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2017年农家消费行为变迁研究 ——以山西十村千户为观察样本

【摘要】本文基于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1986～2017年），采取统计分析方法对山西十村千户农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变化趋势，主要生活品消费及市场化进程，主要服务性消费水平及变化趋势，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及消费弹性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家生活消费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生活消费支出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而服务消费支出份额（尤其医疗消费）则呈快速上升趋势；在农家粮食生产“口粮化”、农业生产“简单化”的趋势下，家庭消费货币化和商品化程度稳中有升；在整个观察期，农家消费倾向于从生活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升级，以衣、食、住及用品为代表的温饱型消费倾向下降趋势明显，而以服务和燃料为代表的小康和富裕型消费倾向呈稳步上升趋势。

【关键词】农户 消费行为 消费结构 税费改革 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F04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2.007

前言

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消费者是最重要的决策单位之一。消费者的支出或购买活动，经济学称其为消费者行为或消费行为（史清华，2005）。消费行为变化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消费者通常并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家庭（E·曼斯菲尔德，1992）。家庭在农村通常以户的形式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集体经济组织日渐“式微”，农户已由集体化时期单纯的消费决策单位转变为融生产、消费于一体的最基本的经济决策单位。在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加大以及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情况下，就这一决策单位的经济行为（特别是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对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运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连续跟踪调查的农户数据，采取统计分析方法，对山西十村千户1986～2017年的农家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变化进行翔实的实证研究，以期把握中国32年来农家消费行为之变迁过程，为当下扩内需、稳增长提供政策建议。笔者之所以选择山西为分析样本，是因为山西在中国社会演进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来是中国兵家必争之地，在朝代更替的过程中，占领并牢牢控制山西似乎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彭小辉等，2017）。2017年山西人均GDP居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第28位，居民人均收入居第20位，处于中等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

消费及其变动趋势

消费是家庭效用函数中的核心变量，消费水平直接影响效用大小。因此，对农家消费水平及结构变动的分析是了解其消费行为变迁的重要途径。

消费水平及其变动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自1986年以来，山西农家人均消费支出呈阶段性上升趋势。在观察初期的1986年人均消费支出为339.54元，经过13年的发展，到1998年人均消费支出上升至452.08元，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到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的影响，农家消费水平进入一个明显下降过程，到2001年降至358.55元，相比1998年降幅高达20.69%；21世纪初，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开启，农业政策从“少取”向“多予”转型，在2004年以来连续不断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强力支持下，农家消费水平步入波动上升通道，人均消费支出从2002年的446.47元上升至2009年的988.92元，增加一倍还多，应当说新农政关于农村税费的改革，以及之后的农业补贴，对于提高农家消费水平作用明显（史清华等，2007）。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农家人均消费支出在2010～2011年出现短暂的徘徊，之后恢复上升趋势，到2012年首次突破千元大关，达到了1071.02元，到2017年进一步达到1398.11元，较21世纪初的2000年增加了2.55倍，较观察初期的1986年增加了3.12倍。从收入与消费的变动趋势看，显然，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从图1还可以看出，消费与收入变动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新农政实施以来，农家收入增长迅速，直接拉动了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因此，扩大内需，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这比降低利率、开征利息率等金融手段效果更直接。然而，有一点趋势值得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农家收入与消费的“剪刀差”随时间呈扩大趋势，消费占收入比重呈逐渐下降趋势，但次贷危机以来，该比重呈波动上升趋势。

这说明次贷危机以来，农家生活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明显快于其收入增速，数据显示，2007～2017年，人均收入仅增长了85.24%，而人均消费支出则增长了1.20倍，因此，随着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乏力，消费支出增速必然下降。最近几年，国际环境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形势下，2016～2017年农家生活人均消费在绝对数上已经出现明显下降，这一现象值得决策层高度关注，扩大内需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应是国内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消费结构变动趋势。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山西十村农家生活消费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生活消费支出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取而代之是服务消费支出份额呈快速上升趋势；消费货币化在波动中保持稳定（67%左右），但近5年来有稳步上升趋势，这可能与农村经济市场化发展，以及农户家庭粮食生产“口粮化”、农业生产“简单化”（晋洪涛，2013）相关。从农家消费结构变化看（见图2），虽然生活消费支出份额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仍是农家消费的主体，到2017年生活消费和服务消费在农家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份额分别为68.36%和31.64%，较1986年分别下降和上升了23.17个百分点，较1995年分别下降和上升了19.16个百分点，较2005年分别下降和上升了11.99个百分点。

