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时间：2019年1月—2019年2月。
调查方式：通过人民智库微信公众号、《国家治理》周刊微信公众号“理事长”推送电子问卷。
样本回收：回收调查问卷6243份。
样本构成：
· 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受访者占66.0%，女性受访者占34.0%。
· 从年龄分布看，30岁以下的受访者占66.3%，31—59岁的受访者占33.1%，60岁以上的受访者仅占0.6%。
· 从政治面貌情况看，中共党员（含预备）占32.4%，共青团员占30.5%，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13.4%，群众占23.7%。
· 从最高学历状况看，大专及以下学历受访者占36.3%，大学本科学历的占46.4%，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11.7%，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5.6%。
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让国与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在世界格局的大变局之下，全球化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常常引发“公地悲剧”。加之近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和逆全球化现象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导致全球治理失灵的状况频发，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前行的不确性愈发明显，各国民众对全球治理和发展的忧虑情绪逐渐增长。全球治理究竟应该朝着何种方向、用何种方式演进？在多领域逐渐步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又该如何承担全球治理的国际责任、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当前，国际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站在世界经济前行的十字路口，面对各国出现的分歧、迷茫和忧虑，中国需要在迷局中拨开云雾，主动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向，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为了解公众如何看待大变局之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人民智库开展了针对全球治理现状评价以及未来预期的问卷调查。
全球治理的发展动因与理论内涵
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人类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环境污染、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威胁影响已经溢出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国际社会开始探索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全球安全和合作体系，全球治理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治理”成为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的流行词汇。这标志着人类的政治生活重心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民族国家政府统治走向了全球治理。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59.2%）的受访者认为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展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接近半数（47.9%）的受访者赞同“全球化飞速发展模糊了国内国际问题的精确界限”的观点；此外，还有超过四成（41.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的发展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作用提高”密切相关。
成立于1992年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对全球治理的概念给出了权威性解释：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及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调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实现利益调和的机制应该通过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超过六成（64.3%）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诉求实现调和的过程”；超过半数（55.6%）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要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超过三成（35.7%）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要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安全等若干问题”。
全球治理的现状评价
俞可平教授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有五个要素：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则、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或客体，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此次调查也从价值、机制、主体、客体以及效果五个维度分别设置了问题，请受访者对全球治理的现状做出相应评价。
全球治理的价值
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全球治理面临价值共识缺失、治理权威分散、治理边界模糊、责任主体缺位的难题。原韬雄的研究认为：大国出于权力因素的考虑，常常将全球治理作为巩固其国际地位的手段，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被搁置，治理效果随之呈现出有限性和滞后性等特点。胡键的研究认为：全球治理是一个人为主导的、有价值取向的全球行动，资本主义指导下的全球治理必然是在资本的价值取向支撑下的全球行动；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虽然能够在短期内使全球治理获得短暂的有效性，但显然是无法持续的。因此，全球治理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构建起更加公正合理、有助于世界发展、能够拓展全球合作深度与广度的全球治理价值观。调查数据显示：68.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67.4%的受访者赞同“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有助于世界发展”；63.7%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要达到的目标应符合人类的普世价值”；61.8%的受访者支持“全球治理倡导的理念应超越狭隘的种族意识和文化歧视”。
全球治理的机制
