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中华文化典籍翻译为外文版本并推动其面向世界各国发行，成为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世界各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必然需要。中华文化典籍浩若烟海，内涵丰富，在外译传播中需要健全专业翻译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市场化的对外出版机制、建设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精品体系。
【关键词】中华文化典籍 外译 中华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传统文化得以延续而未曾遭遇中断的国家。中华文化文脉绵长主要得益于大量文化典籍的传世。
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中华文化的文脉流传及其精神内涵的缔造所形成的大量古代文献，从广义上看都属于中华文化典籍，如《中华文化典籍指要》一书便收录了先秦至晚清（1840年期间）多达1024部中华文化典籍，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和科学五个方面。当然从不同的标准出发，中华文化典籍的数量不尽相同，但中华文化典籍用浩若烟海来形容实不为过，其内容所涉及的领域按现代学科来划分也非常宽广，正因如此，人们常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中华文化。
新时代，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和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需求都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典籍的外译正在成为出版业中新兴的文化产业业态。实际上，自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启，中华文化典籍中诸如《四书五经》 《老子》《庄子》等先秦经典、“四大名著”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和一些中医典籍便被陆续翻译和传播到世界各地，尤以英译本、法译本和日译本为多。但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文化经典的外译传播主要由外国学者来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典籍的外译已基本形成了以国内学者为主体的格局，且翻译作品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甚至一部经典被翻译成十几种乃至二十几种语言的现象也已出现，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典籍的外译事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文化具有开放性，只有在相互交流中才能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其外译传播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高的同时，我国应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发出中国声音不仅需要讲述当代中国故事，也需要让世界人民从灵魂深处和精神本质上来认识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典籍便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而以传统文化典籍传播中华文化也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
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困难重重
专业翻译人才队伍匮乏，翻译人才教育覆盖范围过窄。新时代，我国将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坚定文化自信。显然，这需要我国致力于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而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传播则是推进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基本方式之一。文化典籍的外译传播离不开优质的翻译版本，而其关键在于翻译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专业翻译人才队伍匮乏，语种覆盖面也过于狭窄。我国虽将英语作为国民教育基本内容，并基本建立起覆盖全球主要应用语种的高等教育体系，但中华文化典籍的翻译属于专业化要求较高的翻译工作，既需要翻译者熟知中华文化，也需要其对外译语种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拥有深刻了解，这种复合型的翻译人才正是我国在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中比较匮乏，并在现有翻译人才教育机制下难以在短时期内大量培养的。
面对西方文化强势竞争，市场化传播机制尚不健全。中华文化典籍的外译传播应当依靠市场化的出版机制，而国外受众阅读需求的培育则主要依靠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尤其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地位的提升。目前，面对西方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中华文化典籍的外译传播在市场化出版中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竞争。同时，中华文化典籍出版发行的市场需求也缺乏有效整合，而过度依赖国家财政投入或者将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传播纳入国家财政负担的文化交流机制当中将难以获得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的持久动力。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传播市场机制不健全，缺乏对国际出版需求市场的科学评估和具有针对性的营销机制，是我国以中华文化典籍外译推进中华文化传播存在的重要问题。
文本翻译质量良莠不齐，本土文化适应性有待提高。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市场的开拓，不仅需要培育国外受众阅读需求并将其纳入出版市场建设，还需要我国在中华文化典籍翻译中树立精品意识，构建精品体系。目前，我国在文化典籍的外文翻译中虽形成了一些优质版本，但存在着翻译作品质量不高，或对传统文化本身了解不够，或难以精确转化为翻译语种所在国家和民族的本土文化的情况，存在良莠不齐的现状。尤其是对于一些小语种国家和民族，我国因专业翻译人才水平有限，尚难以从事高质量的外文翻译，也难以形成可供选择的精品体系。同时，在将中华文化典籍翻译为外文时，我国在文本内容的本土化处理上也有待提高，而能否将中华文化典籍翻译作品做到与语种所在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兼容将对作品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构成重要影响。
多方位推进中华文化典籍外译
健全专业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增加外语教育语种数量。我国应积极推进专业化翻译人才体系构建，在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中要立足专业化原则构建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比如，我国应在现行翻译专业中开设中华文化典籍翻译专业，并将其与各语种的学习融合在一起。在外语语种的学习中，我国可将中华文化典籍的翻译作为基本教学内容。同时，我国还要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落实，增加外语教育中沿线国家和民族的语种教育，并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中华文化典籍翻译教育。
引导和培育国外受众阅读需求，构建市场化的对外出版机制。当前，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动越来越频繁，世界各国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应进一步引导和培育各国民众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需要，并以优质的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版本推进市场化的对外出版机制建设。我国应鼓励国内有实力的出版企业积极“走出去”，在科学评估各国对中华文化典籍阅读需求的基础上确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建立完善的销售渠道，形成国外中华文化典籍阅读市场培育和对外出版产业以及中华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机制。
构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精品体系，提高外译版本的本土适应性。中华文化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其所内涵的人文精神应当随着我国的发展走向世界。我国应当积极推进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精品体系建设，在人才、资金和政策上予以保障的同时，还要建立精品化外译经典的标准体系，并针对不同国家和民族形成几个可供选择的优质版本。在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精品体系建设中，我国应加强外译版本与各语种所属国家和民族本土文化的交流，并针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习俗选择不同的经典，避免经典内容与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习俗冲突。
（作者为河北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①裘克安：《更好地组织中国文化代表作的英译和出版》，《中国翻译》，1991年第2期。
②赵长江：《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③杨英法、张骥：《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与汉语弘扬间关系探讨》，《石家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④程永生：《从四大古典小说名著选段翻译看如何英译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语篇》，《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责编/胡秀文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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