开展方式、多边机构运行方式的做法。在同一场合，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说得更直白，称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让“多边主义处在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阶段”。应该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一系列国际机制尽管有自身的问题，但现有的这些国际经济秩序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在其中得到了各种益处。目前美国政策的变化给这些传统机制带来了全新挑战，这可能会给国际经济与安全秩序增添不稳定因素。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全球问题，单独引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在多样化的世界，重视国际合作的多边主义是必然选择。
单边主义思维也扩大了美国同传统友好国家之间的裂隙。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问题上，美国的盟国法、德、英三国领导人均作出了不少努力，希望美国改弦更张，说服美国能继续留在伊核全面协议框架之内，但美国最后还是执意选择了退出。回顾此前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国际组织和协议，如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总会有其盟国出面劝阻，但从未起过实际作用，着实伤透盟国的心。不仅如此，特朗普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挑起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也令刚刚进入经济复苏周期的欧盟、日本等盟国产生恐慌；特朗普提高钢铝进口关税，虽意在中国，却令盟国受害不浅。过去200多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在多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但目前美国排斥国际合作的情况却有其独特之处，这是美国在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之后，首次全心全意地排斥多边主义，在当前世界格局大变化、大转型及不确定性剧增的背景下，美国不是强化与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合作，而是选择与包括盟国在内的国家“分手”，作为全球大国完全不顾国际责任和担当，囿于狭隘的“美国优先”，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让美国失信于国际社会，也将使盟国渐行渐远，甚至分道扬镳。
国际经济格局前景展望
经济全球化趋势难以改变。第一，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16世纪中叶开始，全球化经历了三波高潮，欧洲航海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推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形成，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上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推动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在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国际贸易不断扩张，金融市场一体化，技术不断扩散，国际移民持续增多，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形成各经济体和行为体相互融合、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相互促进之势。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来看，科学技术持续进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及各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这些都决定了市场开放发展的格局难以改变、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的态势难以逆转。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化遭遇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阶段，逆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分工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内部均产生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发达国家底层民众引领了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成为突出表现。作为全球化的主导国，美国在美元体系的加持下坐收“铸币税”，金融业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国内制造业岗位流失、贫富分化加剧，更是对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引领全球化发展能力的大幅下降。尽管传统全球化令不少国家和民众受益，但是其弊端日益显露，旧有的全球化模式亟待调整，以构建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和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助力新型全球化的形成。全球化发展历程一波三折，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益于全球化形成的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面对全球化的弊端和阻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调整和发展。为此，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多边场合阐释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理解，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辩护者和捍卫者。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模式。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禀赋优势，发掘经济合作潜力，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实现沿线各国互利共赢、携手发展，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深入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加强与他国的协调与联动，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新动力。中国积极利用G20平台，就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议题阐释中国理念，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2017年G20汉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世界经济形势、贸易、金融、数字经济等议题提出中国方案；中国致力于加强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充分利用金砖机制，探索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发展之路，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中国提出“金砖+”合作模式，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参与全球治理；此外，中国还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16+1合作”等机制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对促进经济互联互通、深化全球治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发达国家或将继续成为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主导者。长期以来，在以权力和实力为基础的国际舞台上，国际经济机构的主导权由发达国家成员掌握，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把持GATT/WTO议题设定和谈判进程等环节，并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实力弱小的发展中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变革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冲击。新兴经济体通过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不断发挥影响力，但总体来看其制度性话语权并未得到根本提升，有限的影响力无法助力其主导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因素，WTO框架下多哈回合谈判僵局也因此而出现。
在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重构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高标准的大型自贸协定谈判中不断取得突破，大型区域自贸协定涉及国际经贸规则竞争，新兴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在规则竞争上尚有差距。从谈判标准来看，发达经济体大力推动“高水平、高标准、面向21世纪”的自贸协定，尤其是美加墨达成的USMCA，继承TPP的衣钵，在文本内容、价值导向、实施标准上均与后者高度契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指出，USMCA以强调公平贸易、保护数字贸易条款和知识产权、对国有企业和规律操纵等不公平做法严加限制为三根支柱，体现了美国以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引领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方向的雄心，USMCA有望成为美国同其他国家进行FTA谈判甚至推动WTO改革的范本。相比而言，新兴经济体选择采取法律化水平较低、灵活性更高的制度路径构建适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规则体系，由东盟主导的RCEP谈判即为突出代表。从谈判进程来看，RCEP谈判进展相对缓慢，尚未结束实质性谈判。现已完成18个章节中的经济合作、中小企业、海关流程与贸易便利化以及政府采购这4个章节，谈判进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快。
此外，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WTO改革以占据先机。发达经济体已通过多次会议，达成了维护争端解决机制、重振WTO谈判职能、加强对成员贸易政策的监督等WTO改革共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WTO也存在不满，比如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投资和知识产权协议等使发展中国家承受了较大代价，且发展中国家并未在其关心的农产品议题上获得更多优势。在解决发展中成员国诉求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难以主动推动新贸易规则谈判。因此，从目前来看，此轮WTO改革依然是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如何使发展中国家发挥自身影响力，既能推动改革循序向前，又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对遵循“协商一致”精神的WTO来说，任重道远。
总体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重构，但是发达经济体依然有望占据规则重塑的主导地位，新兴经济体是现行体系的受益者，目前只是在体系内进行渐进性变革，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更有动力、意愿和能力进行颠覆性变革，重构以美欧日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格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则可能面临“二次入世”的风险。
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方位和未来发展态势。第一，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引领者和国际经贸秩序改革的倡导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1979～2017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4%，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开放的市场不仅为本国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还为其他经济体带来发展机遇，中国同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不断深化，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和全球跨国公司等行为体也受益于中国广阔的市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对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出中国智慧和方案。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现存的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及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变革，例如推动IMF投票权改革和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等；另一方面，中国还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框架基础之上提出中国方案，例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长期以来，中国以规则接受者身份参与到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变革之际，中国还需继续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改革和完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规则制定者。
第二，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态势曲折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新变局中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不容忽视。一方面，中美大国博弈不确定性增加。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和关切日益增加，对华挑起“贸易战”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之一，美国还在投资、科技、WTO改革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最新的《美墨加协定》包含“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条款，孤立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中美贸易冲突可通过双边谈判得到缓解，但是长期而言，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其他打压，还需认真研判。另一方面，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挑战犹存。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还需谨慎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特朗普政府的加息、缩表和减税政策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经产生了负面外溢效应，中国在开放金融市场之时，如何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是一个考验。
第三，中国需找准定位，以我为主，保持战略定力，应对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国际经济格局演变同位于世界体系中央的美国关系密切，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优越的政治体制、极具吸引力的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是拥有美元本位体系，这使其不仅能坐收“铸币税”，还可以自主决定本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对边缘地区经济体产生外溢影响。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元霸权依然存在且长期支持着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在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在为美国经济增长创造机遇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也面临转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其经济有特有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应对外部经贸环境巨变的重中之重。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作为全球贸易大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之际，坚持自己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定位不动摇；作为现行国际经贸体系的受益国，继续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不动摇，继续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还应与时俱进，顺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大国内改革力度和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例如，在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非关税领域同国际接轨，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引入竞争机制，这对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争取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主动权有积极意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玉环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 编／马冰莹
姜跃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东亚区域合作、世界经济热点问题。主要著作有《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与两岸合作前景展望》（主编之一）、《中日关系：对话与对抗同步发展》（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