全球治理的机制一般应包括国际条约体系及其缔约方会议、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以及这些要素构成的跨国性网络。学者对当前各个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深入考察分析，结果显示全球治理机制存在许多不足。杨晨曦关于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表明，现有针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国际治理安排，是在以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体制中蕴育形成的。这些治理安排一方面是人类联合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结果；一方面也受到现有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体制的局限，不能完全应对新的整体性全球环境问题。曾向红关于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的研究认为，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形成完备和高效的治理机制。目前，针对恐怖主义的霸权治理、国际组织治理、混合型治理、大国协调治理的四种机制效果有限。晋继勇关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研究显示，在公共卫生领域形成的全球相互依赖关系要求充分发挥国际机制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提供功能，以实现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全球治理的效率最终取决于国际机制的运作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可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对提升全球治理效果的作用，并表达了改革全球治理机制的要求：68.7%的受访者认为“应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68.1%的受访者赞同“稳步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体现了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67.4%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无论强弱参与全球治理都应遵守国际规范”；65.4%的受访者支持“以制度规则协调国家冲突有助于提升全球治理效果”。
全球治理的主体
二战以后传统全球治理机制以国家政府为主要参与主体。蔡澜和俞晗之的研究认为：为了维护二战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主权国家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建立起了包括联合国系统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的重要国际治理机制。在这些机制的建立过程中，美国和欧洲传统发达国家占据了二战后重要国际治理机制的绝对主导权，而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被边缘化。但在过去的20—30年，传统的治理机制出现了越来越的问题，亟需改革与创新。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所发布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全球治理中，主权国家的政府不是唯一的行为主体，各种私人部门、公共机构和国际组织也都承担责任并行使权力，多元主体的全球治理将发挥更大的灵活性，动员更多的力量来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但主权国家依然是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受访者对全球治理中的主权国家政府（7.08分）和政府间国际组织（6.99分）的作用评价最高，而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与作用是相对薄弱的，实现全球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目标依旧任重道远。
从受访者对参与全球治理国家的感觉观察：首先，受访者对中国自身的评价最高（8.25分），一方面显示出公众强大的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责任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极为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就此主持了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及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启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时代。其次，受访者对G7/G8集团国家给予了较高评价，肯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机制。G7/G8集团谋求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G7/G8成员国的高度同质性确保了相互之间的利益趋同，但来自贸易保护、生态环境、恐怖主义、极地太空等新兴领域的治理难题挑战了传统治理机制的效力和合法性，世界各国对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复苏步伐加快，G7/G8并不能充分整合新兴大国也难以处理新兴的全球性问题，G20因此应运而生。最后，从调查的数据结果来看，受访者对除中国外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评价并不高，这可能与G20自身的机制缺陷有关。研究者李世财认为，新兴经济体长期对可能产生分歧的全球失衡问题保持沉默，重大议程受特定国家左右，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有限，设置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
全球治理的客体
全球性问题空间范围广、负面影响大、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远远超出单个或少数国家的能力范围，因而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来应对，诸如人口爆炸、人口老龄化、全球气候变化、资源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南北关系、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全球性疾病、毒品和难民问题等。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在“全球性冲突管控”领域的作用最显著，有63.8%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此外57.1%的受访者选择了“资源能源安全”，56.6%的受访者选择了“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受访者认为全球治理作用发挥相对有限的领域为“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国际移民难民”以及“毒品走私犯罪管控”。
全球治理的效果
本次调查过程中，我们邀请受访者从地区国家不平等程度、地区贸易保护程度、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的因素以及地区气候条件和人居环境改善程度等方面，对全球治理目前取得的效果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分为正向变化、负向变化和没有变化三类。综合积极评价和消极评析的比例来看，亚洲地区的国家不平等状况、贸易保护状况、影响安全稳定因素状况、气候条件和人居环境状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此结果与中国及亚洲国家积极履行全球治理责任、共同推进全球治理进程的努力密不可分。在减少地区国家间不平等状况方面，中国政府一方面非常重视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引入国际减贫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还创造了被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减贫经验，对国际减贫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在国内充分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同时，也重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实践，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积极参与气候问题相关的各级别国际对话交流，加强各种形式的国际气候合作等方面。根据研究者何银的论文数据，截至2017年6月底，中国已有2515名维和人员在九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区和一项政治特派团中执行任务，在127个出兵国家中排名第12位。2015年12月2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会员国2016—2018年维和摊款比额，中国承担10.2855%，在193个会员国中排名第二位，是承担维和经费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报告还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就全球治理的风险挑战以及民众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期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因版面承载内容所限，获取本报告完整版，可与人民智库联系。）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刘 明】
责编：赵博艺 / 李 懿