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基于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原则，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制定各种机制化的条约、法规，建设相应的执行机构，降低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实现所有合作成员的共同繁荣，提升区域的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目前，长三角一体化，从关注经济建设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态、创新、协调，并且从研究、规划与行动计划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开展合作。在现有的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中，虽然核心城市的范围有所扩容，但目前仍然没有涵盖江苏、安徽和浙江三个省份的全部地市；且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为此，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应放大长三角利益协同和共享效应，实现城市群的产业双迁；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多圈层、跨区域的国际产能合作；依托跨区域的园区合作，利用一揽子方案塑造W形价值链。
【关键词】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 价值链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4.005
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内涵解析
实现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同时考量高质量和区域一体化两个重要维度。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都十分丰富。其中，高质量发展至少包括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乡建设、文化建设、生态环境、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按照主流观点，区域一体化实质上就是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区域上的经济主体之间在空间上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过程。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拉萨的研究，区域一体化作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至少包含四个发展阶段：一是贸易一体化，旨在取消对商品流动的限制；二是要素一体化，旨在实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三是政策一体化，主要是实现区域内成员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四是完全一体化，即所有政策方面的全面统一。在城市层面上，区域一体化主要表现为从单一的城市发展演变为区域性的城市一体化发展，一是形成城市群，二是城市间的一体化，也称同城化。
就长三角区域而言，目前经历了一体化发展、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正如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一体化能够从密度、距离和分割等维度重塑经济地理空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基于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原则，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制定各种机制化的条约、法规，建设相应的执行机构，减少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实现所有合作成员的共同繁荣，提升区域的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赵红军等认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尤其需要注重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这里的互联互通，不仅包括交通和运输条件上的互联互通，还包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1]周振华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城市或者地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否大于行政区划上的应有规模，二是城市或者地区的功能分工是否合理，三是城市和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高低。[2]刘志彪认为，进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之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必须动态调整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模式。据此，再通过顶层设计，建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机制。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要朝着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3]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通过强化各个区域行政主体的相互开放的格局，尤其是要在三省一市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主动拆除各种明的行政壁垒，消除各种暗的潜规则。同时，要大力鼓励并积极推进生产要素在区际不同层级的城市之间，按照市场规律自由配置和双向流动。除此之外，还有专家认为，高质量发展在宏观、中观层次上，有着不同的理解，最为核心的内容和最为基本的要求，就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包括多种战略选择：一是促进经济进步，构建完备的经济体系；二是建立学习型经济，改进动态效率；三是“做大、做强、做优”现代制造业；四是把绿色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根本导向与核心元素之一；五是依托城市群，优化区域产业功能布局；六是把自主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根本支撑。安徽省社科院程必定认为，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长三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至少应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动力变革和新旧动能转换，二是强调治理模式的转变，三是强调机制构建。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现状
以1982年成立上海经济区为起点，长三角一体化构想由来已久，不仅是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也是自下而上区域治理的实践产物。首先，在国家层面，长三角一体化作为一项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党中央、国务院谋划已久。比如，2008年国务院出台了长三角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6年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4年5月和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上海，均作出了推进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2018年11月明确指出，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次，在地区层面，为推进长三角地区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过渡，长三角三省一市构建了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2005年，首次长三角座谈会在杭州召开，长三角一体化正式纳入三省市最高决策层视野。2008年，“泛长三角”进入中央视野，原本由江浙沪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开始扩容。此后，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每年轮流召开。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2018年6月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召开的主题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会议。本次会议明确强调，上海要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要各扬所长，努力将长三角建设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重要门户、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示范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先进制造城市群。围绕长三角三省一市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宏伟目标，会议达成了多项共识。从此，长三角经历了早期的三级合作，后来的合署办公，2017年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力求在综合协调和督促落实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参与合作，并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组织实施。目前，长三角一体化从关注经济建设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态、创新、协调，并且从研究、规划与行动计划等多个层面全方位开展合作。
