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具有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而在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思想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可以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本思想 和合文化 廉政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治国理政智慧，如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廉政法治思想等。虽然这些治国理政智慧产生于古代社会，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变化，我们总能从中找到一些基本的共同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民本思想始终展现着重要的治国理政智慧
《尚书》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商汤时盘庚提出了“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要求皇亲宰相抛却私心，施恩于民；周朝的开国元勋周公总结商纣灭亡教训，强调“敬德保民”，这些都是上古民本思想的体现，虽然都仅是些只言片语，没有形成完整的治国理政理论体系，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民本思想已经在早期中国初见端倪。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众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和一大批关心国家政治的思想家出现，民本思想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最后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民本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民本思想，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民本思想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民本思想等。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则成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主流，为后来统治阶级巩固其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民本思想也由此逐渐成为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就是关心民众疾苦，君主要想保证国家的稳固安宁，就必须顺应民心民意，与民同甘共苦，只有这样国君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到了汉唐时代，民本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国家的具体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推行和运用，其中家喻户晓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民本思想的充分运用。而反观历史上每次王朝的更替和政权的倾覆，也大多是因为统治者视民众为草芥，贪污腐化之风盛行。
与此同时，古代的统治者在不断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政权的更替中，也清醒地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开始重视民意和民生，通过推出一系列有利民生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虽然这些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也为近代以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仁人志士提供了民本思想现代转型的基础。最有名的如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其中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体现了更为先进的民本思想。后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重新进行定义，赋予了民本思想更为科学的内涵，实现了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型。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把“和合”作为美好的价值追求
“和合”一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和谐、中和、协调、融合、合作等内在含义。从哲学层面来说，“和合”是指矛盾对立的事物能够协调统一的存在与发展，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
和合文化最早可以上溯到史前的“八卦”和“五行”文化，它们都是把自然界的各种组成部分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协调平衡地运动和发展的，这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思维到西周时期逐渐被概括为“和”的思维。“和”与“合”联用大约是在春秋时期，荀子、管子、墨子等思想家开始运用“和合”的思维和概念来阐释他们的学说和理念。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种学说、流派林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他们对“和合”文化的理解都大致相同，比如儒家和道家对“和合”就有着相似的阐释。儒家历来重视中和之道，孔子所主张的“无可无不可”并不是“和稀泥”的表现，而是一种不偏不倚、刚柔相济的中庸之道，是一种“和合”思维的具体体现。而道家《老子》的“道生万物”，《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都是在万物生成和存在方式上，体现出万物“和合”而成的朴素唯物观。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家各派对和合理念的广泛认同，和合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协调、包容、合作等理念，被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广泛接受和运用，和合文化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价值观念中的精髓。在2003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阐释了“和为贵”作为和合文化核心的价值内涵。他指出，中华民族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和为贵”为标志的和合文化，所谓“和为贵”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个人身心之间都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理念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民族和国家之间。这就把“和为贵”的文化理念提高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推动我国的和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以“和为贵”为核心的和合文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军事上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外交上提倡“和平共处”；政治上追求“政通人和”；商业上信奉“和气生财”；家庭里重视“家和万事兴”等等，这些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在生活中的种种体现，都折射出“和合”理念。“和合”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思维习惯，它已经扎根在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代代相传。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合”文化中和理念所起的兼容并蓄的纽带作用。
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笔宝贵遗产
“廉政”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形成。诸子百家都一致认为“廉”首先源于内心的自觉自律，体现了个人的基本道德操守，在义利面前，要能够见利思义，舍利取义。不仅如此，孔子曾经强调国家的治理要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他的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强调统治者个人的廉洁自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国家治理上，道家虽然主张无为而治，但也指出社会的有序发展也需要“廉”的内在道德自律。墨家也将“廉”作为衡量统治者德行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所谓君子或圣贤之人，必须首先具备廉的品行。法家强调“廉政”的根本在于法治，要以“法治”实现君主、官吏的清正廉明和百姓的廉正为人，从而把“廉”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具有丰富的政治远见。
“廉政”是一种去奢从俭的自觉态度，有着勤俭节约和杜绝奢侈的重要内涵，具体表现就是在生活中不奢侈，勤俭清政。勤政爱民，清正廉洁也是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所在，是为人，为君，为官，为政的基本道德和美德要求。墨子曾说如果奢靡无度，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政治必定混乱。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也说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指明了勤俭节约的历史作用。
“廉政”文化不仅对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代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反腐倡廉工作，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构建廉政的相关理论和施行廉政的相关举措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新中国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例如，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伟大领导人，他善于吸收传统廉政文化的精髓，运用整风和思想教育等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探索出许多有益的工作方法和模式。
（作者为中共周口市委党校讲师）
【注：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课题（项目编号：SKL-2017-2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责编/孙垚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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