由图2可知，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山西十村农家消费结构的变化呈现服务消费加速的演变趋势，这表明山西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已发生结构性变化，从生活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未来服务消费支出份额还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

从农户家庭生活消费的结构变化趋势看（见图3），食品消费依然是农户生活消费的主体，排在第二位的是衣着，第三位的是用品，燃料和住房消费分排在第四和第五位。从变化趋势看，食品消费在农户生活消费中的比重，在经历了“七五”时间的快速下降后，到“八五”时期出现快速反弹，进入“九五”后呈持续波动下降趋势，到2017年食品消费支出份额降至33.37%，为观察以来最低点，较“八五”时期的最高点（1995年）下降了24.70个百分点，较21世纪初的2000年下降了19.64个百分点；衣着消费呈“U”型下降趋势，从观察初的1986年占生活消费支出份额的15.45%下降到2001年的10.80%，随后进入21世纪，呈缓慢上升趋势，到2012年上升到11.91%，之后再次步入下降通道，到2017年衣着消费支出份额降至到个位数，为9.61%；用品消费在整个观察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从1986年的7.15%在波动中下降到1995年的6.02%，为观察期的最低点，随后开始在波动中缓慢上升，到2002年达到最高，为10.22%，之后进入长达10年的徘徊式下降中，到2012年降至8.12%，之后出现反弹，到2017年反弹至9.93%；燃料消费支出份额在整个观察期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在21世纪之前，燃料消费支出份额呈缓升走势，从观察之初的1986年的4.81%缓升至2000年的5.49%，进入21世纪后增速明显加快，在新农政等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农户增收动力强劲，燃料消费支出份额快速增长，到2006年燃料消费支出份额首次突破两位数，达到了10.16%，之后借助国家“汽车下乡”政策（2009年），燃料消费支出份额进一步上升至2010年的12.82%，为观察期以来最高，随后在国家财政新增补贴电动自行车下乡政策的支持下[2]，燃料消费支出份额开始转入下降通道，到2017年降至8.71%；住房消费在整个观察期，始终扮演着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其消费支出份额从未超过两位数，基本在7%上下波动，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农家的住房消费支出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2005年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农家住房消费份额呈稳步上升趋势，到2012年达到8.23%，随后转入下降通道。

消费水平与家庭收入。按照恩格尔系数对山西十村农户家庭生活水平进行分类[3]，恩格尔系数小于30%的最富裕的农家（见图4），其生活消费支出一支独秀，远高于富裕户等其他类型的农户，1986年最富裕的农家人均实际消费为833.31元，而贫困农户只有247.88元，两者相差585.43元，到2017年两者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141.61元；虽然从绝对数上看，两极户的差距在扩大，但从相对数上看，两极户的差距是在缩小的，1986年最富裕户是贫困户的3.36倍，而到2017年则缩小到2.38倍。除了最富裕户与贫困户在消费支出上存在明显差距外，温饱户、小康户、相对富裕户等在生活消费支出上差距很小。

从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分布看（见图5），按照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困户呈明显的大幅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农政的实施，山西十村贫困户占比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38.36%降至2017年的11.31%。贫困户占比呈现大幅下降，这与2004年开始由面及点，面、点结合的多维扶贫政策的大力实施相关。这也说明了中国由面及点的精准扶贫政策确实对于减少中国贫困户作用显著。与此相对应，最富裕户占比呈明显波动上升趋势，且呈阶段性特征，在“七五”时期，最富裕户从1986年的11.29%上升至1990年的15.62%，之后受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的影响，在“八五”期间占比快速下降至1995年的6.58%，之后进入波动缓升阶段，到“九五”时期的2000年上升至11.26%，进入21世纪，在一系列新农政的支持下，最富裕户占比呈大幅上升阶段，从2001年的12.67%上升至2012年的36.55%，为观察期最高，之后有所回调，到2017年降至34.14%。富裕户占比在21世纪之前增长缓慢，从观察初期的7.56%缓升至1999年的8.70%，进入21世纪后呈明显加速增长趋势，从2000年的11.37%上升至2017年的17.8%。温饱户占比呈先缓升后降的走势，从1986年的18.55%上升至1999年的24.06%，为观察期最高，进入21世纪后呈下降走势，到2010年降至12.02%，之后出现反弹，到2017年上升至2017年的17.17%。小康户占比呈波动上升趋势，从观察初期的14.11%上升至1999年的24.06%，随后徘徊了长达7年开始缓降，到2017年降至17.17%。