长三角区域地理相近，人文相通，一体化发展具有产业和人文的优势。首先，2010年出台的长三角城市群规划，涵盖了由上海、江苏8个城市、浙江7个城市组成的16个核心城市[4]；2016年新版的长三角城市群规划进行了扩容，涵盖了26个核心城市[5]，包括上海、江苏9个城市、浙江8个城市和安徽8个城市。两个版本的规划相比较，不仅在城市数量上有了大幅增加，而且内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在城市群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方面，2010年版的定位是“一核九带”[6]，而2016年版的规划定位是“一核五圈四带”[7]。两次规划的最大差别在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突出了分散化和多中心结构，这有利于深化区域产业的分工与协调。不过，在现有的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中，虽然对核心城市的范围进行了扩容，但目前仍然没有涵盖江苏、安徽和浙江三个省份的全部地市，而这些未被涵盖的城市恰恰是最需要进行产业扶持的城市。其次，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区域，选择的是以代工方式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但三省一市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甚至同一个省份的不同地市的产业基础也有着较大的差别。为此，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机制
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产业链思维。比如，在对外经济关联上，长三角区域作为一个区域整体，应当发挥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制造技术的二传手功能；在对内经济关联上，长三角区域之间应通过产业转移和园区合作，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要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引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逐步实现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区域治理模式选择上，要深刻把握战略性区域治理模式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要有系统思想和哲学思维。要善于运用倒逼机制，实现单一区域的治理模式向区域的整体治理和系统治理模式转型。由于区域一体化关系到多方区域主体的得益，所以区域治理应当是合作治理、群体治理，而不是单一治理、寡头治理，要从区域协同发展向一体发展转变。
长三角一体化必须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区域协调新体制和新机制。原因在于，区域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有效降低区域间要素的流动障碍，通过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整治促进区际产业分工与协作、提高创新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为地区产业集聚和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加便利的条件。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角度讲，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必须放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演变这一国际大背景来分析。也就是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放到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全球治理模式变迁这一国际大背景当中来考察，还要放到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当中来分析。
在区域经济理论中，一个区域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不仅要受到本区域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区域外因素的影响，主要影响路径是输出基础部门和先进性推动单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形式，归根结底，最终要通过生产函数来联系。生产函数的作用要素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投入要素，直接进入生产过程，包括资本、劳动、资源、技术等；另一类形成区域生产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这里的硬环境主要指基础设施条件、相关产业的布局等，软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制度、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等。
通常，在封闭的区域经济系统中，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不仅反映了该区域当前的生产能力，而且可以归结为产出和需求的函数。供给方面，产出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需求方面，总需求包括私人消费需求和公共消费需求，以及私人和公共的投资需求。除此之外，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还要取决于其他一系列因素，如技术进步、地区产业结构转换、区域交通和基础设施、产业空间布局等。
由此可见，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也应当通过区域间的货物贸易和要素流动来实现。其中，货物贸易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入手。供给方面，主要是基于区域分工的深化，优化生产要素的有效投入；需求方面，主要是扩大外部的有效需求。而要素的流入和流出主要表现为多时空尺度下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联系，不仅涉及经济规模，而且涉及经济结构，还包括生产条件、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可运输性、运输成本的大小、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规模优势，以及局部化效应和聚集效应，等等。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路径
基于上述合作机制的分析不难看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一方面在于如何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体系，另一方面在于如何整合国内价值链并且塑造国内价值链的链主地位。同时，还要结合长三角在国家战略当中的地位，深化国内各大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要以价值链方式整合各区域的产业，并通过园区合作共建方式，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
放大长三角利益协同和共享效应，实现城市群的产业双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应当放到长江经济带大保护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来进行[8]。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和支撑区域，长三角不仅有水、路、岸、港、产、城等资源，还有湿地、森林等资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必须严格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关于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次序和要求，统筹考虑生态环境和运输条件的承载力，划定生态保护的红线。同时，要建立合理的生态保护补偿和惩罚机制，统筹产业空间布局。
首先，贯彻产业双迁思维，实现利益多方共享。根据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城际双迁空间结构模型，产业空间布局遵从沿海、沿江向内地延伸的次序。为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使得区域内每个城市的等级和规模与其结点的位置高度相关，越是高端的产业，越会优先布局到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区域。长三角在“五区”规划和建设中[9]，要发挥整体性的关键龙头引领作用。
其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利益共享必须以重点实施压减、转移、改造、提升为抓手。比如，在地区间产业转移和腾笼换鸟问题上，要从资源、环境、人才、区位和市场等方面进行统筹，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外围区域的优质企业向有环境容量的地区转移。重点拓展和延伸那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率高、资源和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排放少的化工新材料，以及高端专用和功能性化学品、生物及能源新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新型化工节能环保等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和特色品牌优势。通过制定专项规划和统一的税收征管协调机制，按照总部与工厂的职能划分，再在统计的总量当中进一步扣除重复的计算部分。
再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还要搭建适合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区际产业双迁的行业协作和区域资源共享的平台。在长三角一体化专项行动中，对于措施得力、并且通过产业转移初步形成了优势的产业园及开发区，要给予更多的专项奖励和扶持。在区际产业双迁中，在优化和缩短项目审批流程的同时，还要提高行业准入的门槛，同时要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
最后，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还要配合国家在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经济区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打造支撑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区域。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思想，在长江经济带和沪宁线区域，要以南京和镇江为重点，对接高铁项目和国产大飞机项目，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打造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智能数控机床、新型电力装备等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多圈层、跨区域的国际产能合作。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跨区域合作的主体和重点是企业。长三角的企业走出国门，是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全面建设的战略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支撑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必须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开放型经济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变，实现从引进外资、输出商品到输出资本、模式的产业升级，激发市场活力，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从交通区位上讲，长三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区域，而且是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突破口、关键节点。尤其是苏南板块，地处沿江“一横”和沿海“一纵”的“T”形发展战略的交汇点，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产业基础雄厚。依托自身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依托完善的综合交通体系，嵌入“一带一路”的交通网络，是长三角全面融入“一带一路”的硬件支撑。根据长三角区域企业“走出去”由近及远的路径，再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的整体战略，从国内到国外，可细分多个维度布局的圈层和廊带的目标区域。
当前，在中美贸易摩擦日渐加剧的大背景下，在产业走出去的时序安排上，长三角企业尤其是苏南板块的企业，可以利用其在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汽车制造等领域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一方面强化企业核心创新能力的培育，另一方面加强与科研能力强大的国家在产业现代化、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同时，要鼓励企业在当地投资设立制造业研发中心或区域性总部，以双边科技合作带动高端产能合作和商业模式创新。此外，还要与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拓展我国能源进出口方面的新渠道，要站在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角度，实现能源来源地方面的多样化。
长三角企业抱团“走出去”，不仅可以填补沿线国家的供给空缺，还可以利用我国基建技术成熟高效的比较优势，输出我国优质的“富余”产能，如水泥制造、钢材冶炼等。通过参与当地公共设施建设，并借助国内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发展在当地的小商品贸易。目前，中国与非洲、西欧、美洲等地区合作共建了大量园区，不仅满足了当地对基建、通信产业的需求，同时也便于利用当地的成本或国际贸易关税减免的优势，发展出口到欧洲或美洲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制造业。虽然在西欧和美洲地区尚未建成专有货运通道或合作产业园区，但当地的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集群都值得长三角企业为“走出去”而加以学习借鉴。与东欧地区产业合作基础相似，长三角地区企业可以尝试在这些地区建设区域性研发中心和技术孵化基地，提高企业的技术核心竞争力。
长三角企业对外经贸联系的各个圈层和廊带之间是互动的，是面和线的统一。比如，从苏南板块核心区到苏北以及安徽省临近的泛长三角区域，主要是依靠高速公路网和高铁线路运输，可以大大缩短长三角城际的通勤时间，提高通勤效率，便利各市的人员往来、信息交流和产业互通。除了以高铁动车线路作为客运主力，产业转移还以长江经济带的水运作为传输通道。比如，苏南板块地处沿江“一横”与沿海“一纵”的“T”形发展战略的交汇点，地理区位优越，且水运具有成本低、能耗少的竞争优势。加快水运路线建设，降低物流成本，将城市内密集强大的物流网络与沿江港口对接，充分发挥好长江水运资源对沿江城市经济贸易与物品的流通作用。长江经济带能够加快沿江城市间的产业转移工作。加强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把不再适合本地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产业合作和产业双迁方式转移到长江中上游流域的湖北、重庆、四川等地区，出口导向的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影响力指数较高，可以带动其他地区关联产业的发展。
除了长江经济带的西向联系之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出口通道，将长三角的分散港区逐步打造成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智能互联港口，降低本地产品出口的运输成本，加快长三角企业向东南亚地区的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以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东南亚地区劳动力和原材料优势，为纺织业、电子设备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在全球市场上高效配置资源减少阻碍。
同时，长三角企业在跨区域合作“走出去”的通道上，依赖“苏新欧”“苏满欧”等苏州直达欧洲的班列。截至目前，“苏满欧”“苏满俄”“苏新亚”等线路开行的进、出口班列的班次和载货量逐年增加。开往欧洲班列的满载而去、空载而归的现象也逐步得到缓解，与当地企业在高技术、现代化产业领域的合作也日渐加强。
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是柔性的投资和贸易通道。其中，非洲地区主要依靠“一带一路”的海上通道，西欧部分国家则可以依靠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与欧洲内陆的交通网络，而美洲地区则主要依靠海运。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例，园区内的企业主营业务涉及纺织、冶金、交通设备制造等制造业行业和部分服务业。其中，以水泥制造为主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企业数量居首，这表明当地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迫切。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企业和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汽车制造业企业的数量紧随其后。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东道国的需求结构会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而逐渐变化。从最初对农产品的需求过渡到对汽车等耐用品的需求，可以预见，未来对电子产品和文化产品的需求会进一步加大，非常适合长三角产业实现梯度转移。