总之，伴随着农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其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生活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传统的食品和衣着消费支出份额大幅下降，住房消费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这说明以衣、食、住为代表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农家消费正在转型升级为以用品和燃料消费支出份额的上升为代表的小康和富裕消费。

主要生活品消费水平及变化

食品消费水平及构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食品消费支出份额呈大幅下降趋势（见图3），但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却呈阶段性上升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呈现明显的三次台阶式上升，第一次从2002年实际食品消费水平的154.49元/人上升至2008年215.27元/人；第二次从2009年的263.86元/人上升至2012年的290.02元/人，第三次从2013年的319.78元/人上升至2017年的322.99元/人；经过三次台阶式上升后，较2002年，2017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翻了一番还多。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家庭消费的货币化进程进一步提速，农家食品消费中现金性消费比重明显上升，从1986年的40.56%上升至2017年的78.01%，在整个观察期上升了37.45个百分点。可以预期，随着农户家庭粮食生产“口粮化”、农业生产“简单化”，农户家庭消费的货币化进程还会继续深化。

进一步，从山西农家十村食品消费结构看（见图6），随着农户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农家饮食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其主食消费支出份额大幅下降，而副食和在外饮食消费支出份额显著增加。从变动趋势看，山西十村农家食品的主食消费支出份额从1986年的69.43%持续下降至2017年的32.20%，在整个观察期内减少了一半还多；而副食消费支出份额则从1986年的30.57%上升至2003年的47.74%，首次超过主食消费支出份额，之后虽有小幅变动，但到2017年仍回升至47.45%；与此同时，在外饮食消费支出份额则表现为由缓转快的上升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上升趋势尤为明显，1993年在外饮食消费支出份额仅为6.73%，到2000年也仅为6.77%，但随着新农政的实施，农户收入增长提速，农家在外饮食消费支出份额呈大幅增长态势，到2003年首次突破两位数，达到了10.18%，到2013年突破了20%大关，达到21.74%，之后维持在20%以上。这一趋势从某种角度反映出，喜欢居家过日子的农民，在收入有了相对保障的情况下，开始走出大山、走出农田，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大，这种扩大不只表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史清华、徐翠萍，2008），同时也反映在经济欠发达的黄土高原。

综合山西十村农家食品消费结构变化来看，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山西农家食品消费已发生显著性的结构性变化，具体表现：第一，食品消费以副食为主，其主体地位越来越稳固，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而主食消费支出份额还将进一步下降，已成为“名不副实”的主食；第二，农家食品消费的货币化和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已完全摆脱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走上依靠市场来实现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道路，商品性消费已成为农户家庭食品消费的一个重要趋势。

住房支出水平及构成。农户居住方面，在整个观察期，山西十村农家住房水平呈稳定上升趋势，人均住房面积由观察初期的18.33m2，经过14年的发展，到21世纪初的2000年首次突破30m2，达到了30.03m2，到2002年进一步上升至34.13m2，经过短暂的徘徊后，2005年在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支持下，人均住房面积再次步入上升通道，到2017年升至47.54m2，较世纪初的2000年增加了58.31%，较观察初期的1986年增加了1.59倍。显然，农户家庭住房改善除了与农户收入增长相关外，还与“十一五”时期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有关，受益于这一政策的支持，农户住房改善在此期间得到快速发展。

从农家住房支出水平变化上看，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见图7）。具体看，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显然是一个分水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前（1986～2004年），山西十村农家住房支出在波动中保持稳定，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出台后（2005～2017年），农家住房支出显著迈上一个新台阶。在观察初期的1986年，人均实际住房支出为64.56元，随后波动上升到1988年的100.56元，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住房支出出现大幅下跌，到1995年降至45.74元。进入“九五”期间有所反弹，到1998年上升至93.42元，随后在国家紧缩银根以及农户税费负担过重的情况下，再度出现大跌，降至2001年的29.03元，为观察期最低点，之后，随着新农政的实施，特别是2005年国家出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支持，住房支出呈现一个明显突升，到2007年突破百元大关，达到了113.80元，经过短暂的徘徊后再次迈上更高的台阶，到2011年上升至193.25元，到2013年突破200元大关，达到242.19元，之后维持在高位运行，到2017年上升至292.55元。

尽管人均实际住房支出呈波动上升趋势，特别是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户人均实际住房支出绝对数增长迅速，从2005年到2017年住房支出增长了近2倍，但从住房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看，其走势在波动中呈“U”型，从观察初期的19.31%波动下降至2001年的8.10%，为观察期最低，之后在系列新农政政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下，住房支出占比呈波动上升趋势，到2011年上升至19.57%，到2017年进一步上升至22.77%。可以预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2017年），未来农家住房支出还会进一步上升。

“有房才有家”，住房在中国居民心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从山西十村农户住房面积，还是住房支出水平及变化趋势看，农家住房支出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显著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5年）和乡村振兴战略都会对农户住房支出产生显著影响，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住房支出还将上一个台阶。

用品消费水平及变化。在用品消费方面，从整个观察期看，山西十村农家在生活用品消费中总体上呈一种台阶式上升趋势（见图8）。在21世纪之前，山西十村农家用品消费支出水平呈波动式缓升趋势，由1986年的24.55元/人上升至1997年的48.43元/人，随后徘徊下降到2001年的39.94元/人，进入21世纪，在农村税费改革、农业补贴等系列新农政的刺激下，农家用品消费支出大幅上升，到“十五”末期的2005年上升至58.53元/人，进入“十一五”时期，国家开始试点并推广实施“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政策[4]，到2010年用品消费大幅上升至93.22元/人，进入“十二五”初期的2012年首次突破百元大关，达到了114.89元/人，随着2013年家电下乡政策的退出，农家用品消费出现微调，但人均用品消费支出基本维持在百元以上。从用品消费水平的变化趋势看，旨在为农户减负、增收的农村税费改革，尤其2009年全面推广实施的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政策，确实提高了农家生活用品消费水平，这在当下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对于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用品消费构成看，在整个32年观察期内，山西十村农家耐用品消费占比呈波动下降趋势（见图8），在1986年，耐用品消费占比为53.71%，之后在波动中下降，到1999年降至44.64%，进入21世纪后在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随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耐用消费品占比再下一成，到2011年降至38.04%，之后出现反弹，到2013年反弹至49.28%，在经历2年短暂的徘徊后再次下降，到2016年降至29.43%，随后又反弹到2017年的37.18%。从耐用品消费占比变化趋势看，虽然山西十村农家耐用品消费占比呈阶段式下降趋势，但这种下降掩盖了耐用品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以传统家电为主的耐用品消费在农户生活用品消费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自行车、家电购买需求趋于饱和，而以新型耐用品（小排量汽车、计算机）为主的耐用消费品正在走入平常百姓家。为了证明我们的结论，我们选取了代表传统耐用品消费的自行车和现代耐用品的小汽车、计算机的普及率及变化作为分析样本。从图9可以看出，传统耐用品自行车进入21世纪以来普及率明显呈下降趋势，而电视机的普及率在21世纪初的2003年已经突破了90%，达到了90.80%，到2017年进一步上升至98.12%，已经接近饱和，未来上升空间有限，但会有产品的升级换代[5]；相反，以小汽车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耐用品普及率在进入21世纪后呈快速上升趋势，小汽车在观察初期的1995年普及率仅为0.21%，到2008年上升至2.20%，随着2009年在汽车下乡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小汽车普及率快速上升到3.46%，到2017年则进一步上升至18.12%；计算机曾经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的工具，随着通信网络的应用与传播，现在也在快速进入百姓家，计算机普及率从1995年的0.11%缓升至2006年的0.83%，之后呈爆发式增长，到2017年已经上升至36.23%。未来小汽车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耐用品的普及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也是扩大内需可以重点考虑的方向。