依托跨区域的园区合作，利用一揽子方案塑造W形价值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大多以参与外资代工方式、以单个企业形式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到了2000年之后，这种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后的20年间，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方式主要表现为单个企业首先加入产业集群，然后集群内的企业再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在这种新的全球价值链模式下，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形态日趋复杂。为此，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要利用全球价值链变化的特点，通过优化产业集群的治理，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同时深度融入全球创新链，塑造国家价值链和地区价值链。
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需要依托各类高新区和工业园等平台和载体来实现，并且体现在集群的生态化、国际化、智能化和品牌化几个方面。其中，生态化主要表现为集群内的企业如何利用现代网络体系来进行有效治理，国际化则主要体现为其产品的市场区边界和国际影响力，智能化表现为信息化在产业集群当中的运用，品牌化表现为集群内产品的溢价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在集群的“四化”方面进行突破。不仅如此，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还可以借鉴生物种群的竞争思想，通过产业集群和城市化群落的治理，实现城市群和产业集群的融合发展和共生共荣。
为此，长三角在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和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时，要在高铁、核电、发电机等大型设备建造的重点领域，利用一揽子方案塑造W形价值链，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战略支点，重构以长三角为主的国内价值链体系。在“一带一路”沿线之外，要在深度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创新链体系的同时，实现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的战略互动。要依据长三角先进制造业技术谱系上的分类和特点，通过区域间的分工与协作，通过科学技术化、技术工程化、工程产业化、产业价值化、价值规模化、规模资本化、资本科学化等“七个转化”驱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区域研究”和江苏省333第二层次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供给侧视角下江苏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提升路径与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4ZDA024、BRA2017358）
注释
[1]赵红军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科学发展》，2018年第6期，第54～61页。
[2]周振华：《在全球城市核心功能上“拉长板”》，《解放日报》，2018年7月24日。
[3]刘志彪：《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浙江日报》，2018年11月23日。
[4]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泰州、扬州，浙江的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和台州。
[5]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泰州、扬州、盐城，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6]以上海为核心，沿沪宁和沪杭甬线、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的空间格局。
[7]“一核”指上海，“五圈”是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四带”是沿海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以及沪杭金发展带。
[8]吴福象：《构建宁镇扬同城化的利益共享机制》，《群众》，2017年第4期，第33～35页。
[9]长江南京以下江海联运港区、全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长江流域内外开放合作先导区、长三角城市群北翼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等。
责 编／刁 娜
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u Fuxiang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mean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y; adhere to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reduce the barriers to the flow of various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cooperative members by formulating various regulations and agreements and establishing corresponding implementing agencies;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region. At present, the focu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extended from the economic field to social, ec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ordination areas, and all-round cooperation has begun in terms of research, planning, and action plans. In the existing planning on the city clust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lthough the scope of the core cities has been expanded, it still does not cover all the cities of Jiangsu, Anhu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nd the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lso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how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ir governance pattern. Hence,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related synergy and sharing effect, and realize the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the urban clusters; rely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chieve cross-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take advantage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park cooperation, and shape the W-shaped value chain with a package plan.
Key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ion, value chain, “One Belt, One Road”
吴福象，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江产经智库研究员，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中国区域和产业经济发展。主要著作有《长三角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研究》（参著）、《均衡中国：长三角发展新模式》（参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