主要服务性消费水平及变化

服务性消费水平及分布。服务性消费水平的高低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服务性消费缺乏关注，导致服务消费所占份额偏低、增速较慢。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家对吃、穿、用和住房等需求趋向饱和的情况下，拓展服务性消费不仅有利于推动农家消费层次升级，拉动消费需求的新增长和扩大内需，同时也是保障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山西农家生活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化看，其已开始从生活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在整个观察期内，山西十村农家服务消费水平呈逐年增长态势，从1986年的人均服务消费支出28.43元上升至2017年的361.14元，32年增长了11.70倍，年均增长8.54%。从人均服务消费水平的变化趋势看，先缓升后快速增长，从观察初期1986年到1999年，14年来，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增长了1.38倍，年均增长6.91%；但进入21世纪后增速明显加快，从2000年到2017年，18年增长了4.36倍，年均增速10.35%。服务性消费成为进入21世纪后黄土高原农家消费的一个新亮点。

教育支出及变化。从农家服务消费结构看，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不断深入，农民的子女生育数量明显减少（史清华等，2000），农民望子成龙的期望逐渐升高，加之时代的变迁，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时代对新生代子女素质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导致农民的子女教育投资观念转变。由此教育性服务消费在农民家庭中的地位出现明显上升。从整个32年的观察期来看（见图10），山西十村农户在教育服务（学杂费）上的支出开始出现明显上升趋势，由观察初期的1986年的人均8.14元上升到2017年的118.45元（1986年不变价），增加了13.55倍，年均上升幅度为9.02%。从教育支出占服务消费比重的变化看，呈倒“U”下降趋势，从1986年的28.63%波动上升至2006年的50.23%，为观察期最高；2006年国家首先在农村实施九年义务教育，随后农家教育支出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到2017年降至32.80%，较2006年的最高点下降了17.43个百分点。可见，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确实减轻了农家的教育负担。

医疗服务支出及变化。在农家服务性消费中，医疗服务消费（医疗费）是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从整个32年的跟踪调查看，该项消费支出呈快速增加趋势。在观察初期的1986年，山西十村农家人均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为4.34元（1986年不变价），到2017年，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大幅升至126.75元，相比1986年，增加了28.21倍，年均增幅11.50%，显著高于教育服务支出，也高于农户人均纯收入增幅。从农家医疗支出占服务消费的比重看，呈波动上升趋势，具体分阶段看，在“七五”和“八五”时期呈快速上升趋势，自1986年的15.26%上升至1993年的35.30%，进入“九五”时期呈下降趋势，到1999年降至21.91%，经过短暂反弹后，在国家大力推广新农合医疗保险之后，医疗支付占比再次进入下降通道，到2007年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点，为17.83%，之后出现快速上升趋势，到2017年升至35.10%，较1986年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从医疗支出及其占比变化看，尽管国家再三提高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但近年来医疗支出比重的快速增长也反映了当下中国“看病贵”的窘境，医疗负担已成为新时期农家的主要负担之一，医疗体制改革应该关注农民医疗负担问题。

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是反应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可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是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与增加的收入之比，也就是增加的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部分的比率。由于中国农村家庭是典型的集生产、消费于一体的组织，其所生产的产品首先是用于满足自身需求，然后再考虑向市场供给。因此，在计算农户消费倾向时，农户的可支配收入不仅包括现金性收入，还包括相当比例的自给自足的实物商品，这部分商品需要折算成现金性收入。由此，计算农户消费倾向时所需要的两个指标为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虽然这两个指标与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所不同，却更能反映中国农户消费倾向。

平均消费倾向。从下表可以看出，32年来山西十村农家平均消费倾向总体呈下降趋势，已由观察初期的1986年的79.51%降至2017年的54.65%，整个观察期下降了24.86个百分点。就各个阶段看，在“七五”时期，农户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为75.96%；到“八五”期间降至70.76%，5年下降了5.20个百分点；到“九五”时期，下降趋势依旧，但下降速度明显放缓，平均倾向为67.64%，较“八五”时期下降了3.12个百分点；进入“十五”时期，下降趋势明显加快，平均消费倾向为53.98%，较“九五”时期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进入“十一五”时期，下降速度再次趋缓，平均消费倾向为52.24%，较“十五”时期仅下降了1.74个百分点；进入“十二五”时期下降趋势依旧，平均消费倾向降至50.80%，较“十一五”时期下降了1.44个百分点；进入“十三五”时期的头两年，平均消费倾向有所反弹，为56.21%。

就各项消费类型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看（见下表），食品、衣着、用品、住房的平均消费倾向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服务和燃料的则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医疗呈稳步上升趋势，教育呈“∩”型上升趋势。这说明，随着农户家庭经济的发展，平均消费倾向正由生活用品向服务转移，服务性消费已成为山西农户消费的新亮点。未来随着农户收入的进一步增长，传统的衣、食、住和用品等平均消费还将进一步降低，但服务消费倾向还将进一步上升，从2017年服务的平均消费倾向为14.12%来看，未来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因此，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性产品应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扩大内需的发力点。

边际消费倾向。对于农户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收入弹性，我们通过建立消费函数，用计量回归的方法得到相应的系数，考虑到截面数据存在异方差，且不知道条件方差的具体形式，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使用“OLS+稳健标准误”（Stock & Watson，2011）。我们采用实际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对实际人均纯收入进行回归得到边际消费倾向，采用实际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对数对实际人均纯收入的对数进行回归得到消费弹性。从图11可以看出，自1986以来，山西十村农家边际消费倾向呈波动上升趋势，已由观察初期的0.1398波动上升至2017年的0.4440，整个观察期上升了0.3042。从阶段变化看，山西十村农家边际消费倾向呈“M”状，自观察初期的0.1398，消费倾向一路上升至1997年的0.4881，为“M”的第一个高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到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的影响，消费倾向快速下降至2000年的0.2262，之后受到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再次步入上升通道，到2003年升至0.5201，为“M”状的第二个高点；之后开始回落，到2006年降至0.2144，2007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在国家“家电下乡”等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刺激下，消费倾向开始逐年回升，到2017年升至0.4440。

消费弹性。从消费弹性看，在整个观察期，山西十村农家消费弹性为0.5506，即收入增加1%，消费支出增加0.5506%。从变化趋势看，山西十村农家消费弹性呈波动上升趋势，已由1986年的0.2952升至2017年的0.5331，增加了82.76%。但从各个阶段看，在观察初期的5年，消费的收入弹性为0.3494，到“八五”期间缓升至0.4200，到“九五”期间出现明显的徘徊下降，消费的收入弹性为0.4142；进入“十五”时期开始重拾升势，消费收入弹性上升至0.4359；进入“十一五”时期，进一步升至0.4791；进入“十二五”时期，消费的收入弹性再进一步上升至0.5321；进入“十三五”时期的头两年，消费弹性出现明显徘徊，微降至0.5295。从农家消费收入弹性的变化趋势看，农民收入增长对农户消费需求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九五”时期，当农户收入增长明显徘徊不前时，农户家庭消费对收入变化的敏感性明显增强。因此，在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不减以及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关键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农户收入，只有收入提高了，扩大内需才不会是无源之水。

结论及政策建议

消费是农户最基本的经济行为之一，基于山西十村32年的连续跟踪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对山西农家消费水平及其结构变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笔者得到以下结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整个32年的观察期，山西十村农家消费水平变化总体呈阶段性上升趋势，这一变化与农家收入增长的阶段性是密切相关的；从家庭收入与消费水平看，家庭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

第二，山西十村农家生活消费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这种结构性变迁主要表现为生活品消费支出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取而代之是服务性消费份额呈快速上升趋势；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发展，以及农户家庭粮食生产“口粮化”、农业生产“简单化”，农家消费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稳中有进。

第三，从生活品消费及其结构变迁看，食品、衣着、住房消费份额下降，表明以吃、穿、住为代表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以用品和燃料消费份额的上升为代表的小康和富裕消费已进入农户视野。我们进一步从食品消费及结构变化看，食品消费结构已发生巨大变迁，首先食品消费以副食为主，其主体地位越来越稳固，而主食消费份额还将进一步下降，已成为“名不副实”的主食；其次食品消费的货币化和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已完全摆脱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走上依靠市场来实现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道路，商品性消费已成为农户家庭食品消费的一个重要趋势。

第三，从服务性消费及其结构变迁看，医疗支出占比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医疗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长明显快于家庭收入增长和服务性支出增长，这值得医改相关部门重视，尤其因病返贫更值得关注；教育支出呈先升后降走势，表明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至少对于减轻农家教育支出作用明显。

第四，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就各项消费类型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看，以衣、食、住及用品为代表的温饱型消费品的消费倾向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以服务和燃料为代表的小康和富裕型消费品的消费倾向呈稳步上升趋势。这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消费倾向正由生活用品向服务转移，服务性消费已成为山西农户消费的新亮点。未来随着农户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传统的衣、食、住和用品等温饱型消费品的平均消费还将进一步降低，但服务消费倾向还将进一步上升，且空间巨大。因此，为农村居民提供更良好的服务性产品应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发力点。

第五，在“家电下乡”“小汽车购置税补贴”以及新能源交通工具下乡、扩大内需等系列财政、金融政策的刺激下，山西十村农家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悄然变化，农家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弹性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扩内需、稳增长的前提是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本文系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转移与村庄秩序问题研究”和江苏省高校哲社重点项目“大学生消费信贷行为及监管策略”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1773076、2017ZDIXM106；全国及山西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同志们对本文数据与咨询等给予了大力支持；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彭小辉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由于收入和消费水平受物价水平的影响很大，为了消除物价因素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我们利用山西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6=100）进行去通胀处理，文中涉及的价值数据如没有特殊说明均同此；文中涉及的图表1992、1994年数据均未统计。

[2]2010年3月23日，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印发《新增家电下乡补贴品种实施方案》及确认新增补贴品种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10]62号)。根据新增家电下乡补贴产品范围的新规定，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云南和陕西共有10个省份选择了电动自行车实施下乡补贴。

[3]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国际上通用该系数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

[4]2007年年底，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相继推出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消费促进政策；2007年12月起，家电下乡开始在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试点，农民购买补贴范围内的家电产品可以获得13%的财政补贴；2009年2月开始，这一政策在全国范围推广，直到2013年1月31日结束。

[5]事实上，已更新了不下三代，由黑白，到彩色，由小屏到大屏，再到平板，到液晶。

参考文献

晋洪涛，2013，《理性与效率：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彭小辉、王玉琴、史清华，2017，《山西农家行为变迁：1986～2012》，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史清华，2005，《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史清华、程名望、徐翠萍，2007，《中国农业新政策变化的政策效应》，《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第51～61页。

史清华、王安庞、申潞玲，2000，《农户消费行为及购买力问题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史清华、徐翠萍，2008，《长三角农户服务消费行为的变迁：1986～2005》，《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第64～72页。

［美］E·曼斯菲尔德，1992，《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Stock & Watson, 2011,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3rd edition, Boston: Addison-Wesley.

责 编／周于琬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Farm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from 1986 to 2017

—Based on 1,000 Households in Ten Villages in Shanxi

Shi Qinghu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rmers' data (1986-2017) collected by the fixed observation points in the rural areas, this paper adopt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consumption level, structure and trends of 1,000 households in ten villages of Shanxi; the consump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major household goods; level and trends of main service consumption; and the average and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and the elasticity of consumption. It is found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rural economy and the income of farmers,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farmers had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share of foo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kept going downward, while the share of servic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especially medical consumption) showed a rapid upward trend; under the backdrop of grain production kept for own use and "simpl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degre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monet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had been steadily growing. During the whole observation period, farmer households tended to shift away from food consumption to service consumption. Necessity consumption, represented by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daily goods, was declining, while the well-off and wealthy consumption propensities, represented by services and fuels respectively, were on a steady upward trend.

Keywords: farmers, consumption behavior, consumption structure, tax and fee reform,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史清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农地分等定级、农地估价、农业规划与布局、项目评估、粮食增长与安全、农产品供需平衡、农业投资、农户行为。主要著作有《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农户消费行为及购买力问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